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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风云录-第1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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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国富？民富？
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变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焦点就是“国富”还是“民富”，就具体策略而言，就是“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抑兼并”。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其实际动机则多是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以充实国库。
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抑兼并运动，都是在王朝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从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
但贫苦百姓对这样的“右贫抑富”毫不领情，他们纷纷投到富民那里去反抗官府，比如王小波、李顺，还有宋江，都是富人，都是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的反，所以说，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是朝廷“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
王小波、李顺造反，其真实原因就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之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反对统购统销的大变乱。当时朝廷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实行博买政策，就是茶丝帛由官府统一购销，官府低价强购，不卖给官府不行，这样一来，茶丝帛商就赚不到钱了，农民卖的价格也很低。四川茶商茶农非常多，他们利益损失最大，于是就激起了四川茶农一致反抗。李顺就是四川青城有名的茶叶贩子。
宋江造反的原因是一样的。朝廷增设了西城刮田所，西城刮田所是当今皇帝和蔡京等人搞出来的新政，一般老百姓只准有多少多少土地，其余的土地一律归公，然后派出很多人去刮田，这些多余的土地、山林、湖泊统统收归国有。
这个政策听起来也很不错，但贪官污吏太多了，他跑到一个地方，你不给他贿赂，那你即使土地很少，他也说你是大地主，于是土改扩大化了。很多中农，甚至是下中农，因为贿赂太少，或者没有贿赂，他就把你的土地给拿走了。当然了，如果你是大地主，有钱贿赂，他也不会没收你的地。
宋江是梁山泊边的一个庄主，因为梁山泊“公有”了，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活路了，于是造反了，而起因就是国家搜刮百姓，与民夺利。
类似于博买务，西城刮田所的国家搜刮机构现在很多，比如造作局、苏杭应奉局造作局、苏杭应奉局等等，它们在南方，是为搞花石纲而设的。
司马光“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则是所谓“官不与民争利”，然而真的实行起来就大有奥妙了。
“官”与“民”是一对对立范畴，有双重含义。“民”可以表示与国家或朝廷相对的私人或“臣民”之意，司马光所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即指此义。另外，“民”也可以表示与权贵势要相对的下层平民或“庶民”、“下民”之意。
显然，司马光所谓“在官”实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的一切私有财产，从平民百姓到权臣、贵戚和强藩大将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的，也就是说，国家不与私人争利。
他为什么反对“抑兼并”？实际上就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的私人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抑兼并”，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的话，“不抑兼并”的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什么人称之为官？权臣，贵戚，近幸，强藩大将……官富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
看看本朝历史，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的地步。
自熙宁以来，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几度易位，忽而“变法”，忽而“改制”，忽而“更化”，忽而“绍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宁”，来来往往，不亦乐乎，然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祐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新党”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新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的“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何来“变质”之说？
只是，以蔡京为首的新一轮改革同样没有化解大宋的危机，反而让危机愈演愈烈了。
为什么“抑兼并”不能解决大宋危机，“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
说白了，“抑”与“不抑”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个国政问题，深层次看，却是儒学之争。
自汉以后，“独尊儒术”一直与“汉承秦制”互为表里，儒学已成为杂糅诸家的混合体，而纯儒、纯法都已消失。
王安石虽然师法商君、申韩，但更尊崇孔孟，他实际上是一位带有法家色彩的儒，而司马光的放任主张与其说源自孔孟，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黄老道家传统，他可以说是带有道家色彩的儒。所谓儒法斗争，从汉代以后，已经演变为儒家内部的“法儒”与“道儒”之争。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所谓的“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道儒主张“不抑兼并”，反其道而行知。
这两者的主张归结到经济政策上，就是法儒坚持“统制经济”，而道儒坚持“放任经济”，也就是自由经济。
那把话说回来，王安石变法的根由是什么？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大宋实行的是“放任经济”，但由此造成了吏治腐败，“三冗二积”，继而国力孱弱。当今皇帝主政后，以蔡京为相，再实新政，按道理用“统制经济”应该可以充实国库了，为什么危机反而越来越厉害？
原因就是变法，变法导致政争，党争。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新旧两党互相厮杀，几十年下来，大宋国库不但没有充盈，“三冗”等积弊却发展到了极致，蔡京即使有通天彻地的本事，他也无力回天了。
“三冗”中，直接关系到新旧两党利益的就是冗官。
为什么官多？一是科举取士越来越多。科举是文人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你敢改？二是按照“恩荫”法，恩荫授官的人数量极大，这些人包括皇族宗室和大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乃至门客。这个你敢改？
本朝初年，朝廷内外官员不过数千人。到真宗朝，官员大约万人。到了仁宗朝，增加到一万七千人。到现在，你可以估算一下，大宋有多少官员。还有，正官以外等候官缺的人数同样非常多，这些人也是拿俸禄过日子的。另外，受禄的宗室吏员有好几万人，不受禄而以贪污受贿为生的吏员更是不计其数。
本朝高、中级官员的待遇比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俸禄又分为正俸、添支、职钱、禄粟、衣赐，甚至包括随从们的衣粮，等等，还有酒茶、厨料、薪炭、饲刍之给等。待遇最高的宰相、枢密使，月俸三百贯，月禄粟百石，春、冬衣共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傔人的衣粮七十人，另外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这样，一个高级官员一年的开支总有万贯以上。
官多了，朝廷付出的不仅仅是俸禄和相关待遇，还包括他们的职务消费，这是一个无底洞。据估计，目前所有官员、官署，每年的开支大约在千万贯以上。
至于“冗兵”，那就不要说了，禁军加厢军，一百多万人，每年的军费开始大约在四千万贯以上。
如此同时，皇室的耗费也日益增大。真宗皇帝朝，举行大享明堂礼的时候，一次就耗费一千两百万贯。至于当今皇帝，那就更不要说了，穷奢极侈，耗费之巨，难以计算。
苏辙曾经在上奏中说过，本朝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人的奉赠，如今皇帝又给自己挖了个大坑来耗费其余。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国库若想盈余，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变法也罢，保守也罢，说到底都是为了解决国库空虚问题，而国库之所以空虚，都是因为“三冗”，“三冗”问题不解决，根子不解决，这个危机永远没有扭转的时候，但“三冗”又直接关系到国祚利益，皇帝利益，新旧两党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两派都不愿意在这方面实施大的变革，于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大家都拼命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试图用更多的钱来解决问题，尤其到了蔡京手上，更是把“统制经济”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事与愿违，新政实施的结果和他那些前辈们的初衷根本就是背道而驰了。
至此，大宋内部的危机终于走到了足以威胁到国祚危亡的境地。
李纲说了很长时间，末了，问了一句：“使相，这个理由可以吗？”
李虎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西瓜已经烂了，还能吃吗？”
李纲微微一笑，非常自信地回道：“大宋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虽然树根已经烂掉一半，但只要细心呵护，它会长得更加高大。”
第十五章 骑墙
正月十八，金国使者到了润州，杨朴和无颜再次联袂而至。
这次杨朴的态度不一样了，他的使命还是联姻，不过这次联姻的内容除了谈婚论嫁，商定迎亲日期外，最重要的是招抚。
金国皇帝赐封李虎为汉王，就是辽东汉族王。这个汉王和奚王、室韦王、渤海王的称呼是一个意思，部族王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藩镇，拥有自己的军财政三大权。也就是说，金国正式承认了李虎的王者身份，并将他的军队和地盘收入囊中。
一般来说，部族王的王妃都是本族人，这样一来，金国公主嫁给汉王不能为正妻的理由就有了，金国皇帝的面子也有了。
女真人用一个公主就换取了辽东义军十几万大军和辽西、平州两路州县，这个交易太划算了。
李虎一口拒绝，掉头就走，不谈了。
杨朴和无颜苦笑无语，来之前，他们就知道结果了。金国皇帝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毫无道理，他也不想想，世上有这么捡便宜的吗？女真人如果推翻了大辽，取而代之，对李虎有绝对的优势，当然可以用这个条件来招抚，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目前金国还一口吃不掉辽东义军，双方都需要对方，这么做只会把李虎推进辽人的怀抱。
金国皇帝为什么敢于这么做？很简单，辽东义军的敌人是契丹人，李虎绝不会背信弃义，再投入契丹人的怀抱，做契丹人的狗，不过李虎现在的处境不好，地盘大了，人口多了，军队多了，他的生存有困难。李虎现在的处境就和当初女真人击败渤海人占据东京一样，需要时间来稳定一切，但可惜他没有时间。现在契丹人也罢，女真人也罢，都在想方设法击败对手，而做为足以影响辽东命运的李虎，无法置身事外，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答应金国的条件，成为金国的汉部落王。
金国皇帝和勃极烈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大宋人正在援助李虎。
黄涉留了下来。
帅府经过议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义军在未来一段时间采取的外交策略是“骑墙”，说白了就是做墙头草，在宋、辽、金三国之间往来周旋，争取利益最大化。我现在有本钱了，我可以给自己明码标价，哪个愿意买，请拿钱来，否则，免谈。
“骑墙”之策的本质就是生存，为了生存而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所以黄涉留了下来，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好象既不愿意反目成仇，也不愿意把自己贱卖了。
“你们的二皇子和我们的总帅一直保持书信往来。”黄涉说道，“去年年底，他们还在显州见了一面，当时二皇子说得很明白，要联姻，而条件是我们保持对燕京的攻势，帮助金军占据上京。怎么过了一个年，你们就出尔反尔，变卦了？”
杨朴一看有门。黄涉用这种语气说话，显然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他随即撇开联姻一事，直接谈双方的合作条件。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议定，除了保持边境榷场回易外，金国完全放开东京大市，从而让义军获得部分战争物资，而义军则保持对燕京的攻势，伺机攻击，从而有效牵制辽军主力。
杨朴很满意，虽然联姻和招抚都失败了，但好歹得到了义军攻击燕京的承诺，这样金军在开春后就可以向上京展开攻击了。
正月二十，辽国使者到了润州。
这次辽国使者除了韩昉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耶律淳的长史李爽，一个是南府宰相李处温之子李姡В╯hi）。
辽国的皇帝还在西京，迟迟不愿归返燕京，所有国事皆托付于耶律淳，但耶律淳因为兵败平州路，置燕京于险境，不得不引咎请辞。皇帝答应了，不过他没有罢免耶律淳的官职，只是拿去了耶律淳的摄政之权，至于国事，他则托付于南北两府的宰相。
南府宰相是张琳和李处温，他们两位力主招抚，而北府宰相是萧德恭和萧乙薛，萧德恭在中京主持军事，而萧乙薛考虑到东南路的现实状况，也同意了招抚之议。
上次招抚义军，皇帝开出了一系列空头承诺，而李虎也虚与委蛇，阳奉阴违，并乘机夺取了平州路。这次皇帝的头脑清醒了一点，知道李虎越来越厉害了，实力越来越强，而辽东局势短期内又看不到扭转的希望，如果继续围剿他，只能白白便宜了女真人，所以他接受了几位宰相的建议，尽力招抚，并给出了丰厚的招抚条件。
辽国皇帝赐封李虎为汉王。
这个汉王不是虚号，而是部族王，汉族之王。在辽东，汉族人口多，汉人有南面官系管理，所以没有王，也没有王府，这次皇帝迫于事实，无奈之下仿照管理诸蕃的办法，封李虎为汉王，建汉王府，汉王府所在地就是锦州。至于辽东义军所拥有的州县都隶属于汉王府，有汉王府管理。
“陛下说，如果汉王能收复东京，那么将来汉王府可以迁到东京，而且东京附近的州县都隶属于汉王府。”韩昉说道，“这个条件已经是陛下能给予总帅的极限了，请总帅慎重考虑。”
李虎一听来气了。直娘贼，女真人要捡便宜，而契丹人则把辽东汉人当蕃族，岂有此理，“辽东是汉人的辽东，在这块地方汉人是正统，而契丹人才是蕃族，请你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然后才来和我谈。”李虎一甩手，又走了，不谈了。
黄涉还是留下来继续谈。
“这个条件的确很好，足见陛下招抚的诚意，但是，我们汉人就是正统啦，这一点绝对不能拿来做交易。”黄涉义正严词，接着话锋马上一转，“不过，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们的确希望找到一条出路。”
韩昉、李爽和李姡Ф偈碧隽嗣诺馈＠罨⒑团丫匀挥猩嫔系睦眩窍Ｍ懈В绾握懈В裁词焙蚴芨Р拍芑竦米畲罄妫庖彩撬窃诳悸堑奈侍狻�
黄涉继续说：“陛下招抚，我们受抚，按道理很简单，但目前形势下，我们缺乏招抚和受抚的最基本条件，那就是信任。陛下不信任我们，我们也不信任陛下，所以，我们当务之急是建立信任。”
韩昉急忙问道：“药师兄有何建议？”
“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黄涉笑道，“我们保持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信任，然后我们再谈招抚，那就简单多了。”
三位使者闻言大喜。他们此趟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招抚来阻止叛军继续攻打燕京。未来一段时间内，辽军和叛军如果能保持默契，彼此互不进攻，那么辽军随即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女真人，避免两线作战。
黄涉的建议正和符合大辽利益，正是大辽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李虎是一头狡诈而贪婪的大虫，他既然提出这个建议，当然是有条件，如果不能满足他的条件，后果不言自明。
“我们保持默契是为了建立信任，但信任仅靠默契显然不够，它需要利益交换。”黄涉笑道，“你们也知道，凡事都有利有弊，我辽东义军虽然有地盘了，军队也很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手头越来越拮据，所以，希望陛下能对我们开放中京和燕京大市，允许商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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