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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空白处-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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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1，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愁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选举与美女经济（2）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洋人的膝盖
洋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是人就有膝盖，基本构造没有什么两样，除非像我们古代一个伟大的兵学大师孙膑一样，被人“膑”掉了，不过，这个道理，曾经有一度中国人不太明白。
说起来，事情是洋人惹起的。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打着为乾隆皇帝祝贺80岁生日的旗号，要求建立平等通商关系，礼物没有少送，从钟表、光学仪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但唯独见了皇帝不肯弯曲自家的膝盖下跪。结果呢，建立关系的请求泡了汤，除了一个随团来的孩子得了一个乾隆赏的荷包，使团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中国，礼物原封不动地被封存在圆明园里。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门，抢掠的圆明园财宝中，有一小部分原是大英帝国的东西。
马嘎尔尼使团回去以后，西方有了很大的动静，此前来华传教士们多年宣传所建构的那个理性的中华帝国影像，破灭了，使团成员用自己的记录和素描，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外强中干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从此埋下了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伏笔。与此同时，在他们走过的中国，也留下来两个相关的传说。第一个传说有点阿Q的味道，说是虽然洋鬼子嘴上硬，坚持不肯下跪，但见到皇帝那一刹那，天威之下，居然双膝跪倒。第二个传说有为鬼子开脱的意思，说是洋鬼子不肯下跪，是因为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直腿，属于生理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马嘎尔尼回去之后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这两个传说，却一直在坊间流传，传得中国官员军民人等都知道。一直到1839年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连这个号称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都信。
林则徐来广州禁烟的时候，底气很足，底气建立在两个“情报”上，一个是洋鬼子天天吃干牛肉粉，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胀死。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鬼子膝盖打不了弯，打仗的时候，肉搏很吃亏。好在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亲自观察了洋人，而且还特意去了一趟澳门，跟洋鬼子来了个近距离接触，总算有点明白了。从澳门回来以后，请人收集西方的“新闻纸”（报纸），编了《四洲志》，还从一个在广州的洋人医生讨来了一条疝气带，治他的疝气病。
不过，林则徐明白的事情，其它的中国人依然不明白。尽管林则徐编的《四洲志》已经经魏源改编成了《海国图志》，印成了书，但看的人，却寥寥无几。京城内外的官员们，依旧津津乐道那些个关于洋人直腿的传说，直到第二次洋人打上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动了武，但也参与修约谈判的美国人，却没有跟中国人撕破脸皮，所以，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的使节进了北京，而且被告知可以见皇帝，只是必须下跪，哪怕仅仅跪一下，一小下也行。没想到，美国人一小下也不肯，一个中国官员说，你们就是现在不答应跪，见了皇帝，天威之下，自然就跪了。美国人说，肯定不跪，我们只对上帝和女人下跪。
无计可施的中国官员，最后只好认定，洋鬼子的膝盖的确不能打弯。跟他们有同样认识的还有前线的一批军官，因此他们准备了很多长棍子，预备在跟鬼子短兵相接的时候，冲鬼子下三路下手，把他们扫倒。
当然，洋人的膝盖，一直都跟我们的一样，能伸能屈，活动自如。不是洋人的膝盖出了问题，而是国人的脑袋有点进水，他们总是喜欢用自家的想当然来解释那些他们不太明白的事情，根本不在乎这些想当然的故事本身就自相矛盾，逻辑不通。其实，中国人在马嘎尔尼之前，也不是没有见过西洋人，不仅有洋人在朝中为官，而且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北边的俄罗斯人都来过，而且见皇帝的时候都下跪过。可是，一旦碰到洋人不跪的事实，大家还是回去各自编故事。医学家说，眼睛，是受脑袋支配的，这话不假。当脑袋进水的时候，眼见为实这句话，其实是不管用的。
一旦革命成了功——王金发的故事
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推翻满清，一手运动新军。一手拉拢会党，而拉拢会党的历史更久，光复会的几个干将，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都走的是会党路线。革命成了功，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人死了，但从前的会党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发就是一个。
王金发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斗鸡走狗，舞枪弄棒，加入洪帮之后，成了一个堂口的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会党，结识了王金发，这期间，王金发跟着徐锡麟去过日本，读过一个速成的体育学校，后来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堂，王金发也是其中的骨干，在里面教体育，实际上军事训练，后来东窗事发，起事不成，徐锡麟和秋瑾都折了，王金发却活了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王金发率领帮中弟兄，杀回绍兴，驱散了已经宣布起义的绍兴官绅，自任绍兴军分政府都督。
会党原是地下社会的秘密结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压迫下，非法生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当家作了主人，能想到的事，首先是扩张组织。“哥子做了皇帝了”，各地的会党，无论哥老会、袍哥、三合会、洪门，在自家兄弟做都督的地方，无不大散海底，广开山堂，军队的组织，军师旅团营连排，基本上跟会党兄弟的堂口辈份一致，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湖南的焦达峰，陕西的张云山等，莫不如此，绍兴的王金发，地盘小，手下的军队，也从一个团扩成一个旅，都是会党的老兄弟、大兄弟、小兄弟。
都是兄弟，军队的纪律也就完了，拥有军队和帮会双重身份的军官和士兵，进城之后，想干什么干什么，从偷鸡摸狗到白日行劫，都督就是制止不了。不仅如此，革命后的会党，学会了民主，军队里动辄开会表决，长官说了不算。
帮中弟兄革命成功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享受。过去说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实际上兑现的时候很少，现在有条件了，醇酒妇人，加烟枪，一样少不了。湖南都督焦达峰，整日忙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签发委任状，二是散钱，昔日江湖上的兄弟，讨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够的时候，稍有怠慢，就说不讲帮会义气。王金发和部下，进城时还穿的是布袍子，不久，天气还没有凉，就换了皮袍子。王金发革命时，家里欠人家不少银两，在衙门坐了没多久，就派兵挑着洋油桶，装着银元回家乡，四处还钱。还把家里人用轿子抬到绍兴的衙门里，士兵排队迎接，鸣炮欢迎，吓得他年老的外公差点没晕过去。不仅如此，王金发还抖威风，洋枪挎得，美妇抱得，骏马骑得，每日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田间村坊，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伍，吹着鼓乐，招摇过市。
刚进城的时候，王金发还有点杀气，说是要为秋瑾报仇，不过，很快，昔日那些迫害大通学堂的乡绅和师爷们，就都得到了任用，因为王金发自己和弟兄们，需要钱用，而征粮征税，搜刮钱财，不用毛锥，财赋安出？手下这么多帮中的弟兄，个个要活得滋润，钱哪里来？还得靠这些人。王都督手里有枪，师爷肚里有谋，弄起钱来，比清朝的老爷还有办法，过去曾经一块混过的私盐贩子，被军政府逼得没路可走，恨不得一刀宰了王都督。过去农民欠税，还可以拖上几日，现在动辄军队下乡，一条绳子就捆了上县，班房里吃家伙。绍兴的《越铎日报》批评军分政府，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居然派兵把报官砸了。一个帮会出身的革命党，几天功夫，就变成了军阀，而且是纪律最差的军阀。
革命没成功的时候，王金发身为帮会人物，奔走革命，还有些侠气，刺杀叛徒，运动军队，杀过汪公权，吓过刘光汉（师培）。革命成功之后，王金发除了威福乡里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过，刮了一年地皮，然后军分政府取消，自己带着刮来的几十万大洋，遁入上海租界作了寓公，“每日以醇酒妇人自遣”。国民党二次革命，浙江无声无息，王金发奉命前来运动旧部，旧部根本没有动的意思，帮中弟兄，分的不均，就是不是弟兄，要怪，只怪王金发太贪，一个人拿了几十万。二次革命未果，王金发没有逃亡，依旧在上海过他的好日子，一日，忽然食指大动，带了上海花榜有名的名妓花宝宝，来西湖了，结果被力求讨好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当作一件送给袁世凯的礼物，稀里糊涂被抓了进去，但是袁世凯对这种早已丧失斗志的小虾米，不感兴趣，连押解北京都没有要求，只叫朱瑞将之就地正法，朱瑞没讨到好，但既然抓了，又不能放（放了就得罪袁世凯了），就这样，王金发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以色事人和以貌取官
眼下，女大学生分配，工作难找，但是美女除外，不用统计就知道，漂亮的女大学生肯定比相貌平平的同学就业率高。其实，到找工作的当口，无论男女，相貌都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那些爹娘没有给个好皮囊的，怎么都要吃点亏，不仅今天如此，古代也差不多。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凤雏先生庞统（图23），由于生的难看，到刘备那里去求职，结果只得了一个小小的耒阳令，到任之后，终日沉醉在酒乡里。后来由于鲁肃和诸葛亮的大力推荐，才得到重用，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此事虽为演义，但史书上也有影子，只是为尊者隐，只记了后面的事，没提刘备重色轻才的糗事。
处于乱世用人之际，尚且如此，别的时候就更不好说了。南北朝选官讲究门第，但即使贵胄弟子，也须生得“美风仪”，才易得美官，做皇帝的近侍，那些歪瓜劣枣，长一副络腮胡子的家伙，大概也只有落寞的份。唐代实行科举，千辛万苦考上了，想要做官，必须得过吏部遴选的一关。这个时候，爹娘生得不济的主儿，就有些麻烦，得不到好位置不说，甚至有可能被淘汰。清朝是满人的天下，满人，或者说旗人是最讲规矩的，所以这个时代，做官的人至少在皇帝和上司面前，都必须做出一副奴才相。奴才相是什么样？古来没有定论，但首先必须是伶俐样，乖巧，低眉顺眼，但必须周正。其次是老实忠厚样。方头大耳，浓眉大眼加厚嘴唇者最佳，具体尺度，比照这个样子有所增减，但大体上不能太离谱。考试取官，衡文不衡人，虽然考生的“人事档案”上都有相貌的描绘，但无非“面白无须”之类，太粗，大体上还只能以文取人。即便如此，殿试的时候，长得对不起皇帝的，还是没有进入前几名的可能。有清一朝，传说有歪头举人，但从没有听说有过歪头进士的，如此说来，考前还是有相上貌的检验。
最露骨的以貌取官之举，要数大挑举人。在清朝，举人一般说来是不能直接做官的，但朝廷会不定期地在那些几次会试不第的举人中进行挑选，挑上的可以被派去做知县和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人称“大挑”。大挑不用考试，甚至挑和被挑者之间，话都不用说，一般是皇帝派个亲信王公，主持其事，被挑的举人们十个一排，跪在下面，王公挨个端详，看着顺眼就挑出来。相貌在这里起了几乎是唯一的作用，据说，就脸相而论，“国”字形最佳，“日”字形就差点，如果是“冒”字或者“昌”字形，上大下尖或者下大上细，就玄，如果是“月”字形，有点歪，肯定没戏。传说晚清的名臣阎敬铭也参加过大挑，此公相貌不样，一眼高一眼低，主持的王公一见，即大笑不止，说这样的一副相貌居然也来“大挑”。
古代社会，女子以色事人，相貌自然绝顶要紧，都说红颜薄命，但又有几个女子不希望自己相貌佼好呢？无论社会地位高低，生的好，固然有薄命，被山大王掠走做压寨妇人的可能，但机会毕竟多一些。没办法，谁叫那是男权社会呢。不想，那些被女子所侍奉的男人，也要在意自己的相貌，靠低眉顺眼为官。某些大权在握的男人，偏是喜欢属下的男人，在操持公务的同时，奉献一点色相。显然，这里跟同性恋关系不大，只跟我们的政治文化有关。怪不得在某些古人的语境里，“臣”和“妾”具有差不多的意义——一边是君与主，一边是臣和妾，风流所被，至今古风犹存，君不见，庐山会议上，“政治贞操”的概念，不仅被发明出来，而且十分管用，爱提意见又不服从领导之徒，“贞操”说一出，立即缴械投降。
只要我们的官是为个人服务的，无论这个人是君主，上司，还是别的什么角色，无论男官女官，大概都脱不掉以色事人的干系，相貌，就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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