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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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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开始问计，但满朝文武，谁不知他的心意，以前每逢议事时，还有几个人说点不着边际的话，今天，无人发出一言。崇祯无奈，直接问内阁首辅魏藻德：“此议如何？今天事情到了这地步，你只说一句，行还是不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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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2）
曾经非常漂亮的将崇祯第一阁臣周延儒干掉的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不悦，再次追问，还是不说。
崇祯看群臣，一片哑然，崇祯气得头疼了。三个月前，他碰上这种场面肯定要大开杀戒，但今天，杀人的人已经没有了资格了，他不能再杀了，杀完之后，下一个就是他了。
谈判破裂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不能接受这一极具诱惑力的要求，当杜勋走后，他气得险些动手殴打魏藻德，但此时，这位暴戾天子所做的，也只不过仅此而已。
崇祯此时可用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曾经，他手下有用兵如神的袁崇焕，深谋远虑的杨嗣昌，忠心耿耿的孙传庭，威仪天下的孙承宗，还有见识卓越的洪承畴，战无不胜的曹文诏，而此时，除了一个慢吞吞的吴三桂以外，他一个可用的人也没有了。他写了一封自欺欺人的诏书，胡吹了一些“朕将亲率六师以往”的大话，然后急忙召见驸马巩永固，要他率家丁护送太子南行。巩永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一是按明律法，哪敢蓄家丁？二是，城外全是李自成的人，这些人如何有战斗力对付李自成的精锐军队？愚蠢的崇祯，为了一时之气，也连累了他的后人注定不能活着离开北京了。
最后可用的人，只能是一个叫王承恩的太监了，此人倒是一个真正的忠心之士，崇祯命他备好武器和人员，做最后的挣扎。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再次攻城，这次，又是崇祯宠信的一个太监出来了，太监总管曹化淳开了城门。这位曹化淳，当年在联手周延儒赶走温体仁一事中，是个关键人物，这次开门计划，是他早就和大顺军密谋好的。彰义城门一开，平则门、德胜门全开了，北京外城全部陷落了。
崇祯如惊弓之鸟，他问大臣：“外城破了，怎么办啊？”阁臣们纷纷回答：“陛下之福，不用忧虑，实在不行，我们巷战，誓不负国。”这是世上最大的谎言，几小时后，城还没全部沦陷，说这话的人大多数都投了降，这里有兵部尚书，也有皇亲国戚，当然也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总理大臣，整个过程，没有一场巷战发生。三月十八 夜，内城攻破，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此时雨仍未停，炮火硝烟 ，细雨竟然夹着雪花，在烟雾中洒向北京城。
崇祯还在等着奇迹，当他听说城已经完全陷落后，问：“大营兵呢？李国祯呢？”这位李国祯是京城禁卫军头子，也是一开始自愿给李自成做人质的那位，此时，他早就逃命去了，军队全部溃散了。崇祯终于明白，除了一个太监王承恩以外，他身边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了，更不会再有多一个人会为他献身。
崇祯与王承恩等人来到乾清宫，在逃命之前，他还有心事未了。
北京城内炮火纷飞，人声沸腾，但乾清宫内，一片死寂，他的妻子周皇后已经穿戴整齐，面容安详的等在那里。崇祯说：“大事去了，你是国母，当死。”周皇后伤心哭道：“妾身跟随你十八年了，十八年间，你从没听我一句忠言，如今我们一起为国而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崇祯羞愧不能语，此时的他，纵有悔悟之心，也已迟了。
崇祯下旨，周皇后、后宫各等嫔妃，包括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全部都要自尽。崇祯叫来了他的三个儿子，太子、定王、永王，亲自为他们穿上旧衣，说：“你们从前是太子，今日城破，就是小民，各自逃生去吧。不必想着我了，我为国而死，已经没有脸去见列祖列宗，今后，你们一定要谨慎小心，见着做官的，年纪大的叫老爷，年纪小的叫相公，遇着平民，年纪大的叫老爹，年纪小的叫老兄，遇着文人叫先生，遇着军人叫长官。”说到这里，他也说不下去了，哭着说：“你三人如此不幸，怎么竟生在了我的家。”
左右侍从无不为之落泪。
崇祯看着三个儿子出了宫，来到坤宁宫，周皇后已经上吊自尽了。崇祯看着曾经一度相依为命感情甚笃的皇后的遗体，只是凄然的说道：“好，好。”十六岁的长平公主，在母亲的尸体旁痛哭不已，崇祯望着出落得楚楚动人的女儿，再次说起了那句著名的遗言：“你为什么生在我家？”说完就手起剑落，一剑砍向公主。
大败局（3）
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他杀了不少人，但是只有这一次，他是真正的自己动手杀人，可惜，这最后的一次杀人未能如他所愿，一剑落下，长平公主急忙间情不自禁用胳膊去挡，一条臂膀断下，人倒在血泊之中，昏了过去。这位公主，当时大难不死，后来成为传奇小说中的人物，被人们尊为独臂神尼，但其实，她在两年后就死了，死在了清朝顺治时期。
崇祯以为长平死了，于是来到南宫仁寿殿，这一次，他要杀的人是自己的嫂子——天启的正宫娘娘张皇后。他没脸见这位一向尊敬的嫂嫂，于是要宫女逼张氏自尽，然后仓促离去，张皇后死与不死，他已经没时间去检查了。（事实上张皇后当时未死，后来李自成入宫前才自尽的，其尸身还得到李自成手下大将李岩的庇护）他吩咐后就离开南宫，在王承恩的陪同下，他来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地点，煤山（今景山）。
站在煤山寿星亭的一个歪脖子树下，崇祯听见宫内传来一片呼喊缉拿之声，他已经跑不动了，与其说他跑不动了，还不如他已经连跑的勇气都没有了。他的眼睛四处张望，最后看见的，就只有那棵歪脖子树了。
盯着那棵歪脖子树时，崇祯除了死还想到了什么？他是否想起了“天下文臣皆可杀”的怨毒的话语？又或者，他是否想起了十几年前，那个曾经被他残杀并且彻底毁掉了名誉的袁大帅？如果当年不是他的无知，无智，加无情，也###室天下，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历史在崇祯身上开了个玩笑。十四年后，轮到他来被清算了，而此时，世间已无袁崇焕，勤王的军队也不会再有了，只有头顶那一抹斜阳，照在这个他已经就要丧失了的帝国的土地上。
崇祯选择了死。他把头放到绳索里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诸臣误朕，朕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决勿伤我百姓一人。
快要死的时候，崇祯说了一句漂亮话，但其实在他治下百姓被伤者何止千万，他若真有爱民之心，又何来流民之乱？而直到死，他还是认为众人都负了他，这样的人，生时无用，死时可悲可怜复可憎，而大明王朝，终于由他手中，了却了欠世人的所有孽债！
流民时代（1）
一###四年春天，崇祯在煤山上了吊，前后不过一个时辰，李自成的军队就攻下了皇城。这一年李自成三十八岁，比崇祯大一点。李自成与崇祯斗争了十四年，可惜这两个对手从来没见过面，这一次本来可以有机会见面的，却因为李自成晚了一步，终于只见到了崇祯的尸体。
李自成对这个结局并不满意。他命人把崇祯的尸体运来，这时的崇祯非常狼狈，披头散发，光着左脚，右脚上只穿一只红色的鞋子。
据说李自成见到了他的对头这副惨状时，并没有表示出很开心的样子，相反，他很惆怅，甚至说：“我是来和你共享江山的，何苦自寻短见？”他也见到崇祯的妻子周皇后，周皇后死后把全身的衣服用密线缝实，是怕死后受辱。李自成叹息一声，将两人的尸体合葬，送到了今天北京的昌平。
有人把倒在血泊中的长平公主押了过来，面对着这个只剩下一只胳膊，连痛带吓话都说不出来的皇室儿女，李自成叹息一声：“上太忍。”命人好生对待她，不得为难。
十四年来，崇祯无时无刻不想着将李自成像袁崇焕那样的千刀万剐，但是非常可笑的是，其实李自成是崇祯培养起来的英雄，没有崇祯的“英明”，就没有为李自成的今天。如果崇祯还有几分头脑的话，地下有知，想明白了这个事，恐怕就连做了鬼也不会安心。
看史书记载，李自成具有典型的草根英雄的特征，明史上说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这个特点，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有充分体现。李自成起事后掌握权力后，也很少摆出特权的架势，甚至手下的兄弟们也直呼其名，叫他“老李”。
尽管本人相当随和，宽容，义气，坚强，但李自成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平民英雄，没有帝王之德，与同样草根阶层的朱元璋、刘邦相比，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皆不可同日而论，他能起事，崇祯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实到晚明以来，内忧外患之的形势已形成。关外问题被称之为外患，流民问题谓之内忧。按明朝君臣的重视程度，外患一直是引起高度重视，对天灾与内忧相对要小得多，但没想到的是，最后的内忧反而成了主要问题，崇祯还因此送了命。其实流民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在崇祯本朝，而是在正德年间就已经形成，万历年间颇具规模，到天启年间进一步恶化，至崇祯年间完全崩溃。
崇祯至死没有意识到流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只看见了眼前的问题，比如文官内斗，辽东问题，党争问题，君臣离心问题，却独独没有看到最本质的土地问题，这是他眼光的局限。但是把时间往前推一下，我们会发现其实自天启年间开始，不光是皇帝，封疆大吏和阁臣首脑亦没有多少人关注土地问题。不能不说，这种短视是共性的，不光君主，臣子主要是阁臣们同样负有责任。
封建社会任何一朝，最后的衰亡都和土地制度有关，土地制度的破坏，是内部腐烂的先兆，这与王朝所建农耕社会的性质有关。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最大的不同在于土地归属问题，农耕社会是以土地为依存的家庭体系单位，所以土地所有权最重要，因为这是维系家庭式管理的根本，如水之源，木之根，没有土地也就没有家庭存在之本。土地用来养活小民，同样也用于提供赋税，解决财政问题，所以整个王朝与小民一样，都赖于土地。这就如同明朝是个大家庭，大家庭由小家庭组成，如果小家庭家之不家，大家庭同样无法保存，决定这个家庭正常运转的根系是土地。这一点与游牧民族不同，游牧民族是马上王朝，其流动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生产方式更多带有掠夺性、机动性的特点，土地所有权问题，不是他们的主要问题。
朱元璋建明朝以后，深知土地对于人民的重要性。自建朝开始，他对土地的控制一直是比较严的，这和朱元璋出身于贫民家中的背景有关。他对农民之疾苦多有体会，他曾颁布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在明初以来，“计丁授田”制度的出现，对于抑制土地兼并，实现按人丁计算耕地面积的政策多有襄助，但最关键的还是，朱元璋由此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比如丁甲制度等，都旨在以土地为枷锁，将人民牢牢拴在其上，形成牢固的家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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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时代（2）
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成祖永乐时期，未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永乐以后，制度终于出现了漏洞。明朝中期自正德始，皇帝开始宠信太监，而且贪心日起，于是，利用太监直接管理皇庄的潜藏制度就出现了。太监专权后，兼并土地成为首要目标，明武宗正德年间，太监直接强占的土地竟多达五万多顷，而其他的皇亲国戚也效仿之，兼并土地蔚然成风，到后来，全国一半土地都在皇亲国戚手中，朱元璋苦心建立的“计丁授亩”制度被破坏殆尽。
这些现象到万历一代更为严重。不过，明朝比较幸运，在万历临朝之际，大学生张居正组阁成为总理大臣。张居正对土地问题非常敏感，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上台后改革户籍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对抑制土地兼并，增加国家税收，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张居正在黄册和鱼鳞册都失去效果的时候推行了更简化的“一条鞭法”。黄册与鱼鳞册早在宋元时代就有，到明朝，由太祖朱元璋亲自建立完善，这两册意义，不单代表册籍的本身，而且与赋役制度紧密联系，黄册更是一切赋役的根源。
黄册与黄册制度是明代比较通行的登记户口制度，有点像现在的户口本。黄册以户为单位，每十年更新一次。黄册主要是为了登记人口而用，但也规定人与土地之间的占有关系。比如黄册上的人与所占地都是对应的，比如某人有田百亩，那么黄册上就对应着有百亩，如果他卖去二十亩，那么就应当再造新册，写上：旧管百亩，今卖二十亩，新管八十亩。黄册与甲里制度相配合使用，《明史·杨思义附范敏传记》说：“十三年，试尚书……帝以徭役不均，命编造黄册，敏议百一十户为里，丁多者十人为里长，鸠一里之事，以供岁役，十年一周，余百户为甲，后仍其制不废。”如上所述，甲里制度的以一百一十户为为单位，形成一里，这是清查户口的手段，黄册则是编制，详细记录每户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田宅、资产。政府则掌握黄册登记的每户人丁和田宅资产。黄册与甲里制度出现以后，基本上掌握全国的户口和耕地，赋役征收管理制度更趋完善。
鱼鳞图册源自南宋时代的经界法，鱼鳞图册其实就是田地之图，它把田地分区分段，绘画区内的田形，丈尺田界，记录田地种类和肥瘦，买卖情况及田主姓名，再编列字号，订成一册。鱼鳞图册的得名是因为内里绘制的田亩，状似鱼鳞。明实录说：以图所绘，状若鱼鳞然，故号曰鱼鳞图册。与黄册相比，鱼鳞图册详细记载的田产的情况，比如田地的好坏、产权争执的依据，并随时登记变动情形，以此作为定赋役的标准。
黄册与鱼鳞册配合使用，严明的规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基本上解决了土地与占有者、赋税之间的关系，可有效控制兼并的，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因为土地兼并严重，黄册上的数字已经并不准确，这个制度被破坏了。对此，国学家钱穆分析的很清楚，他说：“如有一豪家置田万顷，他的田亩侵占别人的太多了，便会有人想法变乱黄册，把新收的挪为旧管的，来迁就此种兼并之恶风。又黄册规定每一百十户为一里，推择其中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百户分十甲，一甲分十户。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理此一里一甲之事。主要替政府主管催征，但兼并之风既盛，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小户三十亩也是一里长，则小户非倾家荡产不可。”（钱穆《中国政治得失》）
黄册被破坏，鱼鳞册同样不能真实的反映土地的情况，业主名字既然可以更改，则无法与真实的土地所有情况对应。两册破坏后，地主豪强兼并土地没有法理上的约束，兼并之风就愈加严重。于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条鞭法”也是个无奈之举，因为旧有的两册制度根本没法施行，国家税收和财政上的困难极大，而明朝冗官、冗兵太多，皇室用度极大，不想法“找钱”，政府无法运行，于是，“一条鞭法”实行一个简化的征税方式：计亩征银。其含义即将赋内（如田赋、杂税等）、役内（如按户征派——“里甲”、按丁征派——“均徭”、临时征派——“杂泛”等）各条款总编为一条，皆计亩征银。“一条鞭法”中的“鞭”字其实是“编”的意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在清查了全国土地的基础上制定的，实际的作用是按田亩的多少确定赋税，取消徭役制度，并以货币来取代实物交税。这个作法有三个好处，一是解决了人民的徭役的负担，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赋役结合的制度，二是抑制大地主阶层强占土地，以重税整治，三则用货币来取代实物，既搞活了市场流通，也使税收的账目清晰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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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时代（3）
这个制度的产生对于明王朝极其重要。明朝能稳定土地问题多年，全赖于太祖朱元璋的“计丁授亩”，而在嘉靖一朝后，张居正对制度的改进，对解决明朝的财政困难贡献颇多，可惜的是，这个制度在他死后就破坏了。
一般来说，封建王朝的历朝历代总会有开国的英明之主建立先进的政策，但只要有一代昏君，这个政策就会崩溃到无可收拾的地步。明朝自正德皇帝这个昏君出现后，基本上就再没出过一个好皇帝，而万历的昏庸贪婪，还要甚于正德。他破坏了一条鞭法，在恢复原有的高额赋税基础上，还增加了矿税，于是土地问题愈演愈烈。土地被兼并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产生了很多无业的农民，因为被兼并的土地大都不在黄册，享受一切免税特权，而原有土地上的农民不但无地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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