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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意从宽，必且流为市恩姑息而失宽之正。则所谓宽者即严之因，而所谓严者即宽之害。是则有意从宽，尚且不可矣，而况有意于严乎？
　　表明对于贪官，从立法到执法都是“严”的；而对那些部院堂官、督抚大吏，也经常严加训斥。谕：
　　朕并非优柔无能之主，诸臣若少错会意，致趋废弛之路，朕惟地方大吏是问。＇48＇
　　又于《汉元帝论》中写道：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谒，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49＇
　　所以皇上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就此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层次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如乾隆元年三月上谕所云：
　　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元年五月戊午谕：
　　朕御极以来，所办之事，虽有数件从宽，特因体恤下情，于应从宽者始行从宽耳，……朕谆谆训诫，而诸大臣等不能仰体朕意，惟逞私臆揣测。
　　并于日后在《御批纲鉴》中说：
　　倘滑吏刁民窥见意旨，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50＇
　　宋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说杂沓并进。渐至海内棼然，民生重困。苏轼云：待事之来然后应之。深得致治大体，不止为当时药石。＇51＇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52＇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53＇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54＇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他在《经筵御论》里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55＇
　　雍正十三年十月庚寅，上谕：
　　宽厚二字，非可一概视也。厚民生，纾民力，加惠于兵丁，施恩于百姓，乃为宽厚。朕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孳孳者此耳。若夫姑息以养奸，优柔以纵恶，听若辈贻民害而蠹国事，以待善良者待奸蠹，则适所以成其惨刻残忍，而为不宽厚之尤者也。
　　表明所谓“宽”的对立物并不是“严”。＇56＇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乾隆十六年江西巡抚舒辂奏：江西省夏月溪涧水发为患，例系有贷无赈。今则无论夏秋，一遇水发，地方官即携银前往抚恤。在小民以为例当如是，望恩幸泽，无有餍时，所费实多无益，亦于风俗有关。六月辛酉，上谕：
　　舒辂此奏非是。他方偶遇旱潦，虽属偏灾，而所关于民瘼者甚重。竭力补救，尚恐小民或有向隅。……岂得因愚民望泽无餍，豫存裁抑之见？况今当国家全盛之时，……库有余帑，仓有余粟。何必以一方偶需赈恤，鳃鳃计较？且朕宵旰勤求，恫瘝在已，时切于怀，亦何忍以嗷嗷待哺之穷黎，撙节锱铢升斗之米？……舒辂着严行申饬。并将此通行各督抚知之。
　　多年后在《御批纲鉴》（卷14）中写道：
　　贾谊首议积贮，晁错继之以重农贵粟。其言虽杂，出于管、商，然崇本抑末，实为足食之源也。
　　昭槤《啸亭杂录》亦云：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57＇
　　如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58＇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59＇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而非一路下滑。尽管有些变化并非是一时的，如施政风格等较为表层的一些东西。
　　乾隆九年，流民留养资送制度初次取消之后，面对进退两难境地，五月丙申谕：
　　本年春间有旨，流民不必资送回籍，……今既雨泽沾足，究不若归而谋食之为是。亦应树之风声，凡流民有愿回籍耕种者，著地方官即行善为资送，亦不必强民之所不欲也。＇60＇
　　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呢。事过多年，于甘肃冒赈一案，特谕：
　　若因此稍涉靳固，则是因噎废食，爱民所以事天，朕如伤在抱，惟恐一夫失所，实出于中心至诚。此上天所鉴，亦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朕前旨所谓宁受万人欺，不可使视民如伤之心少懈，正谓此也。＇61＇
　　即“秋审”一事，虽一度从严，也不尽然。＇62＇金埴《不下带编》卷5论“重民命”：
　　（我朝）自太祖至圣祖，历朝积德累仁，轻刑薄罚，今圣天子尤不嗜杀，西曹所决罪，每岁不过三四十人或二三十人不等。上一狱则必宸虑详审，求其可生。诏曰：某情犹可矜也，某决尚可缓也。所谓胜残去杀者，惟我朝为然。
　　因此，与其说他“严”了，不如说是在政治上更加老练、成熟了而已。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这样过去。乾隆十五年五月，上谕：
　　当御极之初，如从宽好名之习，不能去诸怀。……比年阅事既多，深知为治必出于大公至正，斯久而无弊。……十五年来，无时不以敬天法祖为心，无时不以勤政爱民为念，无时不思得贤才以共图政理，此可无渐衾影者。人苦不自知，惟工作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63＇
　　追述往事，对“从宽好名之习”，仍“不能去诸怀”，并征引“工作过多”、“巡幸时举”几事，予以自责。虽其中也不无一二自我辩护，及归罪臣下之意。
　　这一种想法可谓由来已久，乾隆元年正月丁酉谕：
　　朕思我皇考世宗宪皇帝诚求保赤，有孚惠心，蠲免额征，宽减浮粮，……而民生犹不得宽裕者，大率由督抚大臣不能承宣德意。
　　按说，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皇上有了过失，不是不可以下“罪己诏”的。乾隆十三年就粮政问题，上谕“朕既知初意之失”云云，已与“罪己诏”相去无多。但这乃与国家政体有关，在一般情况之下，也只有怪罪臣下“奉行不实”了。从许多事例来看，这也近于当日实情，尽管其中也不免存在一些错怪之处。
　　御史欧堪善在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的奏摺中说，政令行之善则民享其利，倘而奉行不善，则法立弊生，恤民者每为病民之具。＇64＇在粮政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地方官员不愿采买，不愿存粮，并不愿劝谕捐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说来好笑，其一竟出在政府组织之内，甚至在于执行过程中的一些“技术细节”之上——难怪皇上想起了就不高兴，那些个“失败”，不归罪他们，该怪谁呢！
　　而“奉行不善”，正是官僚的一种沉默的“抵制”。“下治上”，恐怕是任何皇帝都不能不面对的现象，历史上不知多少帝王都“栽”在了这个上面。
　　因此乾隆皇帝对粮政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失败”，就不能不抱有某种“若有所憾”的心情，后来他在《御批纲鉴》（卷六）里写道：
　　孔子以子产为古之遗爱，而称其使民则曰义。今观其初政，固非以煦煦为爱者矣。惟能行其义，所以卒成其爱，不然民之不慢者几何？
　　颇有点后悔自己当日的行为，致为人所“欺”似的。所以他常常就不给那些大臣好脸子看，其后又屡兴大狱，据说“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伺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遭黜辱”。＇65＇
　　其后，皇帝开始不断地“整饬”官吏。在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中发生的“伪稿案”等“风波”中，＇66＇皇帝即迁怒地方官员，如乾隆十六年八月，将山东巡抚准泰革职拏问；山东按察使和其衷一度也革职拏问；十一月，令将江西巡抚鄂昌、江西按察使丁廷让解职。皇上批评一些督抚说：
　　外省督抚，养尊处优，牢不可破之恶习，无所惩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办理背谬，而复为姑容，国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问乎？＇67＇
　　并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惯用此术，方观承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68＇
　　对一些大员，始终不给他们好脸子看，甚至侮骂由之。＇69＇
　　到乾隆二十年左右，遂发生了一次次“整饬”官吏的“运动”，如胡中藻案、彭家屏案、庄有恭案、蒋炳案……等等，自那以后，它断断续续，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其高潮可能就是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了。在该案中，皇帝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前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山西巡抚等“俱着交部严加议处”。山东巡抚因刑求逼供、误导上司，被“恼羞成怒”的皇上降职，还有一批低级官员也遭到弹劾。次年，因一相关案件又有一批官员受到处罚，其中计有68个知县、22个知府、14个道台、32个按察使、29个布政使、26个巡抚、以及14个总督。这确像是孔飞力所谓的“政治运动”了。这一系列的事件之中，恐怕都留有乾隆十三年的微妙的影子。＇70＇
　　清朝皇上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独断”，无人“辅佐”，无大臣“襄赞”，这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物。他身边也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帝党”，在“回向三代”这样的事业上，既很少赞同的声音，也很少有人反对，一片沉默。
　　这不是“专制”，也“专制”不起来。何况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这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
　　今天捧读清代实录或其他档案史料，亦不难发现，皇上谕旨虽非公之于众，但无论面对谁人，他都是在讲理，像是在面对天下苍生，面对历史，不但道理要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蛮不讲理”，或“没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都得说出一套，并非“黑箱作业”。皇帝也常常征求别人意见，或发起廷议、会议予以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经济事务，如粮政、矿政和水利上），这也和一般对“专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71＇
　　如果说他是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乾隆四年八月丙子，因张湄奏内有臣工奏疏伏愿宸衷乾断之请，上谕：
　　自古设官分职，原以佐理政务。兵农钱谷，各有专司。朕以一身而万几待理，祖宗数百年之章程，国家千百条之规制，不得不咨询于大臣……
　　若必欲尽出一人之意，事至即断，不交廷议，无论势不可行，且于古圣人之询于四岳，咨二十二人以亮天工者，大相乖谬……不又将以朕为专任已见，而不博采众论耶？＇72＇
　　当然，这一体制自有其另外一面，即皇帝揽事太多，
　　朕临御至今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即月选一县令，未有不详加甄别者。＇73＇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就后者而言，一般并无“专制”与不“专制”之说（熟悉现代史事即不难了解这点）。总而言之，清代即使“专制”，其范围也很有限。这也为古今社会的不同所决定。
　　如果说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那么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乾隆十三年以后重点就转入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这颇有几分勉强，也有几分无奈。但是要这个古老的帝国一时间拿出什么更新的办法，恐怕也是不切实际。
　　其后，皇上几乎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多年以后，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两大事，这一段“伤心事”就这样半被掩盖起来。
　　从此，再没了以前的那一股锐气，没有了那一种理想主义，没有了对经济对策的追求。倒有几分显得“乏”了，多了许多花架子，少了若干实在的东西。所以朝鲜使臣才说清廷“外似升平，内实蛊坏”，“大臣庸碌，而廷臣轻佻，甚可忧也”。＇74＇乾隆十六年以后的几次南巡，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相对而言，朝廷进入了一个“无策”的时期，“乾隆之治”最光彩的一幕，已经悄然落下。
　　虽然如此，今上却是一个极为要强的人，决不甘心做一位庸庸碌碌的君王，古人所谓“庸主”。他仍以为大任在肩，也断然作出了若干努力，——举凡“十全武功”、“六次南巡”、“搜书编书”、“文字狱”，大体上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尽管评价不一，却也颇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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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上参见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刘凤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说到“心理变态”，当有一种“懊恼”、“悔恨”，以致“自责”的成分在内，就事论事，仅仅妻子之丧，似还不至于此，因此还应从别的地方，或更深远因素去查找。
　　＇2＇　以上参见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成崇德：《十全武功》，《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3＇　钦天监正刘松龄的私人信件，此外他还谈到了这场战争的许多问题，如它的目的和起因等，皆与众说不同（乾隆四十一年，皇上也称两次金川起衅，皆由地方官酿成）；他特别质疑清朝的军事能力，包括几年之后的准噶尔之役，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4＇　《高宗实录》，卷263，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谕。
　　＇5＇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壬子谕。
　　＇6＇　《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甲子谕；此外，皇上还说了一些关于改过的话：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朕改过不吝，……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谕）；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辛未谕）。
　　＇7＇　多年以后，皇上在《御批纲鉴》中借汉代历史解释说：“汉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累累，顾有地震山崩之异，殆所谓天心仁爱，而示之以时保之义耶”？
　　＇8＇　乾隆八年四月己亥谕：朕御极以来，重农贵粟薄赋轻徭，诸如筹积贮、蠲米税，凡所以为民食计者，既周且悉。直省地方宜乎糗粱充裕，价值平减，闾阎无艰食之虞矣。乃体察各处情形，米价非惟不减，且日见昂贵，……以为生齿日繁耶？则十数年之间岂遂众多至此？若以为年岁不登，则康熙雍正年间何尝无歉收之岁？细求其故，实系各省添补仓储，争先籴买之所致，《高宗实录》卷189。
　　＇9＇　江南道监察御史欧堪善奏陈积贮事宜：皇上旰食宵衣，保民如子，御极以来，加增常平仓额俾赈恤之需有备无患，尧舜爱民之心何以逾此，……其米价之不平者，必有致病之由。议者或以为生齿繁滋户口日众，或以为岁时旱涝收成歉薄，或以为小民巧诈囤积居奇。臣愚以为此数者势所必有，然米价之贵似不尽由此也。康熙雍正年间去今未远，生齿之繁固不如是之甚速，且我国家气运与天无极，岂再数百年而养民无善策乎？若旱涝灾祲何时蔑有，顾此丰彼啬，原可相济，查迩年各省虽有偏灾，而报丰稔者亦复不少；至囤积居奇久经严禁，地方官自当实力奉行，何至积弊连年，听其垄断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案，1140…035。比较之下，不难发现欧堪善所言多不出乾隆八年上谕之范围。
　　＇10＇　《高宗实录》卷304。
　　＇11＇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档，可以查找到的有关奏摺已有二十六份，除一份外（山东），所有的原件差不多都找到了；参见邓海伦（Dunstan）：《政府还是商人——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过程》、魏淑民：“乾隆朝粮政事件的再探讨”。
　　＇12＇　参见乾隆三年十二月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