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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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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
  上谕中提及的“金川之役”,史称“大金川之役”,又曰“第一次金川之役”,以异于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即“小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
  据刘松龄说,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以之挽回朝廷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1'
  确实,这一场金川之战,就不像是清军在战场上以武力打赢了的。在替换讷亲的亲贵大臣傅恒从北京赴川途中,乾隆皇帝就已修改了他的目标,甚至在尚未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之前,就准备撤兵了。这是怎么达成的呢?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君臣斗智”,以致于让傅恒实现了“下克上”?
  一
  所谓“金川之役”,到乾隆十三年,已经打了两年之久。清军吃了不少败仗,却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屡次失利之后,总督张广泗奏称,计贼现存不过四五千人,我兵汰其伤病及无用土兵,尚可三万余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密奏: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番民不满万人,现在军营所集汉土官兵已至五万。因前敌相继败绩,将弁怯懦,兵心涣散。目前与其增兵,不如选将。请特遣重臣,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2'
  大金川人,《广與胜览图》,故宫博物院编《清史图典》《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47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驰驿前往四川督办大金川军务。又命前大将军岳钟琪、傅尔丹,驰赴金川军营。
  六月,经略大学士讷亲驰抵卡撒军营,“督催过激”,令三日取刮耳崖,违者以军法从事。六月十四日,副将买国良中枪阵亡,两日后皇帝爱将、总兵任举遇伏阵亡。讷亲为之夺气,遂奏言筑碉以与大金川共险,不敢复言进攻,且事事俱听张广泗调度。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3'
  九月二十八日,己卯,上谕:
  大金川用兵一事,不意讷亲至彼,张广泗既漫无成功,诸事推诿,而讷亲以羸弱之躯,复不能躬历行阵,惟图安逸。经朕督饬,究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一事。亦前后矛盾,于情形并不明晰。较之向日在京办事之勤敏精详,竟似两人。'4'
  命协办大学士傅恒取代讷亲,于到军营之日即授为经略,统领剿办大金川一切军务。寻晋傅恒保和殿大学士,奏章许于沿途开看。'5'
  十月壬午朔,上谕:
  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从前在京时,不过于军机奏到随常办理,从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将来作何了局,……乃起程之时,全不踊跃。彼其意以为,军前调集大兵,指期克捷。胜则引为己功,即不胜,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颜面所关,国家军旅之重,皆所不计,其隐衷已不可问。
  及至军营,张广泗方观望不前,而伊复茫无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两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请建碉与贼共险……是其第一谋画,既已贻笑众人矣。自是始有申饬之旨,然犹日夜望其成功,而乃身图安逸,并未亲履戎行。……至前后摺奏,于所奉谕旨紧要情节,概不切实明白回奏。惟以浮词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军前大臣等,经朕再三传谕,终不令其陈奏一字。
  在金川战场,名将张广泗、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都失败了,年轻而缺乏战场经历的傅恒究竟有没有超过张广泗、讷亲的本领,能够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他有信心吗?皇帝有这个信心吗?这些恐怕都是没有把握的,
  至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观其锐往直前、破釜沈舟之志,即可克期奏凯。然军旅之事,原难遥度,倘傅恒亦仍蹈故辙,纵使粉饰入告,自不能掩人自有公论,朕亦自有筹酌。但过犹不及,讷亲之失于不及,而观傅恒勇往之气,朕实虑其太过。
  但傅恒却取得了成功,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了。
  自历次上谕看来,讷亲之罪,为偷安自逸,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此其一。
  不以实在情形入告;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上谕中特别提出:“不知以经略亲信之大臣,摺奏中何事不可备陈,如汉文不能尽者,则用满文”),此其二。
  对傅恒来说,这些就是他行动的背景,也可说是他的“参照系”。他必须吸取讷亲的教训,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为此,傅恒不但要在这两个方面与讷亲有相反的“表现”,以取得皇帝的信任,而且要在第三个方面,即于“不经意间”,使得君上重新决策,修改方略,乃至“不战而胜”。当然,这只是他自己悄悄的打算,是一点不能对外透露的。
  首先,正是要像皇帝所说那样,“傅恒断不似讷亲之畏怯退缩”,而必须“锐往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现在,就是他该拿出行动来的时候了。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癸丑(公元1748年12月22日),傅恒出师,定于来年三月内全抵金川军营,大举征伐。'6'
  乙卯,出发后第二天,皇帝闻知大军沿途行走,部伍甚属整齐,“朕心甚为欣慰”。
  第三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
  朕夜间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事件,系寅刻拜发,计算大学士又复经夜不寝矣。大学士责任重大,此身尤宜保爱。
  在大军出发后第二日夜间,皇帝接到了傅恒的第一道奏摺,乃于寅刻(清晨4点前后)拜发,可见他连日行军外,一夜未睡。“闻大学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特命吏部尚书达勒当阿等,嗣后朕所发事件,若在戌刻以后,即暂行收贮,“伊等乃朕特命随大学士前往之人,大学士亦应听伊等之言也”。
  戊午,第五日(初八),又谕: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奏报事件,系初七日巳刻于获鹿县封发。计初五日由京所发谕旨,按程应于初六日戌刻始抵获鹿。大学士接到谕旨,即办理覆奏,已需一二时。是日又有军营傅尔丹等奏摺,启封检阅,逐一覆奏,亦须数时,是又达旦未寐矣。
  看来傅恒于舟车劳顿之后,又一夜未睡。显然,傅恒这一次“押宝”是押对了,他不似讷亲之偷安自逸,就此博得了皇上的欢心——“大学士身体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饮食果然多?著达勒当阿等具摺奏来,不可隐饰”,——不错,与讷亲相比,他跟皇上的亲情更近,我们还不记得皇上曾如此对待讷亲呢。
  辛酉,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奏摺,……必系初八日到(榆次县)鸣谦驿,连夜办理定稿,初九日早起起程后,交司员发驿站者。
  足见傅恒之“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
  壬戌,第九日,谕军机大臣等:
  目今经略大学士按站前进,当此严寒短晷,冲冰雪,冒风霜,实乃劳苦,……此时乘骑星驰,以示与士卒同甘苦,实属可嘉。
  傅恒不辞辛苦,勤劳王事,不但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点都是无比重要的——而且,他已在“不动声色”之间,使君上修改了战争的目标,即不必“擒获用事头人”莎罗奔,而只需“捣其巢穴”就可以了,
  至攻剿事宜,如能生擒莎罗奔及郎卡献俘,固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而我兵能捣其巢穴,夺踞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伊用事头人,即当奏捷献俘。如青海之罗卜藏丹津……具有成例。其莎罗奔等釜底游魂,不过用兵一二千人,交岳锺琪等搜捕,必不能漏网。经略大学士应即回京,襄赞政务,不必定待莎罗奔之就擒也。'7'
  看来,一旦“劣迹斑斑”的张广泗、讷亲,为“处处可人”的傅恒取代,皇帝与其之间,就会“接近”起来——或说君上是“性情中人”,好“感情用事”,亦无不可——只要傅恒通过种种“反行为”,取得他的信任。
  这样一种“位移”的结果,就是皇帝开始“为他”着想,同时亦是“为己”着想,这种“你我不分”的现象,以后我们还会多次看到。
  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共谋”,君上已于“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与臣下一同创造一个局面,一个能为彼此双方接受的“结局”。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的心理紧张会一步步消除,于是就可能反思以往的一切决定,面对各种情报,重新判断,并可能想到:这些都是“何苦来哉”?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岂不正可就此打破僵局,实现预期?
  癸亥,第十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如今日议覆山东请运奉天米石一摺,……较之经略大学士在京时,诸事周详妥协,不至烦费朕心者,实已大相径庭矣。……第金川不过一隅,视机务孰为重大,且朕躬岂宜过劳?
  所谓傅恒走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使是事实,亦可视为“托词”。重要的是,皇帝在重新考虑这场战争的战略及其得失了。他开始从不利的方面思考,这会不会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何从中摆脱出来,早日班师,而不再一味求胜?
  经略大学士到彼,荡平勒乌围、刮耳崖,即应遵照前旨,飞报大捷。其莎罗奔、郎卡擒获献俘固善,纵或兔脱潜逃,祗须留兵搜捕。……至经略学士在京时,曾面奏金川殄灭之后,乘我兵威搜讨班滚。朕思金川告捷,大局已为完美。若再办班滚,未免过求万全。……即朕所身历者言之,深信太称意之不可期。而知足常乐,信而有征。经略大学士应善体朕心,金川军务一竣,迅速还朝,以副朕望。'8'
  己巳,谕:傅恒朝夕驰驱,兼办一切公务,心力俱烦,以致火气上升,喜服清凉,“朕心实为不忍”。
  甲戌,谕曰:
  (经略大学士傅恒)征途遥远,冲寒遄发。计每日程站,远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且途次日有朕颁发谕旨、商办机务,又须逐一筹划陈奏。如此迅速,如此勤劳。而所奏事件,无不精详妥协。其经过地方,吏治民瘼,事事留心体察,据实敷陈。自非经略大学士秉性忠诚,心同金石,才猷敏练,识力优裕,安能如此。
  这样夸奖臣下,亦属罕见。其“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戊寅,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大安驿所发奏摺,系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发,若非彻夜不寐,何以赶办?'9'
  此后直至四川境内,傅恒依然辛苦异常。十二月辛卯,谕:
  朕览经略大学士奏报,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此次经略大学士奉命遄征,每日带星就道,薄暮犹未解鞍,勤劳亦云至矣。
  傅恒的另一个“优势”,是他的性格特点,传教士多说他为人谦和,屡屡为人求情。在这点上,他也与讷亲恰恰相反,——直到此刻,皇帝才说出来讷亲种种的不是,可见他早就掌握了有关情况,只是必要时,才公之于众罢了,
  (讷亲)一至西安,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及至军营,安坐帐中,从不亲身督战。每日至已午间方起,属员概不接见,遂致诸务歧误。'10'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记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11'
  是以傅恒决不以“肩舆自适”,而宁肯“山行徒步,示与士卒同甘苦”;复谦恭待下,“所过地方、吏治民瘼,又无不留心体察”,就此取得了皇上特别的信任。
  二
  傅恒在逐步取得君上的信任之余,还须把自己对前敌情况的看法,报告给皇帝(他已被赋予拆阅前方奏摺的权利)。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也是对讷亲、张广泗不满的地方之一,即所谓“不明敌情”、“并无一人据实入告”。
  十一月戊午,于直隶途次,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接到傅尔丹奏摺报匣,遵旨开看。内有小金川土司泽旺番禀一件,系告张广泗家人、通事与汉奸王秋,勒取泽旺财物,不胜骇异。细按情节,……(勾通汉奸)肆行不法,亦所不免。
  得旨:
  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12'
  但更多的情况,是他到西安及四川以后才发现的。十一月己巳,傅恒奏:
  臣经过陕省,今岁有被灾之区。抚臣陈宏谋、布政使武柱虽竭蹶办理,但承办之州县,较直隶、山西稍为不及。又闻从前过陕兵,供应稍迟,即有哄闹者,将来大兵供应愈难。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朕览经略大学士所奏事件,甚为精详周到,……闻十七日自武功起行,途间讯问张广泗,耽延甚久。又行二百余里,薄暮始至宿处。
  十二月甲申,上谕:
  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本月二十四日,入四川境。至神宣驿,即无马匹更换。次日由水程至昭化县,见第五起云梯兵仍在该县,询称因无马阻滞。
  乙酉,谕曰:
  今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四川境内,并无伺候马匹。不得已只带十数人,于陕省疲乏驿马内拣选乘骑,驰赴成都,……且途次马乏。竟至步行。'13'
  当然,更多的信息并不是在专门的奏报之中,而是在傅恒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侧面透露出来的。壬寅,傅恒奏:
  本月初九日,臣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上下四十余里,寻常牵马步行,今因连雪,路途益滑,臣率众步行。至极滑处,将马绳系拉上,一二步即倒,有十数匹坠入山涧。是日惟臣马赶到,官兵皆无马,臣独乘马不忍,因步行七十里至住宿处,并未勉强。众皆欢欣随行。此路若不加修,大兵恐致迟滞。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蜀道之险峻如此,从前实所未知。'14'意识到前敌地理环境的险恶。非是“不经意间”的叙及,恐怕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勒乌围,《平定金川战图册》(按:此图展示的是第二次金川之役的情况),《清史图典》《乾隆朝》,页54
  十二月壬午,针对令人切齿的“不能据实入告”,皇帝谕曰:
  (今据侍卫富成提问讷亲)讷亲云:番蛮之事,如此难办,后来切不可轻举妄动。这句话,我如何敢上纸笔入奏?此语实为巧诈之尤。伊受朕殊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陈奏。如果贼径十分险峻,伊曾身同士卒尽力进攻,屡冒锋刃,犹不能克。再调劲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亿浩繁,徒糜帑项,则当以实在情形奏闻,请旨停兵。……
  迨伊与张广泗久无成功,朕又屡次传谕,令其详细斟酌。倘断有不能殄灭之故,何不明言其所以然,直请班师。……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终始。讷亲以亲信近臣,膺阃外重寄,经朕如此谆切指示,亦当遵旨据实覆奏。朕岂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请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陈,则此局早已可竣。'15'
  如果早知悉这些情形,“则此局早已可竣”。前敌的艰难,皇帝恐怕是越来越知晓了。
  又因此时正值普免钱粮(自乾隆十一年始三年轮免),发生了财政调拨上的一时困难。十一月己卯,谕:
  此番军兴供亿实为浩繁,视从前西北两路军营,费用较多数倍。彼时劳师远出,十有余年,所费不出六千万。今用兵仅二载耳,即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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