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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这件事看起来要失败。因为单单是机关就涉及四五百万人的问题，如果加上企业、事业单位，涉及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发生问题，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预料到。可是他更看到了当时确实也存在一个好条件，就是许多觉悟高的老同志还在，能够带头，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当时调整不久的省委领导就多是六十左右、七十左右的老同志，他们决心在干部任用上进行改革，扩大视野，在全省范围内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省委按照“四化”标准提出了具体条件，让每个地市、厅局级单位、大专院校各推荐两名适合进省级领导班子的人选。一下就提出六百多人，经过详细筛选、考察，缩小到八十人，又缩小到二十人，中央也派来了工作组共同进行选拔工作。最后确定白刚等六人进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

新的省委班子包括新进的四名大学生，才有十三人。新进的人中，一个是多年的右派，一个曾长期打成反革命。这几个人都不是领导身边的人，而且以前一直也没在领导视野之内。书记们集体向中央进行汇报，中央很快批准了新的方案，说这是个搞五湖四海的领导班子，中央很满意。

从此白刚便在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中进行又一轮的拼搏。许多人都说白刚从副处到副省，这可是一步登天了。也有熟人和他开玩笑说，你这一生可是从地狱又到天堂了。是天堂吗？正像《红楼梦》里说的，小有小的难处，大有大的难处。他去的是天堂还是一个难缠的是非之地？还难以预料，以后才会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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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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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们已是七十多岁了，惑事多矣。回想这一生，还有许多谜团解不开，对于天命更是渺无所知了。有人说五七年那场运动，连当事人现在回想起来也仍然发懵。的确是这样。我们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经过了革命战争、地下斗争、敌人监狱考验过的共产党员，一个只有二十多岁，一个刚刚进入而立之年，正当充满理想、朝气蓬勃地献身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便突然跌入深渊。一个被送到不是劳改更似劳改的农场，一个在劳改单位一滚就是十几年。摘帽以后，一个虽分配到县里工作，但原来当了十年的省报编辑，却只拿刚参加工作的勤杂人员的工资，而且备受屈辱、歧视，生活中遭受了痛不欲生的打击。一个却被强制押送还乡，继续“群众专政”。又遭受了种种磨难。

他们都一下子被冤屈了二十多年，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就这样被轻易地吞噬了。今天所以要把这一切写出来，主要不是试图圆从小就憧憬的文学梦，而是形象再现充满迷惑的那段历史，与读者交流，共同探索历史与人生之谜。

我们那时的劳改和现在的劳改大不相同。前几年我们参观过现在的监狱和劳改，看到宿舍里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方方正正，靠墙是上下铺，屋子中间有很大一个活动空间，摆放着桌子凳子可供学习。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书报，文化低的有人帮助学习文化，文化高的还可以参加社会上的函授学习，取得相应学历。伙食经常变换花样，也很不错。和我们那时的劳改真是天壤之别。

那时不仅劳动强度高、时间长，而且吃不饱。几十人一个大屋子，对面两个大通铺，睡觉人挤人，下床两人相遇都要侧身而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没完没了地批斗，精神上的折磨更甚于肉体的痛苦。在农村的“群众专政”，除了屈辱，更有难以忍受的贫困。这惨痛的经历虽然耗费了宝贵年华，但也并非空空流过。通过这严峻的体验也认知到了别人很难认知的东西。是的，有不少问题是只有通过严峻的甚至是惨痛的体验，才会认识的。惨痛的生活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痛苦，也留下了在平常情况下难以得到的真知和省悟。所以痛定思痛，我们应该从过去的惨痛中总结更深刻的教训，而不应该忘掉过去。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觉得应该把1957年反右派以后那段严峻的生活体验写出来。有人说不了解过去的人，必定会曲解现在。诚哉斯言！所以应该把一个真实的昨天交给历史，为历史提供一份证言，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过去。这样的证言已经有了一些，但是和那次运动的规模及其严重的后果比较起来，还是远远不够的。

那次运动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分了几个档次，有保留原工资的，有降级仍留在机关工作的，有监督劳动但保留公职的，有开除公职回家的，有的则是开除公职送劳教、劳改。处理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体验也自然很不相同。就是相同生活经历的人，体验也会各异。

形诸文字的历史，总是经过时间过滤的昨天，要想把运动的全貌交给历史是不可能了，但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展示，吸取的教训也就可以更广泛更深刻一些。

我们夫妇俩当时双双开除党籍，一个受监督劳动处分，一个受了最严重的处分——开除公职，送劳改单位劳动改造了十几年。在书中我们力求从那一段酸甜苦辣的人生五味瓶中尽量挑出些对人们有益的回味。历史不可能原汤原汁地再重复一次，而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得到的人生体验和生命启悟，就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反映在本书中的不少人生体验和省悟是鲜为人知的。

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如果一部小说不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存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我们认为本书中不乏这样的点滴。虽是那个不寻常年代的点点滴滴，却是经历了长期罕见的磨难，用生命挽来的人生体验，所以它倍加宝贵，值得珍惜。

现在那样的人生那样的生存环境是不会再重复了，不过形成昨天悲剧的那种种深层次的因素，并不会自动消失，还会以种种形式显示它的存在。今天虽然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法的意识的淡薄，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漠视，权力的失控，监督的无力，不是随处可见吗？

一说到这些问题，人们往往只把眼睛盯住一些高官，认为这只是他们的事。他们身负重任，当然责无旁贷。然而，这些现象，也体现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意识深处和行为之中。统治者的思想，便是统治的思想。千百万年来的历史积沉和思维定势，使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突飞猛进的现实。正是这样一种状态，还严重影响着我们今天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要补上不可或缺的一课——人的现代化。

昨天和今天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昨天和今天都不会完完全全地截然一刀两断。今天留下的艰难、困惑和弊端，都可以在昨天找到它的阴影和形骸。只有敢于正视过去，审视过去，认真清除形成过去悲剧的种种根源，才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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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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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他曾多次指出，1957年下半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差不多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犯的错误主要是“左”，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本书就是以这二十多年为背景，描写了以白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经历和心路历程。我们没有止步于事件罗列，而是着重于从主人公在逆境和坎坷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使亲情、友情、爱情，在理想主义的映衬下，揭示出理想主义在悲剧中的积极意义。

正是过去走过的那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正是那些刻骨铭心的巨痛，才更能令人警醒，振聋发聩，使我们的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和困扰中解脱出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也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这句话的深刻的内涵。认识到正确理论、路线来之不易，感受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的果敢精神。形象地再现过去那段使人触目惊心的历史，引发人们更多更深的思考，我们认为是有其深远意义的。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通过小说对历史或过去政治运动的理解深度，是任何历史的、政治的结论和论述无法相比的。小说虽然没有简单明确的结论，但它提供事件的真相，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还人们一个本真的过去，给人们一个广泛的想象空间，引发不断的思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迪。这样就会对昨天和今天的生活有着更深刻更清醒的理解，以便更好地走向未来。

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真相，尤其反映的是一个导向趋于歧途的年代，阴暗、丑陋现象就会在所难免。这样的真相有时会让人惋惜、痛苦甚至带来暂时的沮丧。但是直面严峻的历史，惨淡的人生，最终会促人猛醒，催人奋进，激发改革创新的激情。

而且即便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仍未泯灭。百般折磨，仍然不忘做人的根本；备受屈辱，仍然不甘沉沦；威逼利诱，仍然不随波逐流。虽然长期身处逆境，仍不失一个革命者的理念，仍不失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本色。

书中主要是塑造了这样的人物。虽然写的是背负精神的、肉体的双重重负的囚徒，但正是通过那样一个特殊环境中有着特殊经历的这些人，张扬了革命者的正义、坚强、宁折不屈的高贵品质，呼唤着人性美。

当然书中不可避免地触及一些丑恶现象。有人在挫折中沉沦堕落，道德沦丧；有人一旦权力在手，便良知泯灭，恣意横行。但是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不正是对文学的基本要求吗？

本书只是一个系列中的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待出版），但在第二部中已可以看到书中的这些囚徒，虽然又经受了种种磨难，但生活最终还给了他们一个公道。许许多多人得到了改正，恢复了名誉，走上了工作岗位。

书中的主人公白刚，已从一个多年的囚徒，传奇般地一下进入了省委领导班子，当了省委书记。

在第三部中还有更多的“囚徒”人物成了大大小小机关、单位的骨干或是领导，不少人还成了高级干部。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对人民对国家做出了贡献。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在发展、在前进。他们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但就全局来看，尽管有些凄凉，终究还是一曲悲壮的歌。

这里着重声明一点，本书虽然是以作者的经历为背景，但绝非真人真事的记实、回忆，而是小说。小说有别于历史，它的特点就是虚构。

当然现实中的人物也会进入小说，诸如小说中人物的声音笑貌是取自某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与书中某一情节类似，某些人在书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影子。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书中的人物早已不是现实中那个真人，类似的情节也不是生活中的那件实事。

书中这人物这事件已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爱好、幻想和许多虚构的成分。小说情节是书中人物性格矛盾冲突的结果，小说在写作中，情节的结构，故事的发展，作者自己都很难按预想的那样进行，早已偏离了自己想好的那个轨道，只好跟着人物性格冲突所形成的那种事态发展，自然走下去。这样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和现实中的某人某事，早已是南辕北辙了。

既然是虚构，即便有某些人的影子，也已五官错位。有某些事件的轮廓，也已面貌全非。所以希望人们不要对号入座。

虽然是虚构，但就反映那个时代那些人的生活来说，则可以说是完全真实的。作者是怀着最真诚的态度尽量如实地写出那个年代那种生活的真实，只有真实，才能留给人们有益的思考，才能留给历史可信的证言。

《中国一九五七》一书的作者尤凤伟先生在《后记》中说，他曾建议一位因右派劳改过的大学教授写一部长篇小说，教授沉吟良久，说我们这一拨人是不宜涉足这个题材的，因为我们的心灵被严重扭曲，而扭曲的心灵只能写出畸形的作品来。是的，心灵的伤痛，是很难愈合的，但苦难升华为精神财富，则能臻至一个新的人生境界。终究过去四十多年了，而且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又早已摆脱了那种困境，我想由身临其境又在其中滚爬了多年的人来写，会更加真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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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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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张锲、崔道怡、张曰凯同志，铁凝、王力平、司敬雪同志，罗毅军、徐虹同志，徐孔、艾东、李延青、赵一合等许多同志的帮助，他们或集体或个别交谈，给予我们很多鼓励，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在此特表示感谢。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作家出版社副总编侯秀芬同志，责编应红同志。我和她们素不相识，也没有熟人介绍，我们把稿子送出去，只是抱个试探的态度，这么著名的大出版社，我们只是两个没有名气初次写长篇的作者，很可能不会被接受吧！不管接受不接受，可能要几个月才会有消息吧？但是当我们把两部共百万字还比较粗糙的书稿交给她们以后，只有二十多天，在农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晚上，人们都已经不再工作忙着过年的时候，侯秀芬同志却打长途电话特意通知我们，书稿她们接受了。真是意外的一个惊喜，使我们全家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的春节。

不靠人情，不看名气，这样的效率，这样的热情，这样果敢的作风，这样高度的责任心，真使我们十分感动。这部长篇小说现在终于出版了，这和她们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是分不开的，在此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