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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抗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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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女孩子，对于什么坦克的类型，飞机的性能，枪支的种类，知道的不多，可是我是学文科的，学的还是政史，我就从这一角度说说自己的浅见吧，不要太较真啊，各位大哥们。我在这里说一个观点，所谓的信念不过是人们为了要使自己的过失或者愚蠢的行为正当化，所使用的一种化妆掩饰的借口。妆化得越厚，越是不容易看清底下真正的面貌。而因为信念的理由而杀人，其实比为金钱而杀人更下等。金钱还具有万人共通的价值，但信念的价值则仅限于本人才有用。坏人只能干一些小坏事，因为他们是心虚的。世上的一些大坏事，往往都是由‘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做出来的。一项决策，往往会害死很多人，但做下这个决策的所谓‘高尚’的人士自以为是，问心无愧。而更要命的是，当无知与权力一旦结合时，就是巨大的灾难。
看过《东京审判》的人，那么一定记得这个场景吧，法官问东条英机，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不会再一次策划发动侵华战争，东条英机沉默良久，最后很肯定的回答：“是”，全场哗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的原因众说风云，可是，我觉得当时日本的当权者的野心，贪婪是最主要的，民众受其蛊惑加入战争，人性中是有兽性的，如果不用理性加以控制的话，就会变成禽兽，日本民众在政府，天皇（日本人的精神领袖）的洗脑下，盲目的加入军队，盲目的杀人，让自己一点一点变成了野兽，可是，日本的战败，让这些军人，平民一下子失去了信仰（天皇都给麦克阿瑟当孙子了右翼首犯也死了几个），战后的日本，一段时期内还是反战的，埋头搞经济发展了，可是，在经济长足发展（现在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不满足成为经济大国，也想跻身政治大国，同时，日本得到美国（遏制中国）支持，所以才大力发展军事。军事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我们也渐渐看到了繁华背后的阴云，现在的日本军国主义又有复活的倾向，我们要随时警惕，不能让六七十年前的悲剧重演，所以，我觉得坦克兵的书也是有现实意义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虽然是yy的，可是，也是有史有料，同时，我觉得坦克兵的文也有现实意义。
现在的中国不是没落的清政府，也不是腐败的国民政府，当我们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战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奋起反抗，消灭侵略者，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size】现在的中国准备好了吗，我不禁发出疑问。前些日子日本核泄露，中国的抢盐风波轰轰烈烈，从中，我看到了一些人的无知，从众，可是，更深层次的，我也看到了隐忧，小小的核辐射，就让中国经历了一次动荡，那么，当战争真正来临时呢，我们的大部分人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大家不要觉得战争离我们很远，说句危言耸听的话，我觉得一定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次大战至今，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国际秩序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战争是什么，就是洗牌，就是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美国是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旧秩序的直接受益人，那么，它就一定会拼死扞卫旧秩序，中国的和平崛起，欧盟的建立，苏联的解体，日本经济的长足发展，世界多极化的形成，这些国家就会不满现行的世界体系，就会想打破它，战争就是这对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大家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的下一代，是一定会看见战争的爆发的，真不知道是幸与不幸。
那么，在现在这一时期，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战争还没有真正打响，是不需要我们去浴血拼搏，奋勇杀敌。可是，我们要做好战争随时会打响的思想准备，中国在慢慢强大，当敌人无法用文化手段，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平演变等）。。。。达到削弱中国实力的目的，就一定会动用军事手段，我们不能逃避这个现实与未来。多看看热血的军事小说，虽然里面也有yy，可是，还是有一些军事常识的，在未来的战争中，它们可能会救我们一命。多看看书中的英雄人物，可能，在将来的抉择中，我们就不会选错道路，以致终生后悔。
最后八卦一下，坦克兵，你的每部小说里的主角都姓李，是不是你也姓李啊，要光宗耀祖来着，嘿嘿嘿，我看出来了。
花生米和土豪劣绅（）
蒋介石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是不能抹杀的史实。彼时，蒋介石为什么要大开杀戒，亦成为大陆正直史学家研究和关注的话题。
1923年，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后的第二次“合作”一样，为中共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1927年4月，挥师北伐到南京的蒋介石决定“清党”，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清党”，不仅是要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还要斩尽杀绝。从此，也就开始了国共两党长达10年的相互杀伐。国民党的“清党”，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在两党“合作”期间，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北伐开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经过和占领的地区开展的工农运动，是导致国民党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内部本有左右两派，蒋介石本属国民党内的“左派”。中共热衷工农运动，蒋本来并不反对。正如社科院中国革命史研究室主任杨奎松指出的，蒋介石早年也受过激进思想影响，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所以，这时期，蒋介石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应否“扶助农工”，而是如何“扶助农工”。显然，这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认可。
中共视唤醒和发动工人阶级为基本使命。在此期间，中共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因为，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19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将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人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人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时任第7军军长，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16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大举捕杀共产党人的原因是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理解都会偏离真相。但北伐期间，中共在各地城乡策动、主导的工农运动，无疑是促使蒋介石下定“清党”决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给了蒋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蒋介石的大开杀戒，是指望能将真的共党杀光。即便杀不光，也让那些漏网者胆寒心惊，从此脱尽红色。但这实在是小看了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人决定反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南昌发动兵变，意味着国共武装对抗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开会，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上，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决策者。此后一年多，在瞿秋白的主导下，中共奉行后来被称为“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大玩“血的游戏”。当时，瞿秋白中央幻想着立即“武装夺取政权”。他们的想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全国各地分散地发动暴动，夺取一城一地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二步，在此基础上，举行全国总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从1927年8月到1928年下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在全国一百多处城乡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部分当场就失败了。一部分地方，当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都很短暂，迅即被摧毁。后来，连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这是“玩弄暴动”。在“玩弄暴动”的过程中，中共也曾以滥杀报复国民党的滥杀。1927年10月15日，瞿秋白代表中央指示福建省委：“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的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尽量施行红色恐怖”。
中共的以杀抗杀，又使得国民党以更残酷的屠杀来镇压。
但是到了1932年的时候，蒋介石又认为：土豪劣绅与农村愈演愈烈的革命烈火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土豪劣绅在乡村中胡作非为，肆意欺压农民，激化了乡村的社会矛盾，从而使农民起来反抗，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能够日益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在其《第九四六号训令》中指出：“一二匪党，不逞之徒，因缘时会，煽其共产邪说，诱惑裹胁，骎成今日燎原之势，推究其故，岂民众生性好乱，毋以土豪劣绅之厉耳。”〔2〕国民党湖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区专员辜仁发在一份擢呈中也指出：“盖社会上如有多数土豪劣绅之存在，其平日所作所为，实予农民以深切痛苦印象，随时随地可使良民变为匪。”〔3〕因此，蒋介石国民党认为，要取得“剿共”战争的胜利，必须对土豪劣绅的势力加以打击。只有打击土豪劣绅，减轻农民受土豪劣绅压榨的痛苦，才能防止农民参加革命，断绝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人力和物力的来源，在“剿共”战争中得到胜利。如果不打击土豪劣绅，不仅难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而且即使“剿共”战争取得一时的胜利，农民也会因土豪劣绅的压迫而重新起来革命，从而使自己的统治得不到巩固。国民党南昌行营在其《第九四六号训令》中，解释制定打击土豪劣绅政策的原因时指出：“今大军进剿（指“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引者注），渠魁就戮，指顾可期。为永远奠定社会计，不除祸源，无以消隐患；即不去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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