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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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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政体中，除非被统治的人群都消灭，否则全民议会便不会消灭，所以继承权的问题在这种政府形式中根本不可能存在。
在贵族政体中，议会的任何成员死亡后，补缺选举的事情由掌管所有参议人员与官员的选任事宜的议会以主权者的资格加以掌管。代表作为代理人所作的事，就是臣民每一个人作为授权人所作的事。主权议会虽然可以将权力授与他人，以选出新任者补充其议员人选，但选举仍然是根据他们的权力进行的，当公众有要求的时候也可以根据他们的权力予以撤销。
关于继承权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发生在君主政府之中，这种困难所以产生是因为初看起来谁将指定继位者不明确，有许多时候他所指定的继位者是谁也不明确。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需要运用的推理都比每一个人一般惯于运用的更严格。
关于具有主权的君主的继承者由谁指定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其继位权由谁决定的问题，（因为选任的国王和王侯并不具有主权的所有权，而只具有使用权），我们要考虑的情形是：要不是在位的国王有权规定继承问题，便是这种权利又重新归于散乱无纪的群众之中。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具有主权所有权的人死去之后根本没有给群众留下任何主权者，也就是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大家应统一在他身上，因而能做出任何统一行动的代表者，于是他们便不能选举任何新君主；这样一来每一个人便都有平等的权利臣服于他认为最能保护他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他还会用自己的武起来保卫自己，那样就是回到混乱状态当中去，回到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当中去，和当初建立君主国的目的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就可以显然看出，君主国一旦按约建立，就永远将继承者的问题交给在位的国王根据其判断与意志处理了。
有时还会发生在位之王指定继承其权力的人是谁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根据他明确的语言和遗嘱决定，也可以根据其他充分的默认表示来决定。
当他在世时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通过明确的话语或遗嘱来宣布，如罗马最初的几位皇帝宣布其继承人的情形就是这样。因为继承人一词本身并不意味着传位者的子女或近亲，而只是指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宣布的应继承他的地位的任何人。因此，如果一个国王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明确地宣布某某人将成为其继承人，那么这人在前任国王死后马上就具有当国王的权利。
但在没有遗嘱或明确的话语的地方，就要遵从代表意志的其他自然表示，其中有一种就是习惯。因此，在习惯规定绝对应由最近的亲属继位的地方，最近的亲属便有继位的权利。因为在位之王不愿如此的话，他在世时是很容易宣布这一点的。同样的情形，在习惯规定最近的男亲属继位的地方，继位的权利便存在于最近的男亲属身上，道理和上面所讲的相同。如果风俗先女后男，情形也是一样。因为不论是什么风俗，人们都可以用语词加以限制；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这就是他承认这一风俗成立的自然表示。
在事先既没有习惯又没有遗嘱的地方，就应当认为：第一，该君主的意愿是政府应保持君主政体的政府，因为他本人就赞成这种政府。其次，他本人的子女应优先于任何其他人继位；因为根据天性说来，可以假定人们擢升自己子女的意愿总比擢升旁人子女的意愿大；而在他本人的子女中，则更愿擢升他的儿子，因为男子的本质比女子更适宜于任劳担险。第三，自己没有子嗣时，兄弟应先于外人，这样推下去，总是血缘较近的人先于较远的人；因为我们永远可以认为亲属愈近、感情也愈厚。同时还有一点也很明显，最亲近的亲属尊贵荣显时，一个人由于亲故关系而反映到自己身上的荣耀也最大。
如果君主用传位之约或遗嘱处理继承问题是合法的，有人也许就会提出一个很大的流弊来加以反对，因为他可以把他的统治权卖给或传给一个外国人。既然是外国人，也就是不习惯在同一个政府之下生活的人，所操的语言也不是本国语言；在一般情形下这样就会互相瞧不起，因而就可能转而压其他的臣民。这诚然是一个很大的流弊，但它却不一定是由于臣属于一个外国人的政府而产生的，而是由于统治者不善执政、不懂得真正的政治法则而来。因此，罗马人在征服了许多民族之后，为了使人们接受他们的统治起见，往往尽他们认为必要的程度消除这种怨懑；其方式是不但将罗马人的特权赋与被征服的每一个民族全体（有时则赋与其中的主要人物），同时还称之为罗马人，甚至还请他们许多人到罗马城中担任元老院议员和要职。我国最贤哲的国王——詹姆斯王力图使他所辖的英格兰与苏格兰两域合并，其目的也就在于此。这一点他如果达成了的话，就很可能阻止了目前使这两个王国陷入悲惨境地的内战。这样说来，君主按其意志处理继承问题，虽然由于许多君王的过失而有时发现是一种流弊，但却不能成为人民的任何侵害。关于这一办法的合法性，以下的一点也可以作为论证：不论将王国传与一个外国人会引起什么样的流弊，和外国人结婚也会引起同样的流弊，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继承权会落到他们身上，然而大家却都认为这种婚姻是合法的。
第二十章 论宗法的管辖权与专制的管辖权
以力取得的国家就是主权以武力得来的国家。所谓以武力得来就是人们单独地、或许多人一起在多数意见下，由于畏惧死亡或监禁而对握有其生命与自由的个人或议会的一切行为授权。
这种管辖权或主权和按约建立的主权的区别只有一点：——人们之所以选择主权者是由于互相畏惧而不是由于畏惧他们按约建立的主权者。但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所臣服的人就是他们所畏惧的人。在两种情形下，人们都是出于畏惧而服从的。这一点值得那些认为所有出于畏惧死亡和暴力的信约一律无效的人注意。这种看法如果正确，那么任何一种国家中的人便都没有一个有服从的义务了。诚然，国家一旦按约建立或以力取得后，如果由于畏惧死亡或暴力而作出的诺言中所许诺的事物违法，便根本不是信约，而且也没有约束力。但其理由并不是因为诺言出于恐惧，而是因为作出诺言的人对所许诺的事情不具有权利。此外，当他依法应履行信约而没有履行时，那也不是因为信约无效使他解除了义务，而是由于主权者的裁断。反之，一个人不论在什么时候依法作出诺言后，破坏诺言就是不合法的。但当他由主权者（代理人）解除义务时，他便是由强其他作出诺言的人作为解除义务的授权人而解除了义务。
但主权的权利以及其当然的结果在两种国家中是相同的。主权者的权力，不得其允许不能转让给他人，他的主权不能被剥夺，任何臣民都不能控诉他进行侵害，臣民不能惩罚他，和平所必需的事物由他审定，学说由他审定，他是唯一的立法者，也是争执的最高裁判者，他是和战问题的时间与时机的最高审定者，地方长官、参议人员、将帅以及其他一切官员与大臣都由他甄选，荣衔、勋级与赏罚等也由他决定。以上各点的理由和前一章对于按约建立的主权的同类权利与当然结果所提出的理由相同。
取得管辖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根据世代生育的关系取得的，另一种是由征服而取得的。前者是父母对于子女的管辖权，称为宗法的管辖权；这种根据世代生育关系产生的管辖权并不是因为父母生育了子女，所以就对子女具有管辖权，而是由于子女以明确的方式或其他表达出来的充分证据表示了同意。因为在生育方面，上帝为男人规定了一个协助者，永远有两个人同样是子女的父母。这样说来，对子女的管辖权就应当平等地属于双方，子女也要同样地服从双方，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服从两个主人。有些人认为管辖权只属男子所有，原因是男性更优越。但他们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男人与女人在体力和慎虑方面并不永远存在着那样大的一种差别，以致使这种权利无需通过战争就可以决定。在一些国家之中，这种争执是由国法决定的，其中大多数裁决（并非永远如此）都有利于父方；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氏族中的父亲建立的，而不是由母亲建立的。但现在问题在于单纯的自然状况，我们假想其中既没有婚姻法，也没有关于子女教育的法规，而只有自然法和两性相互之间以及其对子女的自然倾向。在这种状况下，要不是父母双方相互之间对于子女的管辖权问题自行订立契约加以规定，便是完全没有规定。如果加以规定的话，权利便根据契约实行。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亚马孙国与靠其传嗣的邻国男子相约，生男子送归该国！生女子则留归自己，所以女子的管辖权便存在于母亲方面。
如果没有订立契约，那么管辖权便属于母亲。因为在没有婚姻法的单纯自然状况下，除非母亲宣布，否则就不知道父亲是谁。这样一来，对子女的管辖权就取决于她的意志，因之便存在于她的身上。此外，我们也看到，婴儿最初是在母亲的权力掌握之下的，母亲可以养育他、也可以抛弃它。如果她养育的话，婴儿的生命便得自于母亲，因之就有义务服从母亲而不服从任何其他人，于是对婴儿的管辖权就归母亲所有了。但她如果把婴儿抛弃掉，被另一个人拣到并收养下来，那么管辖权便存在于收养的人身上，因为这婴儿应当服从保全他的生命的人，其道理是：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的目的就是保全生命，每一个人对于掌握生杀之权的人都必须允诺服从。
如果母亲是父亲的臣民，那么子女便处在父亲权力管辖之下。如果父亲是母亲的臣属，就象女王和一个臣子结婚时那样，那么子女就应当服从母亲，因为父亲也是母亲的臣民。
如果男女双方各为一国的君主，生育子女后关于其管辖权谁属的问题订立契约加以规定，那么管辖权便根据契约实行。如果没有订立契约，这种权利便应随他所住在的地方的管辖权决定，因为每一个国家的主权者对于境内一切居民都有管辖权。
对于子女有管辖权的，对子女的子女和孙辈的子女都有管辖权。因为对一个人的人格有管辖权时，对他所具有的一切便都具有管辖权；不这样，管辖权便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了。
宗法管辖权的继承权按王位继承权的同一方式处理，而王位继承权则在前一章中已作充分说明。
由征服或战争胜利所取得的管辖权有些著作家称之为专制的管辖权。这字是从希腊文ACσπó；γη变来的，本来的意思是领主或主人。这便是主人对臣仆的管辖权。战胜者获得这种管辖权的方式是这样：被征服者为了避免眼前丧生之灾，以明确的语词或其他充分表示意志的形式订立信约，规定在允许他保全生命和人身自由时，战胜者可以任意加以使用。订立了这种信约以后，被征服者就成了臣仆，但未订约前则不是。因为臣仆一字不论是来自服务，还是来自赦生（这一点我让文法家们去争论）其意义总不是指俘虏；不是指关在牢狱中或用刑具锁押起来、等待俘获他的主人或从俘获者那里购买他的主人考虑怎样处理的那种俘虏。因为这种人一般都称为奴隶，根本不受什么义务约束；他可以打开镣铐或监狱，杀死或虏走他的主人；这样做是合乎正义的。而臣仆所指的是一个被俘获后如果已经让他获得人身自由，而且允诺不再逃跑，也不对主人使用暴力，从而得到了主人信赖的人。
因此，对于被征服者的管辖权便不是由战胜而来的，乃是由于他自己的信约而来的。他之所以被拘束，也不是由于被征服；也就是说，他并不因为被打败、被抓住或被打得奔逃溃窜就负有义务，而只是因为他迁就并服从了战胜者。战胜者在没有允诺赦生前也不因为敌人投降就有义务让敌人可以免于听凭自己任意处理。投降一事只在战胜者任其自己考虑认为适宜时才有约束力。
当人们要求所谓的饶命时，便是通过投降来避免战胜者眼前的愤怒，然后再以赎金或服役来和议求生。因此，获得饶命的人并没有免死，而只是延缓杀戮，以待将来考虑。因为这并不是以保全生命为条件的投降，而是任其处理的投降。
唯有当战胜者给他人身自由之时，他的生命才得到了保障，他的服役也才成了应分之事。因为在监狱里或带着镣铐干活的奴隶，不是由于负有义务而干活，乃是由于要避免俘获他的主义的残酷待遇。
臣仆的主人也是臣仆所具有的一切的主人，可以随时索用；也就是说，臣仆的财货、他的劳动、他本人的臣仆、他的子女等等都可以在主人认为需要时随时索用。因为他是立约服从了才从他的主人那里获得生命的，立约服从就是立约承认并授权于主人的任何行为，如果主人由于他拒绝服从而杀死他，或以刑具锁禁起来，或以其他方式加以惩罚，这一切也都是由他自己授权的，不能控告主人侵害了他。
总之，宗法和专制的管辖权的权利与必然结果和按约建立的主权者的这一切完全相同，而且所根据的理由也相同，这些理由已经在前一章中提出了。因此，一个人如果是两个不同国家的君主，他在其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主权是群聚的人按约建立的主权，而在另一个国家中的主权则是由于征服得来的；也就是说：后一种主权是在每一个单个的人为了避免丧生或刑具锁禁而投降的情况下取来的；那么他如果根据征服的名义，把后一个国家当成被征服的国家而提出多于前一个国家的要求时，便是不懂得主权权利的做法。因为主权者对两个国家说来都绝对的，否则就根本没有主权；在那种情形下，每一个人只要办得到，便可以合法地用自己的武力来保卫自己的生命，而那样便是战争状况了。
由此我们便显然可以看出，一个大家族如果不成为某个国家的一部分，其本身就主权的权利而言便是一个小王国；不论这家族是由一个人及其子女组成的，还是由一个人及其臣仆组成的，抑或是由一个人及其子女与臣仆组成的都是一样；
其中父亲或家长就是主权者。但一个家族除非是能依靠自己的人数或其他机缘而具有一种力量，以致能做到不开仗就无法被人征服，否则确切地说不能算是国家。因为一群人如果显然太弱，联合起来无力保卫自己的话，那么每一个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便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智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或是逃走、或是降敌，看他自己认为哪种办法最好而定；其情形就象很小的一队士兵被一大队人马袭击时，为了不遭杀戮，可以放下武器求饶或是逃走一样。我根据人们建立国家并使自己臣服于具有足以保卫自己之力量的君主或议会之下这些事实的性质、需要和目的，通过思考和演绎，在主权的权利方面所发现的一切，以上所述就足够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圣经》在这一点上向我们宣教了一些什么。以色列的子民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见《旧约出埃及记》第xx章，第19节）这便是绝对服从摩西。关于君王的权利，上帝本身假口于撒母耳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收割庄稼。制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作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和婢女、健壮的少年人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viii章，第11、12等节）这便是绝对的权力，最后一句话中对这一点作了总结：“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然而当以色列人听到他们的王将具有什么样的权力之后，他们仍然同意，并象这样说：“使我们象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治我们、为我们争战。”（见同章第19节）。在这句话中肯定了主权者在军事和一切司法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其中包含着一个人可能转让给另一个人的绝对权力。
此外，所罗门王对上帝的祷告是这样：“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辩别是非，”（见《旧约列王记上》，第iii章，第9节）。因此，审判案件以及规定辩别是非的法规的权利便属于主权者。这种法规就是法律，所以立法权便也属于他。扫罗曾追寻大卫要杀了他，但当大卫有权力这样做、而且跟随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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