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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僧乱断葫芦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曲，好像也大有问题。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3）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等到外国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案件审理前踞后恭的状况，官府却不做任何解释，让打官司的民方觉得，官府只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枉法曲断的。在查阅教案卷宗时，我发现，非教民最热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缘由荒诞不经的事件，发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里放漂白粉（因为当时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饮用水不洁），会被当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会认为教会做法，止住了云雨，拐卖婴儿的事情已经不需要说了，反正只要机缘凑巧，一切都会被一般民众当成充分的理由，去兴讼，去打闹，甚至去杀人防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众负屈含冤的心理，从而使得民众的反教情绪日趋严重。只要某个地方民教双方打过官司，这个地方双方的冲突就会加剧，某些原本民教相安无事的地方，只要打过官司，哪怕仅仅是误会，那么就会由此变成民教冲突高发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原本相亲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场因合作引发的误会，打完官司，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始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的一次大利用。在这次大利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火种）都被动员起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呈现出一种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有交流，就会有误会不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之关在门外。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而且，无论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因此，为了培养敌意，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2006…5…3于京北清林苑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1）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图18）看京剧的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过，不过那篇文章主要是说西太后和京剧的故事，有点冷落了老瓦，在这里，不妨旧事重提，稍微仔细一点把这件事说一说。瓦德西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绝对是个知名度非常高的名人，他的出名，半靠义和团，半靠赛金花，半靠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义和团起事，大乱之中，德国驻华公使被杀，轮不到德国人做八国联军总司令，没有德国皇帝的任命，瓦德西做不了司令，当然，最要紧的，没有坊间流传的我们的名妓赛金花、赛二爷跟老瓦之间那么些风流韵事，国人断不会翻来覆去那么多年总是炒那点陈年旧事，从上个世纪初八国联军打来，一直炒到30年代日本人打破门。害得鲁迅临死前还愤愤然：说怎么那个传说中跟瓦德西睡过的女人，居然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其实细说起来，这件事的余波还长得很，被西方某些左派人士至今奉为旗手的江青，年轻时的一件大事就是跟人争演赛金花，没争到，愤而革命，由此种下了文革中众多演戏界人士遭迫害的祸根。

　　很令国人扫兴的是，令我们如此兴奋的瓦赛公案，在瓦德西的日记里，却一个字都没提，根本找不出哪怕任何一丁点他认识赛金花的蛛丝马迹。写《孽海花》的海上文人曾朴，写《彩云曲》的清朝遗老樊增祥，以及跟着起哄的冒广生，杨云史辈，不知听了会做何想？不过还好，老瓦在日记里记了一次他在北京看京戏的经过，马马虎虎可以算是一桩能引起好事者兴致的事情。那是1900年11月23日，瓦德西实在抗不住一干北京商人的软磨硬泡，应邀去了一趟戏园子。那天演的什么戏，谁的开场，谁的压轴，老瓦是一概不知（肯定有人给他解说），一个字也没记，只记了他和随从被迎到雅座，桌上备有香槟和西式糕点以及雪茄烟，显然，这是为瓦大人特意准备的，一般戏园子里只有茶水、果子和瓜子，外加满天飞的手巾板。老瓦的嘴舒服了，但耳朵却难受，在他看来，京剧的音乐分贝大的足以让石头软化，实在令他受不了，一个半钟点之后，他和随从离开了戏园子，感慨道：“得离苦海”。这期间，我们青衣的宛转歌喉，二丑的插科打诨，外加武生的跟头把式，都不足以令瓦大人破颜一笑，虽然他注意到女角都是男人扮的，却既没有欣赏“扮女人”，也没有惊讶“男人扮”（如果老瓦死后有知，知道了中国人后来把他也编进了京剧《赛金花》里，在他看过戏的戏园子里演，不知是会哭还是会笑）。

　　看来，老瓦毕竟是老了（其时已年过七旬），或者还加上文化的隔膜，还有德国人的刻板，中国传统的风月场所与风韵佳事，都不足以令此公食指动上一动。不过，比瓦德西早40年来中国的另一位西方武夫，英法联军法国军队的司令蒙托邦，却敏感得多。他在率军远征中国途中，路过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被招待看中国戏（应该不是京剧），虽然根本没明白演了什么，但他对“漂亮的女演员”却十分着迷，特别欣赏人家“梳那乌黑秀发的优美姿势”。扫兴的是，陪同他看戏的英国人，马上就告诉了他，“漂亮的女演员”其实是男人。那么，所谓“乌黑的秀发”，也不过是假发了。蒙托邦后来进入中国之后，没有看戏的机会，开始是战事紧张，后来仗打差不多了，他的军队恰在进入北京城之前，就抢了圆明园，同时由于清政府妥协得足够迅速也足够充分，进占北京没有多久，就撤到天津摆摊出售圆明园的宝贝了，没有给北京人留太多的机会请他们欣赏京剧，无从领略肯定是更漂亮的男人扮的女人。

　　瓦德西和蒙托邦都是侵略者，而且是给中国人造成最大伤害的两次侵略战争的指挥官，蒙托邦还因为八里桥一战（此役令作为清朝战略预备队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损失殆尽），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两个都是欧洲的武夫，却也是欧洲文化熏出来的“绅士”，他们在中国做的坏事不用说，罄竹难书，但跟中国戏剧的邂逅，能恰如其分地折射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蒙托邦来华的时代，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对于神秘的东方，还多少有点猎奇的心理，画着脸谱，男扮女装的中国戏剧还能给他们一点新奇的刺激，可是到了40年以后，面对更加地道，更为华丽好看的中国戏，那个来自普鲁士的将军，却只有厌烦的份了。两人表现虽然各异，但骨子里对他们所入侵国度的文化的轻慢却是并无二致。1860年的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的时候，随意砸掉价值连城的瓷器，撕毁珍稀的字画，把《永乐大典》用来垫马槽，1900年的八国联军兴之所至，就用大炮轰击北京的古刹，用善本书当手纸。这一切，两位司令官都没有亲手参与，但从二人对中国戏的态度来看，这一切都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东西，大概只有金银珠宝可以用来填充西方财富宝库的材料，其他的，成住坏灭，全不在他们心上。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2）




　　西方的武夫，本来就来征服“落后民族”的，有若干文化上的傲慢，倒也不奇怪，有意思的是，从1860到190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个善于编故事演戏的民族，1860年的故事是有关女人的，那是一个弱女子冯婉贞组织猎户打败侵略军的故事。故事里冯婉贞挥刀上阵，大呼小叫，而且深谋远虑，坚持近战肉搏，最终杀得鬼子落荒而逃。而1900年的故事主角依旧是女人，但已经变成了赛金花用自己的身体取悦瓦德西，换取了北京满城百姓的平安。其实不管当年的普鲁士武夫有没有浅斟低唱的雅致，能否领略赛金花吴侬软语的风情，也无论赛金花是否真的住进了作为瓦德西司令部的仪鸾殿，有没有可能在仪鸾殿着火的时候，被瓦德西抱出来，到了这步田地，国人对付洋人的态度，已经在向软的方面下功夫了，从冯婉贞近敌肉搏，使鬼子“枪炮终不得发”的中国功夫，变成了同样贴身距离的床上功夫，只是一种象征，一种国人最终对洋人服软的象征。服软之后，就施展软功，而1900年11月23日那邀请瓦德西去看戏之举，其实就是这种软功夫的一种，还有的就是北京市民一批又一批给占领军送来的“万民伞”。一个比瓦德西晚一些来中国的西方人写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上的软功夫相当自信，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磨软了蒙古人，又磨软了满洲人，现在又开始磨西方人了。

　　进入民国之后，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京剧终于逐渐开始为西方人接受了，特别是在那个由于懂外语，当年跟瓦德西的军队做过生意的齐如山投身京剧改革之后，京剧随着梅兰芳的轻歌曼舞走出了国门，男人扮女人，征服了欧美，于是梅兰芳成了“博士”，而京剧成了peking　opera（北京歌剧）。眼下，不少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三岔口》与《挑滑车》的打斗，开始欣赏京剧的作唱念白，一拨又一拨的老外，赶着来学京剧，荒腔走板者众，字正腔圆者稀，但认真倒是蛮认真的，有好事者还创造了英语京剧，有腔有调，就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不过，这一切，跟当年的软功夫，其实都没有关系。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1）




　　英国二战的英雄蒙哥马利（图19），1961年访问中国，在河南洛阳见识了豫剧，不过演的是《穆桂英挂帅》。看完之后，蒙哥马利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人员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回答道：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据曾经以谍报工作闻名的中国外交官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虽然活到了现代，领教过西方战后文化的前卫与颓废，但毕竟是个老派的军人，而且是老派的英国军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领会中国戏剧的“女性主义”风情，想不通女人为什么要“挂帅”。

　　其实，蒙哥马利尽管老派，却不可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他当年率领的英国军队里，就存在着大量的担任后勤、救护和通讯的女兵，他只是不能理解女人做元帅而已。但是在我们戏文故事里所描绘的中国古代，军队里是不大可能有女人的（大诗人杜甫说过，“妇人在军中，军气恐不扬”有禁忌在）。商代的商王的妃子妇好，据说带过兵打过仗，一支用过的大斧几十斤重，但那是三代的古事，秦汉以后这种事似乎就没有了。木兰从军的传说，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事情，严格地说，是“可汗大点兵”点出来的，跟汉人什么关系。相反，倒是欧洲人曾经有过女人挂帅的事，圣女贞德的历史，距蒙哥马利其实也不算远，虽然那是法国人的事，想必英国人也都知道，因为贞德打的就是英国人，而且最后是被英国人当女巫杀掉的。

　　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军队里没女人，在中国人的戏文里，偏多女人打仗，甚至挂帅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最妙的地方是，往往是男人打不过女人，连夫妻之间都如此。以杨家将故事为例，赫赫有名的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打不过一个山寨的女子穆桂英，被逼着，半推半就做了上门女婿，中间经过了一些曲折，最后当然是杨家捡了便宜，大宋王朝多了个能征善战的女元帅。不服不行，这种故事居然会往前复制，据说杨六郎的爹杨老令公杨业，跟他孙子一个命，也是打不过佘太君，才上门的，佘太君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没机会上前线，但老了老了，却来了个“百岁挂帅”，领着十二个寡妇出征了。

　　无独有偶，类似的戏曲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薛丁山（传说中薛仁贵的儿子）和樊梨花的故事，北宋大将高怀德之子高俊保与女寨主刘金定的故事等等，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子，靓男俊女，男的打不过女的，被女人抓到床上，然后靠老婆打胜仗，挣功名。最可笑的是，著名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离婚事件，也有好事者把它改成这样了：秦香莲当闻之被陈世美甩了之后，没有哭哭啼啼去找包拯，而是一咬牙一跺脚，上山学了一身武艺，然后去投军，建功立业，当了元帅，这回轮到陈世美来求着她了，幸亏此戏陈世美的角色是文官，没法夫妻对打，如果打的话，陈世美连人家一个指头都当不起，戏的结尾，跟所有类似的戏一样，都是夫妻乱哄哄的大团圆。

　　最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上面讲的种种古代“野蛮女友”，或者女元帅的戏剧，几乎都是晚晴以后的产品，在清朝中叶之前，人们的想象力好像很是不够，编不出这么多男女之间床第之外的枪棒逸事来。然而，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男人打仗根本不用女人的年月，除了鸦片战争时的清军将领杨芳，用过女人用过的马桶，义和团的勇士，用过金刀圣母、黄莲圣母之类的活的“女神”之外，女人基本上跟战争无关。但不幸的是，那也是个中国的男人打败仗的时代，一个败仗跟着一个败仗，败得旁边观阵的文人们不好意思了，于是编出一个又一个女人出征外夷而且战而胜之的故事，过过干瘾，装装门面。当然，也有细心人看出来破绽——女人还缠着足，怎么可能上阵，于是乎，大家一起来呼吁女人放足，发起“不缠足运动”。后世弄不明白，还以为那么早中国就有了妇女解放的先驱，于是写文章研究啊，歌颂啊，没完没了。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2）




　　其实呢，说一千道一万，打仗主要还是男人的事，连这个事都指望女人的话，中国的确就没有真的男人了。

　　中国的事，演戏只当它演戏就是，要紧的是，现实生活别跟演戏似的就好。




选举与美女经济（1）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图20），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