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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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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恐怖活动都是蓄意破坏或劫持飞机，有些恐怖分子带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在以色列境内活动。还有一些则在被占领土上招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从事间谍活动或破坏活动。
“穆萨德”曾对可疑分子作过某种描述。他们确实存在某些共同特征，但每个细节都符合的人很少。比如说，通过审问被捕的恐怖分子，“穆萨德”对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恐怖袭击前四十八小时的活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纵情作乐。住在最好的酒店里，身上的钱通常只够买一张去以色列的机票。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要在他们声称要去的这个国家订房，也说不出要去拜访的朋友或亲戚的名字。绕道去以色列也是他们通常的做法。因此，一个自称学生的年轻人却住在日内瓦最昂贵的酒店里，身上揣着一张从巴黎、罗马或者雅典到特拉维夫的单程票，却没有打算待在以色列任何地方的人，被看作是可疑人员。
跟处于压力下的人们的行为一样，恐怖分子的行为还可通过其他方式来断定。他们旅行时，行李通常很少，要么是一个粗呢包，要么是一个小手提箱，而且喜欢紧紧抓在手上，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而不是放在空座上或候机大厅的地上。他们会抽很多烟，而且频繁上洗手间。他们不能专心致志地看一本书或一本杂志，通常会哗哗哗地翻着。对他们来说，全神贯注似乎很难。如果准备劫机的话，他们会有三四个人在一起。候机的时候，他们从不坐在一起，但是会频频地交换眼神。（一名“穆萨德”特工曾在阿姆斯特丹斯希波尔机场，通过与照片对照认出了一名恐怖分子，并通过这名恐怖分子紧张的眼神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另外两名恐怖分子。）从行动的位置来看，靠走廊的位置应该更方便一些，但恐怖分子们似乎更喜欢靠窗的位置。
“穆萨德”心理学家把以上这些叫做“投影描述”，但并不一定很准。事实上，它不具备什么科学性，有些是常识。但如果没有那种特别的感觉，或者没有特别的推理能力的话，仅仅依靠这些描述是很难的。阿弗纳执行过几十次这样的任务，可警钟只敲响过两次。有一次，所有的特征都具备——可在审问那对年轻夫妇时，除了发现了大量的麻醉品之外，其他什么致命的东西都没有发现。而另一次被他抓了个正着：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那个人是在西岸招募恐怖分子的重要成员。他身上揣着一张双程票，但他不抽烟，不上洗手间，在候机厅没有跟任何人交流眼神。阿弗纳搞不清是什么促使他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并建议等那个人一到就扣下来审问的。他的确是个阿拉伯人——但其他许多乘客也是。
不过，也不能说阿弗纳已成为反恐专家。这期间他承担的都是一些较为低级的任务。这适合他。因为，首先，他不认为这些任务低级。其次，这些工作一般都在国外。在国外就意味着旅行。到1971年末他甚至连纽约都去了：这是最远的一次旅行。梦想最终成为现实。
尽管阿弗纳不再是空中警官，但他仍然不时地承担一些安全任务。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行动，就是把一个叛逃者——从来没人告诉他这人是谁——从西柏林偷偷弄回来。这个任务很复杂。后来阿弗纳开着一辆以色列航空公司运送食品的卡车穿过机场周围栅栏上的一个缺口，径直向停在那里的一架波音707开去。他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个人。另外一次是作为戈尔达·梅尔的贴身保镖去巴黎。这次旅行平安无事。
阿弗纳和肖莎娜再也没有理由不结婚了。他们终于在1971年结婚了。当时阿弗纳在野外训练。肖莎娜大学毕业还没有结婚，很可能会被拉去服兵役。但这不是他们决定结婚的主要理由，虽然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跟其他男人一样，阿弗纳觉得两个人没有正式绑在一块很舒服。
阿弗纳在旅行时没有做过对不起肖莎娜的事，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漂亮女人，也不是因为这种事有违“穆萨德”的规定，而是因为他很多时候都太忙，手头上事情太多。而且，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抗拒。也许与父亲有关。我不要重蹈父亲的覆辙，我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阿弗纳能抵抗住诱惑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让女人感动的地方。她们需要被感动，是不是？如果他们知道阿弗纳是靠什么来谋生的话，她们会被感动的。但是他不可能告诉她们这些。有些男孩也许会用其他话题来感动女人，但阿弗纳从来不会。如果他碰到一个美女，只会像个傻子一样地站在那里。这确实让人失望——手里捏着王牌，却不能打出去。
为了替自己辩驳，阿弗纳对女人产生了某种酸葡萄心理，只要机组里其他小伙子迷上了某个令人倾倒的金发女郎，阿弗纳——虽然他的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却只耸耸肩。“哦，”他说。“在外面时，也可以将就将就。”
肖莎娜不同。她也美——那种恬静的美，也许不能让人倾倒。她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需要被感动。阿弗纳什么都不用说，她理解他。虽然她从没向他提过问题，但毫无疑问她心里大致清楚他频繁旅行是为什么。只要有人问她，她总是很满足地回答：“噢，阿弗纳在为政府干活。”在以色列，这样就够好的了。
结婚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照片上，阿弗纳嘴巴咧得大大的，笑得很开心。他的脸庞呈深棕色，身穿耀眼的白色上衣。肖莎娜身着白色长裙，看起来严肃端庄、神秘莫测。当时前来参加婚礼的有邻居、朋友，甚至还有三四个阿弗纳从前的战友。长长的桌子上摆放着制作精巧的蛋糕和以色列蜜黄色甜酒。母亲当然来了，父亲也来了。周围有人时，父亲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他是和他后来的妻子威尔玛一起来的。每个人都很兴奋。母亲、父亲和威尔玛甚至一起照过一些照片——肖莎娜的父母亲也在上面——不过，母亲和威尔玛总是望着不同的方向。
第二部 改变犹太人的历史
第三章 戈尔达·梅尔
慕尼黑惨案发生时阿弗纳正在巴黎——跟当时的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也守候在电视机前。他飞回以色列时，正值受害人下葬。虽然这是一次隆重的国葬，但总理戈尔达·梅尔却没有来。她的姐姐刚刚去逝。她为什么没来，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由于悲痛过度。而有些以色列人却怀疑，她是怕人家在葬礼上向她吐唾沫或者扔石头。把这场悲剧归咎于她几乎没有什么道理，但国人的悲痛和愤怒史无前例。
阿弗纳几乎还没有在以色列待到二十四小时就被派到了纽约，执行一次不太重要的送信任务。通常，他对这样的旅行是心怀期待的，但是这一次他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在纽约感到很不安，周围全是漠不关心的美国人。星期五那天，也就是恐怖分子袭击奥林匹克运动员两周后，阿弗纳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感到很高兴。
跟往常一样，他带回来很多廉价的纪念品——给肖莎娜买的T恤衫、给母亲和肖莎娜的家人买的钥匙扣和盐瓶。就连那只牧羊犬查理，他也给它从纽约带回了一盒供它咀嚼的牛奶制成的骨头。肖莎娜和阿弗纳非常喜欢查理。查理是他们结婚时阿弗纳以前的一个战友送给他们的礼物。这个战友记得他曾经谈起过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宠物波比。波比也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飞机着陆时天色已晚。阿弗纳一直想着带肖莎娜出去吃晚饭。但在以色列，星期五太阳落山之后你是买不到什么热东西吃的。所以当他看见部门的头在机场迎接他时，他不太高兴。
“这趟还行吧？”部门的头问道。
“还行。”阿弗纳说。上司来机场接他并不常见，除非他们正好在那里有其他事要办。“有什么重要事情吗？我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当然可以。”这位上司说。“我来只是告诉你，明天别作其他安排。九点钟有人会去你家接你。”
“有什么事吗？”
“我不太清楚。”对方回答道。“九点钟准备好就是了。”
阿弗纳不高兴了。“噢，”他说。“我累得都快散架了。我飞了十二小时，想好好睡一觉。”
“那就去睡一觉。”他的上司说。“谁让你不睡觉了？”就说了这么几句。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差不多把这场对话忘了，已经把游泳裤放在一个包里了——在特拉维夫，星期六大家都会去海滩——他突然想起来了。“算了吧。”他对肖莎娜说。“我不能去了。他妈的，现在快九点了。再过两分钟有人要来接我。”
跟往常一样，肖莎娜什么也没问，她甚至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情。她只是端着杯子站在一旁。阿弗纳既想喝咖啡，又想系鞋带。
九点过一分，楼下的门铃响了。阿弗纳一边扣衬衣扣子，一边咔哒咔哒地走了两段楼梯，从二楼上下来。在门口，他停了一下，认出了门廊里的那个人。他们有过点头之交。那个人跟他一样，是个负责安全的特工。只是，他的任务长期不变，他是“穆萨德”的头头、老板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司机。
阿弗纳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搞错了。
“你按我的门铃了？”他边问边摸索着衬衣的最后一颗扣子。那个司机点点头，替阿弗纳一直把门开着。然后他跟着他走到大街上，打开停在围栏边的汽车的门。坐在后座上的是扎米尔。
阿弗纳迟疑不决。
“进来吧，进来吧。”将军一边说，一边向他不耐烦地挥手。
阿弗纳钻进车里，在“穆萨德”组织的头头旁边坐下来，思绪一片混乱。他以前见过扎米尔两次。一次是训练的时候别人把他和另外一些年轻特工介绍给他。另一次是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当时扎米尔是乘客，阿弗纳是空中警官。这次他们甚至还说了几句话。
现在扎米尔就坐在汽车里，他的旁边！就像上次一样。
以色列是个平等、不拘礼节的小国。尽管阿弗纳感到吃惊，但他还不至于像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低级特工发现自己坐在约翰·埃德加·胡佛局长旁边那样惊讶。在以色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职业距离比其他多数国家都小。他们都是犹太人，一起划着同一条船，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汽车沿着哈玛斯革街行驶着。驶过德瑞克基布兹后，掉头向东，向高速公路驶去。“我们去耶路撒冷。”扎米尔说。
阿弗纳点点头。此时问什么问题都没用了。他很快就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这时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际，他也许犯了什么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一定很严重，因为扎米尔都亲自出面了。阿弗纳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犯过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并不紧张。
那个星期六早晨，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空旷无人。9月末的阳光仍然灼热难当。他们从特拉维夫出发，半个小时后，汽车驶入耶路撒冷周围的丘陵时，天气明显变冷了。阿弗纳喜欢耶路撒冷丘陵中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稀疏的树林，被风雨侵蚀的岩石。柔和、干燥的空气使他想起欧洲那些活泼、轻快的夏日。高速公路上点缀着“三明治”残骸——它们是由国产盔甲保护起来的卡车。在独立战争期间，这些卡车保证着耶路撒冷与全国其他地方之间的供给线的畅通。当年卡车穿过阿拉伯人广阔的疆城时常常受到游击队员的袭击。今天以色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遗物。大多数以色列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不会多看一眼，然而对阿弗纳的影响却很大。
扎米尔似乎很友好，但心不在焉。在车上，他除了问了问他父亲的情况之外没有说很多话。阿弗纳对此已经习惯了。父亲被捕审判后成了名人，几乎跟埃利·科亨一样出名。有人曾撰文论述他对以色列的功绩，甚至还出过一本书。当然，写这些东西的人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也没有提到他的个人感情问题。他众所周知的那个名字并不是他在雷霍沃特生活时用的那个名字。不管怎么说，阿弗纳在部队时也把名字改了。
“他还好。”他回答道。“身体还过得去。”
那位将军点点头。
“告诉他我问起过他，”他对阿弗纳说。“告诉他这几天我要顺道去看看他。”
“他会很高兴的。”阿弗纳礼貌地说。他不知道父亲会不会高兴。他怀疑兹弗·扎米尔也许就是父亲一谈起来就非常不高兴的神秘的“他们”中的一员。
随后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程。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也就是以色列最窄部分的距离，紧赶慢赶也要大约一个小时。而那个星期六他们不到一小时就走完了。阿弗纳记得，他们把车停在城市近郊的一栋楼前时，还不到十点。
阿弗纳认为他知道他们到了哪里——不过，他几乎无法相信。首先无法相信的是扎米尔将军，其次无法相信的就是这一点。他疑惑地瞥了一眼老板，但他已经下车，示意他跟着他。大门外面站着一个警察，他们走近时，他把门开得大大的。
他跟在将军后面，有些茫然。那套公寓虽然不算豪华，但古朴，看上去非常不错，阿弗纳看到墙上的照片时已经非常肯定地知道他们在哪里了，但他不愿意承认。那是她的照片，有剪彩的照片，向印度总理尼赫鲁鞠躬的照片，还有站在本·古里安旁边的照片。
戈尔达·梅尔走进客厅。她打开门时，阿弗纳看见她是从厨房来的。她的背有些驼了，身上穿一件便服，走路时发出啪哒啪哒的声响。她向阿弗纳伸出手。
“你好吗？”以色列总理说。“你父亲还好吗？”
阿弗纳不知道自己咕哝了一句什么。
“很好，很好。”戈尔达·梅尔说。“听见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你认识这个人吗？”
阿弗纳这时才注意到房间里除了贴身保镖和扎米尔将军之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穿着制服，肩上戴着以色列徽章——一条细细的麦梗穿过一个工程师的量杆。阿弗纳从在部队里时就知道这个人，他是阿里埃勒·沙龙大将军。他是他崇拜的英雄。他们握了握手。
“你是喝茶？”戈尔达·梅尔问道。“还是喝咖啡？还是来点水果？”
沙龙将军和老板各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阿弗纳犹豫了一下，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来戈尔达·梅尔的客厅里干什么，即使他的第六感觉也无法告诉他。他惊诧不已地看着她走进厨房，又看见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托盘，然后在桌上摆放茶碟和茶杯。贴身保镖这时消失不见了。扎米尔将军和沙龙将军没有帮她，在轻声交谈。阿弗纳站起来，随后又坐下，因为梅尔夫人朝他摆了摆手。他入迷地看着她无拘无束的灰发，她短粗有力的手指以及手腕上那只男式旧表——虽然他以前见过她一次，她乘机去巴黎时他做过她的安全特工，但他从没真正地端详过她。她让他想起自己的奶奶——阿弗纳想，戈尔达·梅尔让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的奶奶。她开始削苹果，并从扎米尔将军开始，把苹果一片一片地递给他们，好像他们是孩子一样。
接着，总理开始说话了。
起初，阿弗纳弄不清她在跟谁说话。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她在跟他说话，但她又没有看着他。不过，他发现她也没有看着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扎米尔将军。她的目光仿佛越过他们的头顶，固定在墙上的某一点上，好像她在跟房间外面某个看不见的听众说话。也许她在跟整个耶路撒冷的人说话，在跟整个国家的人说话，虽然她从没提高过嗓门。也许她只是在自言自语。
阿弗纳听着戈尔达·梅尔的话语，心里渐生疑窦。并不是因为她正在讲的内容，她讲得简洁、动情、有力，每一个字阿弗纳都赞同。她讲起了历史，讲起了犹太人仅仅因为想要一个家怎样在世界各地受到袭击和杀戮。她讲起了无辜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怎样在雅典、苏黎世和洛德被杀。就像在三十年前一样，犹太人被德国人绑起来蒙上眼睛杀掉。而其他人却忙着打排球，用黄铜乐器奏着乐曲，举着奥运火炬，而犹太人却扛着棺材回家。犹太人总是孤立无援，过去以来一直是这样。而其他人最多发出一些伪善的噪音。没有人保护他们，只有靠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以色列国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犹太人，戈尔达·梅尔说，从敌人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一个避难之所，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即使打仗，以色列也总是有区分的。她不会把自己降低到敌人那个层次。即使在保卫自己的孩子时她也极力奉行克制原则，去设法拯救他们时总是让两只手保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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