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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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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走马上任辽东经略，没想到的是，这次要面对的敌人不是努尔哈赤，而是身边的同事——广宁巡抚王化贞。而扶持这个对手的人，也是他在朝中的老对手——文官集团。
明朝的党争之祸，并不仅仅是只限于天子脚下，而且一直延伸到社会生活中的各各方面，前面说过，党争导致用人制度被破坏殆尽，这个后果，自天启年开了个极坏的头，第一个深受其受害者就是熊廷弼。
王化贞，山东诸城进士出身，长期来分守广宁，史书称其“刚愎自用”、“好漫语”，因为与兵部尚书、阁臣张鹤鸣的私交不错，扶摇直上，成为广宁守将，此次提拔熊廷弼，为起节制之用，朝廷将他也升了官，给经略熊廷弼做副手。
“经抚不和”的苗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熊廷弼根据辽东战事的经验教训总结出：在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之前，明军是无法与精锐的后金军在一马平川的辽河平原上野战的。因此；必须“以守为战”。也就是这个理论基础上，他提出了“三方布置策”的战略思想。
“三方布置策”精髓是：以广宁为主，重点布防，抵挡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在天津、登州、莱州置舟师（也就是建设海军）袭扰敌军侧后；经略驻节山海关，节制三方，徐图进取。今天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稳妥有序的战略。但是在纸上谈兵急功近功的明廷阁臣眼中，防守从来就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王化贞就对此论持相反的观点，与熊廷弼大唱反调。。他坚持宣称“不战必不可守，不过（辽）河必不可战”；要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为内应，借察哈尔林丹汗蒙古兵四十万，甚至夸下海口“愿以六万兵进战，一举荡平！”
王化贞的大唱反调似乎极为反常，照理他本是熊廷弼的下属，怎敢与上级对立？但其中的内情却是，与耿直、忠诚、不擅长曲意逢迎的熊廷弼相比，王化贞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是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的门生，而这位大学生的后台则是阉党首领魏忠贤。兵部尚书张鹤鸣又是熊廷弼的对头，在这个形势下，王化贞其实是直接取得了权利集团的肯定的。张鹤鸣甚至暗中授意，可以不理会熊的领导，便宜行事。
也正是因此，当与熊廷弼意见相左时，王化贞索性拥兵自立了，在兵部的授意下，他将一切军务全部交给熊廷弼，军队则自己来领。明廷在辽东拥有大军二十万，张鹤鸣全部交给了王化贞领，熊廷弼空有经略之名，能带的兵不过五千。
就在这个极端不利的局面下，又发生了一件事。当时还只是一个都司的毛文龙率二百余人突袭了镇江。王化贞乘机大力宣传自己的进攻策略，称为“奇捷”，熊廷弼却认为，此举乃纯属盲目冒进之举，打破了“三方布置策”，此乃“奇祸”！这场纷争把整个朝廷都卷了进去。天启二年正月十一日，张鹤鸣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有八十余名大臣参加；最后提出了十几种解决方案，但最后决定的竟然是：支持王化贞的意见。
世间已无袁崇焕（4）
经抚不和，必然导致最后的失败。熊廷弼很不幸，他是第一个处在这漩涡中的将领。明朝军队的策略之争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争论的焦点就是在面对辽东的形势，“守”与“和”是否可行的问题，多年来，面对满清，“守”与“和”这个非常正确的作战策略一直被不懂兵法的所谓阁臣“主战派”打压，也直接影响到皇帝的判断。这年的十月，辽河冰冻，广宁人以为后金军队一定会渡河袭击，纷纷逃窜，兵部尚书张鹤鸣认为辽东形势不稳，要熊廷弼强攻，熊不从。但王化贞却坚持执行这个错误战略，经抚之争，最后以熊廷弼的妥协告终，王化贞几次进攻，无功而返。反而被努尔哈赤知悉了其实力，熊廷弼不得已将指挥部由山海关移至右屯。
决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天启二年正月十八日，知悉经抚不和内幕的努尔哈赤率大军进逼广宁，在西平堡（今辽宁台安县南）发动总攻，王化贞听从宠将孙得功之言，调所有兵力由其指挥集中狙击努尔哈赤。但没想到这位深受信任的孙得功竟然叛变了，而王化贞的大军也因他错误地撤换广宁、闾阳两地守军，导致军力分散，在努尔哈赤大军的强大集中攻势下，明军一败涂地，孙得功趁乱散布流言，说敌军已经临近广宁，城中大乱，王化贞只带了两个仆人逃出。在大凌河上遇见了前来救援的熊廷弼，熊廷弼悲愤的问他：“你不是说六万军队，可以一举荡平努尔哈赤，现在怎么样？”（六万众，一举荡平竟如何？）王化贞惭愧无语。（《明史·熊廷弼传》）
后金军队攻下广宁，辽东大片土地失守，熊廷弼将军队交给王化贞。自己带着难民入关。
山海关城池中，一片悲哭之声，这一次兵败，完全是王化贞之失误，当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放弃了广宁沈阳辽阳大部分土地，熊廷弼亦有责任，后人也经常为此而认为熊廷弼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清晰的目光。不过，今人看来，熊廷弼此举更像是有很多意气用事的成分，他内心非常不满王化贞的独断专行不服将令。与王化贞相比，熊廷弼要负的责任不足一提。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此次撤回到山海关后，熊廷弼竟与王化贞同罪处理，不久，明廷下令，两人全部处以死刑。
当时正是魏忠贤把持朝政，熊廷弼在入狱后，因为魏忠贤索贿未果，就加紧了对他的迫害。此时，正赶上与熊交好的东林党六君子也都入狱，于是，在阉党徐大化、崔呈秀的授意下，两案株连到一起，阉党诬蔑六君子之首杨涟收受熊之贿赂，“追赃”的审讯开始，熊家倾尽荡产，家破人亡，熊的大儿子也在“追赃”的压力下，自杀身亡。
熊廷弼入狱掀起了对东林党的清算活动，也掀起了天启一朝党争之乱的高潮，这是他根本就没有意料到的，事实上，如果把他也划入“阁党”中，他还是东林党的对头楚党的派系。但是，因为东林党的杨涟等人突破门户之见，为他说了好话，结果反而被魏阉利用，成了党争的工具。熊廷弼最后死在了王化贞的前面。他的死与东林六君子的死前后相差不到一年。斩首后首级还传首九边，他的头被传来传去，让所有活着的人无不胆破心寒。而真正的罪人王化贞因为与阉党就有勾结，反而没有被处死，直到五年后才执行了死刑。追赃活动持续了很多年，熊家的人在这次持续时间极长的勒索活动中很少有人善终，直到崇祯上台，勒索活动才告停止。
熊廷弼是明朝继于谦后，用极端手段冤杀的又一个军事天才，也是明末党争之祸的牺牲品。此后，辽东的大片土地被占领，无人可守。而这时临危受命的则是名动天下的孙承宗。
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授给编修，此后，充当日讲官，为天启皇帝朱由校当过讲师，深为天启所重，呼之为“吾师”。他在朝野上下，名望极高。同样的，他的军事战略眼光之高似乎尤在熊廷弼之上，这一点，从他一接掌兵部就能看到。他一到任，马上精简京师的军队，抽调兵力，修筑蓟镇长城，巩固山海关老龙头边防，处罚办事不力的大臣、将领，推荐兵部左侍郎王在晋接任熊廷弼为辽东经略，雷厉风行而有条不紊。而这其中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推荐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作战参谋袁崇焕为山东按察使佥事，这个伯乐之举，为明王朝最后一个军事天才袁崇焕的脱颖而出创造了绝好的机会。
世间已无袁崇焕（5）
上任不久，孙承宗发现他举荐的辽东新任经略王在晋是个平庸之辈，毅然将他换下，以兵部尚书亲自督军山海关，这一点，在当时一个绝对了不起的行为。为表彰他，朝廷下职，命他对总督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并享受特权，可以便宜行事，不受朝廷节制，批给八十万军费供其使用。其风头之劲，一时无人能及，即使当年的戚继光，也未免要甘拜下风。
辽东军备，这时焕然一新。但就此时，在军事上无所不能、深受将领与边关军民爱戴的孙承宗，却没想到，因为在无意间得罪了一个人，竟然在转眼间令自己如日中天的功名事业一下子跌进了谷底。
孙承宗得罪的这个人，就是天启皇帝身边的红人，大太监魏忠贤。
由于孙承宗曾经是帝师现在又是帝国军队最高首长的身份，魏忠贤对他最初采取的是拉拢的姿态。但是孙承宗从不买账，甚至连与他普通的交往都不屑于敷衍，令魏阉怀恨在心。后来孙承宗坐镇辽东时，魏忠贤又派太监刘应坤借犒劳之际表示了拉拢之意。孙仍不理睬，魏忠贤更是大为嫉恨。
天启二年，因为边关失守之事，魏忠贤借机将熊廷弼的过失与东林六君子拉到一起，实施栽赃陷害，并大杀东林党人。因为与上述这几位都交好的缘故，孙承宗非常不齿于魏忠贤的行为。但他也知道，用上奏折的方式根本无法起到什么作用，于是，借给明熹宗上寿之际，他想面陈天启皇帝，希望可以让他诛除魏忠贤。孙承宗刚一上路，此举就为魏阉党羽魏广微所知，报知魏忠贤，于是魏忠贤哭求天启帝，终于令天启帝下了圣谕，以边关重将不得离开驻防之地的要求阻止孙承宗入京，已经到达通州的孙承宗，只得留在原地，而这一次不能觐见天启，对他来讲，所起的负面作用是巨大的。
孙承宗的这一行为，等于是在公开向魏阉宣战。由此开始，魏党诋毁弹劾他的奏折越来越多。终于，孙承宗手上大将马世龙因为一次冒进行动战败，折杀许多将士，这次失败成了阉党攻击孙承宗无能的借口，奏折屡上，而自己当年的学生，现今的皇帝又不能朝见，孙承宗知道，自己下台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天启五年，一直将孙先生称之为“吾师”而不直呼其名的天启皇帝终于下谕了，免去孙承宗的职务，由高弟——魏忠贤的党羽接任。帝王的老师，帝国的栋梁孙承宗倒了。在这期间，天启暴毙，崇祯继位。奇怪的是，被孙承宗贬斥的王在晋居然又东山再起，成为兵部尚书。作为孙承宗的宿敌，他当然力阻孙承宗的复出。这位王在晋打仗不行，但玩起党争的一套却颇有手段，不知他用了什么方式，令得崇祯也不买孙承宗的账。尽管百官多次上奏，但与孙承宗无师生之情的崇祯，不予理睬。于是孙承宗始终不得重用。直至后来袁崇焕身死后，他才再度临危受命。
孙承宗在山海关四年间，堪称是辽东的再造之功臣。他起用了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等一批卓越将领，修建关城，抚恤难民，整顿军纪，以一筑城、二驻防、三屯田的计略，使关外防务大为起色，并建立起宁远至锦州一条钢铁般的防线。史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 （《明史·孙承宗传》）孙承宗后又率袁崇焕、满桂等大将，进据锦州松山等地带，收复了大批被后金军占据的土地。至天启五年，由山海关、宁远自锦州的宁锦防线正式形成，明朝可以倚靠这条防线继续与满清对抗。在宁远，利用引进的红衣大炮，由袁崇焕、祖大寿指挥的“宁锦大捷”，重创努尔哈赤、皇太极，迎来了明军的第一次大胜利。终清太宗皇太极之死，满清也未能突破这道防线而入关。明廷也正是凭借孙承宗造就的这些成果得以与清军继续周旋达十七年之久！
孙承宗被清算之后，他的亲传弟子袁崇焕却开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辽东正式进入了袁崇焕时代。
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对辽东局势，他很早就亲身参与。在他作战参谋级别的官员的时候，就曾亲自来到山海关，“单骑出关”，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这份勇气与胆色，在当时与一听努尔哈赤的名字就全身发抖的明朝大小官员相比，形成鲜明对照。也因了这份胆色、勇气和智谋，他的才能得到了孙承宗的赏识。与孙承宗的几年交往中，袁崇焕既是下级，也是学生，更是知已，后来，他效仿孙承宗，培养的袁家军个个全是人才，从祖大寿，到满桂，赵率教，朱梅，这些人成为明王朝不可多得的军事团队。
世间已无袁崇焕（6）
因为袁崇焕崇高的威望，瞩目的战绩，崇祯刚开始对袁崇焕也是寄予厚望的，他对袁崇焕的尊宠程度，在当时无人能及，但是袁崇焕无意中的一句错话，却让这位偏执狂皇帝动了疑心。
明史载，“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 袁崇焕说了句不该说的大话，五年平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崇祯信以为真了，崇祯本人虽然经常说了不算，出尔反尔，但对臣子说到不能做到的行为却极为反感，此人有明君之志，但无明君之德，更无贤君之能，于是，一句错话就此种下了祸根。而后袁崇焕经人提醒，意识到话中有误，再作弥补，声称五年之举，要多方配合才行，崇祯表面应承，但是心中不信，由是两人开始离心离德。（《明史·袁崇焕传》）
其实崇祯对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以诚相待之心，这是性格使然。对文官集团的厌恶及对军人集团的防备猜疑，伴随了他的一生。袁崇焕比较不幸，身为文官，却又是军人集团首脑。其实只要想一想崇祯上位后不用孙承宗就可以知道，他对军人集团的魁首是有其戒心的。在巨大的尊宠背后，是极高的期望值，而当这个期望值不能实现时，本就有疑心的崇祯一定会迁怒于人，这是必然之事。
袁崇焕一生精明，当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宁远任辽东大帅时，他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此时他也肯定想到了前两任熊廷弼与孙承宗的下场，于是对崇祯说：“我制辽没问题，但怕身后有谗言，此次出关，万一背后有暗箭谗言伤人，足以坏事。”崇祯表示这个问题不会发生，袁崇焕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崇祯采纳大学士刘鸿训的建议，给了袁崇焕尚方宝剑。
精明一生的袁崇焕，却不知道，这一次他拿不是尚方宝剑，而是烫手炸药，古往今来，君臣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权力的重心走向，一般来说，臣子如果权力过大，难以控制，君主就会起忌惮之心，袁崇焕的老师孙承宗官至极品，也不敢轻易的接这把剑，何况是他？由此一事，可看出，袁只是军事天才，但还没有练成政治动物。
拿了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果然没辜负这把威力无穷的利器，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不服管的毛文龙。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明史·袁崇焕传》）这是直接导致崇祯对袁崇焕产生最大的信任危机的导火索，也造成了令崇祯牵怒的事由。
毛文龙是辽东大将，当年臣服于王化贞，与熊廷弼交恶。辽东失守后，他从海上逃回，杀死满清在镇江的守将，盘踞在皮岛（今天的海洋岛），在王化贞的宣传鼓动下，当时明廷认为是奇功一件。皮岛东北临朝鲜，北临满清国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天启以来，明廷对其颇为倚重，毛文龙因此也就水涨船高，“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而且从战略上考虑，毛文龙以海岛为基地，以游击战术出击，确实起到了牵制清兵的作用。
因为山高皇帝远，毛文龙开始不受管制，贪功，冒饷，还经常做走私生意。袁崇焕对他早有不满，到任后开始统一建制，设监司机构，以挟制毛文龙，毛文龙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削减自己势力而制定的政策，也同样深为不满，甚至有抗拒行为。袁崇焕要他解甲归田，交还军政大权，毛不从，于是，袁崇焕就做了一个非常过激的行为，他以邀请毛文龙到幄山上看将士射箭为名，诱捕了毛文龙，用崇祯给的尚方宝剑，杀了他。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个人情绪似乎占了很大比重，其实是有些过激与不必要的。毛文龙雄踞海上多年，其实颇有建树，而他一死，苦心经营的局面为之惨淡，辽之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都先后被后金占领，明几乎全部退出上述地区。毛文龙部下尚可喜，耿精忠也先后作乱，而后降清，成为满清对抗明廷重要的军事力量。但这个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毛文龙的死，震惊了皇帝，“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明史稿》）在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崇祯迫于形势，虽未有不满表态，甚至还给了奖励，但内心，对袁崇焕已经极为不满，甚至惊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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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7）
这是因为毛文龙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功劳极大，名声亦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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