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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亲眼看到演出前张自忠给自己的部队训话，将军站在部队前面，用宏亮的嗓音大声地向官兵们询问：参加过第几次第几次战役的请把头低下，只见刷的一下队伍里许多人的头都低下了，他又接着问：参加过某地战役的把头低下，队伍中又是一批年轻战士的头低下了，几次询问的结果是，这支部队里的军官士兵没有那个人是不曾打过仗的流过血的！张自忠挺着胸膛骄傲地挥舞着拳头：“你们都是好兵！为国出力了！”官兵们高呼着口号，群情激昂地回应着将军的鼓励。每当看到这种情况，移动剧团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感到热血沸腾。
　　有一部戏叫《反正》，描写沦陷区的士兵不甘受日伪汉奸的压迫，齐心铲除不愿抗日的军官，一起离开沦陷区。第一次在部队演出这个剧目时，军方有些不安，演出一结束，一位副军长立刻跳上台向士兵讲话，说剧中的长官不见得是不愿意抗日的，官兵一心都是为了打鬼子。以后每演出一场，长官必定上台演说一遍。
　　演出《烙痕》时，张自忠哭了，大滴的眼泪从这个倔犟勇猛的将领脸上落了下来。
　　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雨，剧团住的后台漏雨无法睡觉，大家就把行李搬到前台，坐在行李上唱起歌来。正在这时，张自忠披着雨衣，打着赤脚来看望他们，身后跟着参谋长和副师长等人。他逐个询问同学们家里情况，当听说张家三姐妹父亲的名字时，随同的参谋长惊喜地插嘴说，我是你们父亲的学生啊！接着感叹道：你看你们，本来是可以在家里享福的，结果出来受罪！张自忠又充满感情地对大家说：“你们都是北平的大学生，看见你们，我心里很难过。日寇进攻北平时，我听从上峰的命令没有抵抗，一直感到有罪。外界人对我有误会……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算我对不起*……”
　　与张自忠将军在一起的情景是他们终身难忘的。照片前排左四为张将军，虽然岁月已使图像变得十分模糊，但仍能辨认出前排右二为张昕，后排右二为荒煤
　　后来，张自忠还带同学们去看黄河，看着黄河滔天浊浪翻卷而来，大家在巨大的浪涛声中都感受到一种力量的震撼。
　　连续不断的频繁演出，使剧团面临新的问题，表现在台柱子张瑞芳身上更为明显。最初，她所扮演的角色多是靠着自身充沛的感情，但时间长了，就不可能总像第一场演出那样保持忘我的状态，而且无节制的感情宣泄也常常会影响下一场的演出效果。与荒煤姚时晓讨论后，她开始寻找可以激发情绪，使人物性格自然地推向高潮的兴奋点。在扮演《打鬼子去》中的大嫂时，她发现这个兴奋点是孩子的死亡，而更具体的刺激点是当人物伸手去摸孩子的刹那间，为了加强这个关键点，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在道具上下了功夫：把红墨水和糖拌在一起，使墨水变成了黏稠的汁液，然后用一块棉花将液体浸透，放在香烟罐里塞进道具孩子的襁褓中。当衣衫凌乱的张大嫂抱着孩子踉踉跄跄上台，一边拍打和呼唤着孩子的时候，她很自然地顺手摸到了香烟罐里吸满“血”的棉花，定睛一看，满手是血，那是孩子的血啊！张大嫂“啊”的一声大叫，人就进入了癫狂状态！瑞芳把这一抓设定为调动情绪控制情绪的关键点，借助这一外部刺激，比较准确地，有层次地把握了人物情绪的变化，成功地把人物的感情一步步推向顶峰，也调动了观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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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荒煤
这一年的时间，是我一生中经历最复杂、感情最激荡、生活最动荡的一年……——荒煤
　　1937年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荒煤和剧团的同伴们一起经历着炮火的考验，经历着艰苦生活的磨炼。然而，性格原本就有些忧郁的荒煤还是和大家不同。他不像荣高棠那样老是梗着脖子呵呵地笑，也不像杨易辰那样爱在别人难受的时候唱歌，童年生活给他的性格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烙印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和那些大学生比，荒煤显得孤独和伤感，他忧虑时局，感伤民众和士兵的颠沛流离，也思念自己久无音信的母亲和弟妹们。战争根本看不到希望，第五战区的形势一度越来越糟。用他自己的话说：整整一年时间里，就是不断地唱着救亡歌曲，既不断地呼吁“战斗”，又不断地哀叹“流浪流浪”……凄凉的音调，总是不绝地萦绕在心头。
　　使荒煤感到忧郁的还有别的方面。
　　虽然接连不断的演出使剧团在艺术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荒煤还是不满足。他看得出来，尽管剧团的人对演出充满了热情，但除了姚时晓、张瑞芳不多几个人外，其它人对戏剧本无更多的兴趣，演戏只是他们宣传抗日，实现革命目标的一种临时手段。他们对荒煤在艺术上的执着追求很难有更大的回应和理解，这不能不使荒煤感到些许的寂寞和失落。
　　荒煤深深地热爱着创作，写作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精神上的寄托，是他对生活的希望。战乱的年代，连绵不断的漂泊，不仅没有使他放弃这种希望，相反那些积攒起来的感受，使写作的欲望更加强烈……离开上海前，他已经进入小说创作的高潮，然而，战争使得他再也没有地方摆放自己那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坐下来写作，那似乎成了一个越来越遥不可及的梦，有时候，想起来，只会让人感到茫然和困惑……
　　使他感到孤独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完全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个团体里，谁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那还是在1932年，他被武汉剧联派遣到上海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会议，遇到了共产党的联络员。他只知道他叫小陈，他的勇敢、机敏和疲惫不堪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接触过几次，他还为小陈作过掩护。就在离开上海前，小陈通知他组织上已批准他为共产党员，并叮嘱他回到武汉不能暴露身份等待组织上的联系。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时刻，一切却和我们后来在电影中看到的不一样，没有宣誓，没有唱国际歌，也没有人和他紧紧地握手表示祝贺，只有小陈简单的嘱咐和交待。后来，当荒煤再次从武汉回到上海时，终于和组织接上了头，并参加了许多活动，却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小陈，直到1939年在太行山采访陈赓时，才知道小陈是中央交通员，已经牺牲了……
　　在移动剧团的那些日子里，这一切，只有荒煤自己知道。
　　他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人，这个团体中最大的不过25岁，最小的只有17岁。荣高棠是一个不知疲倦乐观能干的人，他整天奔前跑后张罗各种事情；杨易辰充满了活力，办事有头脑；还有性格倔强的程光烈、颇有主见的张楠、赋有演戏才华的方深……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进步青年，有的是民先成员，他喜欢其中的一些人，但他们是党员吗？这个团体中到底有没有党的组织存在？即使有是否也已经和上级脱离了关系呢？
　　

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1938年的新年在战争和血的洗礼中到来了。
　　一月的一天，天寒地冻，狂风凶猛地刮着，荣高棠只身一人爬上了从柳河集到徐州的一辆闷罐车。剧团正在曹县演出，他必须到徐州去找何思源和钟志青确定下一步的演出路线并领取二月的经费。
　　闷罐车离开柳河集咣当当地在铁轨上摇晃着向前，车厢里还坐着四五个武装“兄弟”，他们灰头土脸，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一看就是从前线下来的散兵。
　　荣高棠抱着出发前杨易辰塞给他的一条毯子昏沉沉地睡着了，连日的宣传演出忙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他一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这会儿便借机打起瞌睡来。
　　忽然，他觉得有什么冰冷的东西顶在头上，猛睁眼，那几个“兄弟”正站在面前用枪指着自己。
　　“把你的东西拿出来，要不老子就不客气了！”他们气势汹汹地喊着，还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敲了几下。
　　荣高棠想要和他们理论，但是，在昏暗的光线里，他看清了那些瘦弱的脸，那些充满血丝的眼睛里透露着的狰狞和无望，他们的声音颤抖又带着凶残……他知道，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他摸索着自己的口袋，身上只有十元钱，是到徐州的路费，还有一支钢笔，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只好拿出来全交给了他们。
　　那几个“兄弟”对缴获的战利品并不满意，他们不相信荣高棠只有这样一点东西，一个家伙扑上来，一把夺走了那条毯子，另外两个人翻遍了他全身上下，终于失望了。
　　他听到他们退到一边去商量，那个用枪指着他的人说：把他扔下车去，不然我们大家会倒霉的！另一个人嘀咕了几句有些犹豫，第三个人表示赞成，几个人争吵了几句，犹豫的那个想了想，叹口气，不再说什么，达成了一致的几个人都望着外面，好像在等待一个机会。
　　荣高棠很气愤，大敌当前这几个“兄弟”为了一点钱竟然什么都不顾……但他知道，指望他们把自己留下来几乎不可能，他们显然是怕火车到站，自己给他们带来麻烦，……他迅速地环视四周，火车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行驶，这样的车速被扔下去恐怕人是到不了徐州了，弄不好连命都得交待上，倒不如索性自己跳下去，危险会小一些……
　　正在这时，那个拿枪的家伙向其他几个人使了个眼色，几个人一起向他靠拢过来，“兄弟，这车里实在太挤了，只好委屈你给腾个地方了！”一个“弟兄”咧咧嘴对他笑着，其他几个人动手去揪他，“等等！”荣高棠大喊一声，他主意已定，急忙向那几个正在逼近自己的家伙说情，那几个人总算还给面子，犹豫了一下又嘀咕了一阵，然后同意了。
　　他走向敞开着的车门，闷罐车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驶去，咣当当的声音像是一首进行曲。他想拖延一段时间，或是等到火车上坡的时候再往下跳，但是身后那几个“兄弟”很着急，他们担心车快到站了，一个劲地用枪顶着他喊：快跳！再不跳就把你扔下去了！
　　他探身望着眼前晃动的土地，灰黄色的硬土在眼前掠过，风猛烈地吹着他的脑袋，让全身都感到寒冷，他顾不得再多想，就在感觉火车似乎慢了一点的时候，纵身跃了出去。车门离地面很高，他只觉得自己的手从铁门边松开的一刻，身子重重地坠落下去，有什么尖锐的东西猛烈地撞击着自己，他觉不出疼还试图控制住局面，但根本就不可能了，他在那坚硬的地面上急速地翻滚着，一个巨大的声音轰地从身后掠过，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他只觉得浑身都疼，急忙活动自己的腿脚，竟然发现除了一些外伤没有什么大问题。他笑了，得意于自己的急中生智和身手矫健，如果让那帮家伙把自己扔出来肯定不是这个结果……
　　那天的一切都像是惊险小说。走了很长时间，才看到一个小站，在见不到人的小站上一直等到半夜，总算来了一列邮车。他跑到车厢门口央求押车的把自己带上，押车的人听了他讲述，看了他身上的伤口，挥挥手让他上了车，并搬过一条长凳让他坐着，第二天早上还给他买了块白薯吃。他觉得自己总算遇上好人了，没想到好景不长，眼看还有一站就到徐州了，天空中突然出现日本人的飞机，飞机飞得很低，能听得见马达嗡嗡的声响，很快，就有接二连三的炸弹在火车旁爆炸，在一阵激烈的颤动后，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上的人急忙跳下去逃命，荣高棠跑得很快，完全不像一个刚受过伤的人，他一边跑一边心里再次感谢马教授的训练。轰炸过后，火车已经瘫在那里不能动了，他只好沿着铁路徒步向徐州走去，这时候，他才觉得又冷又饿实在没有力气支撑了，幸亏遇上了几个曾经看过他们演出的青年学生，他把自己的遭遇向他们一说，大家急忙给他凑了一点钱，给他买了点东西吃，他才坚持着走到徐州。
　　他终于找到了何思源。听了他的汇报，何思源决定让剧团到河南去，并批了四百元大洋作活动经费。告别了何思源，和同伴们约定的碰头时间已经过了好几天，荣高棠揣着四百大洋急忙往回返，为了防止再次遭遇抢劫，他混在难民中爬上了一列拉煤的车。从柳河站下来，他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赶往曹县，终于在途中遇到了已经出发的同伴们。剧团的人们正因为一连几天等不到他而焦急万分，犹豫再三，不得不决定前往徐州，幸运的是，他们在路上相遇了。远远地，人们从马车上跳下来向他招手呼喊，荣高棠更是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头加速奔跑，一边高喊着：“哎呀！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一边冲上去激动地拥抱了每一个人，那高兴的劲头竟好像久别重逢一样。
　　很多年后，荣高棠回忆那时的情景说：我真怕找不到你们啊！我不怕吃苦，不怕生命危险，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脱离了大家我该怎么办啊！
　　他不仅要把同伴们带到解放区去，他自己其实也早已离不开这个集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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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程光烈
苦闷是个人的，是布尔乔亚式的。勇敢是流淌在程光烈血管中不灭的激情，也是那个时代砺练的结果。
　　1938年5月野鸡岗的那个夜晚，程光烈告别了同伴们，把自己留在了随时可能和敌人遭遇的火车上，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想到自己经历过的一切，他觉得即使是牺牲也是值得的。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远处时而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时而是死一般的寂静。在这个时刻，他更加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热爱移动剧团这个集体，那么惦念在一起朝夕相处的同伴们，高棠、三妹、张楠、小芳、总有些忧郁的荒煤，还有爱和自己发生争执的振玖（杨易辰），他们都走到哪里了？都安全吗……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一一在眼前闪现。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在徐州庆祝台儿庄大捷。那天，整个城市的人几乎倾巢出动，大街小巷都挂着庆祝胜利的旗子，鞭炮声吵翻了天，狂喜的人们无法控制情绪，有人就拎了日本鬼子的人头走在*队伍里。他们在黄河滩、民众市场一带*，队伍最前面打着移动剧团制作的“庆祝前方胜利”的横幅，军号在引导着，紧跟在后面的士兵每个人的枪上都插着五颜六色的小旗。有人出主意，要演出活报剧，谁乐意在这种时候扮演日本鬼子？个子矮小的程光烈只好自报奋勇了。他穿着日本兵的衣服，被端着枪的士兵押着走在*队伍里。他的出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一些人高喊着“打鬼子啊！”跟着奔跑，有人不断地扔东西过来，还有人冲上来要揍他，混乱中，他竟然还抬起头来装作日本人咕噜咕噜地说了几句，这更让周围的人们恨不得咬他几口。一行人到达剧场时，尾随的人群拥挤不堪，局面眼看就要失去控制，要不是身后跟着几个端枪的人，他可能就回不来了……那场景，在野鸡岗空荡荡的火车上想起来还让他忍不住哑然失笑。胜利的滋味是多么让人欣喜啊！那时候，他们甚至想象着回到北平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可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局势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天色大亮了，灰蒙蒙的空气中，炮声依然在远处一阵紧似一阵。就在程光烈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时，车站附近忽然出现了几个人，是当地的农民冒着危险出来找活干，程光烈灵机一动急忙跑上前去询问，是否能弄到手推车，把行李推到龙塘岗，运价从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几个农民听说后立刻跑回村里，不一会就弄来了五台手推车，经过一番精简终于把主要的行李装上了，电影机等笨重的东西仍然装不下，钟志青只好留在车上另外想办法。
　　手推车吱呀吱呀地出发了，程光烈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如果遇到敌人怎么办，万一这些东西被强盗或是被这几个农民弄走怎么办……虽然势单力薄，他也作好了准备，反正不能让这些东西落到敌人手中。
　　天黑的时候，程光烈终于押着五辆手推车赶到了龙塘岗，同伴们在一所小学校吃过饭正准备休息，他的出现使大家惊喜过望，一时间满院子都是亲切的呼喊“儒弟”的声音，荣高棠更是冲上来紧紧地拥抱了他：“老兄，我还以为你当了俘虏呢！”程光烈拍拍胸膛：“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只有一条路，和这些东西共存亡！”他得意地掀起衣服，让荣高棠看他身上掖着的手榴弹。
　　可是没过一会儿，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女孩子们便都愤怒起来，三妹跑到程光烈面前瞪着眼睛问他：“鞋呢！你把我们的鞋扔了！”程光烈急得直解释，“我要是知道能回来，我连个瓦片都不会扔的呀——”，“你扔什么不行，偏要把我们的鞋扔了！”张昕还是继续发泄不满，那是她们用自己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的一种系带的男式大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