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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和白刚对话的人一时语塞，另一个人解围说：“这个问题是早已解决了，可是也要等领导决定什么时间通知才能说话呀！”

白刚一想是啊！关键在领导，这些具体办事的哪能做主啊！便又提出了他们的工作问题。来人好像有些惊奇：“工作？还要什么工作？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工作吗？”

是的，此前县里按中央精神给摘帽右派安排过工作。白刚分在县文化馆。白刚听了来人的话更是惊奇，心里说你们领导还没睡醒吧？建国以前我就是科长，就是二十多年没提级，工资级别比现在的县长还高，平反了还让我在县文化馆吗？白刚虽然生气，却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但是指了指身后的小平房：“你看，我们一家人就一直住在这样的地方，改正以后还让我们在这里吗？中央文件不是说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吗？”

“你们的档案已交到县里，原单位和你们就没有关系了。领导决定，你们这类人不准回城市，只能就地安排。”来人说得理直气壮。他们眼里好像“你们这类人”虽然平反了，仍然是“等外干部”，哪有什么权利提什么要求。

白刚听到这句话十分寒心。不过知道他们也做不了主，说什么也没用。他是个能自我克制的人，不能回城市就在农村干吧！这二十多年在农村，对农民熟悉，我还可以写写农民，写作，不正是自己的愿望吗？在这整个过程中，吴玉萍也是百感交集。刚一听到改正时，她高兴得直想说谢谢他们，很快她就感到了不平，觉得原单位不仅绝情而且不讲理。改正以后什么问题也不解决，就一推了之，连句好听的话也没有。那个谢谢还没出口，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盼望了二十多年，平反了，想不到和原单位却是这样简单冷漠地分手，连工作也没人管。白刚在省里还有不少老关系，一直在台上的和平反后又重新工作的，不少是高级领导人或是握有实权的人物，但他不想再求什么人了。既然平反了，我不管重用不重用，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只凭个人的努力，发挥些作用吧！好在自己还可以写作，如果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那也只好怨自己了。一生中金色的年华都在批斗、劳改、上访中度过了，仅有的一些好时光，还能再在申诉、上访、四处奔波中耗费掉吗？就在这里安心工作算了。

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已经够退让够容忍了，他带着这种自我牺牲自我解脱的心情，去找文化馆的领导，愉快地告诉他自己的冤案已经平反了，工作让就地安排。说他来这里虽然只有几个月，但领导和同志们相处都很好，他就在这里长期干下去了。他认为领导一定会欢迎他这种不计名利地位的表示的，既然原来是个摘帽右派时大家相处还很好，现在平反了，还愿意在这里干，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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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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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宿舍里和同屋的说：“老武！我的问题已经彻底平反了，刚才我已经和馆长谈了，就留在这里，以后咱们就要长期相处了。”想不到老武却非常冷淡，不仅没说高兴的话，脸上还立刻收敛了笑容。头一歪，略加沉思，反问说：“你要留在文化馆？领导怎么说？”

“没说什么，那就是同意呗！”白刚心里很平静。老武斩钉截铁地说：“没说什么？那就是不同意！”

“为什么？”白刚有些莫名其妙，没等老武回答，他又自问自答地说，“不会吧，要是不同意，为什么不告诉我？”老武仍然十分肯定：“你等着啊！”

就像精心安排的一样，老武刚说完这句话，漂亮的年轻女会计便拿着一个厚厚的大账簿进来了，满脸堆笑地向白刚说：“听说你的问题彻底平反了？这可是大喜事，祝贺你啊！”女会计笑得那么甜，那么真诚。说完收敛了笑容，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正说什么呢？我没有打扰你们吧？”

“没事儿，闲扯。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没事决不会上我们这寒舍来，你有事儿你先说。”老武很客气。女会计说：“那我就先说，是这么回事儿，刚才馆长把我叫去了，问我还有多少钱。我说一共还有五千多元，到年底只够发工资的，只有几百元富余。除了少量办公用品，什么钱也不敢花了。这不，他就说到老白同志，他的工资还得从一月份平反时补发，全年开支多出一千大几百，工资都没法儿保了。馆长让我向老白同志汇报一下。”说着他翻开了账本，翻到现金结余的最后一页说：“你们二位看看，咱们馆里现在就还有这些钱。老白每月一个人的工资就顶咱四个人啊！”

没等白刚说话，老武先喊了起来：“你们这不是下逐客令吗？人家受冤枉二十多年，刚平反恢复工作，你们这样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女会计一脸无奈：“不是下逐客令，是庙小留不住大神仙啊！”

白刚本以为自己甘愿留在小小文化馆是十拿九稳的，谁知这里也不能留他。万万没想到，平反后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多余的人。原单位把他一推了之，这里又不愿收留。白刚心中虽然满腔悲愤，但是看到女会计那期待的眼睛，还是心平气和地说：“好吧！你们也不用为难了，我无所谓，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他脑子里还是多年的老规矩，一切依靠组织。便说，“在这里不行，那就和馆长说说向上级反映，由组织另行安排吧！”

女会计看到白刚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觉得奇怪，真是让人整傻了，简直可笑。只是由于白刚是个老同志，才没有笑出声来。不过她还是快人快语十分惊讶地说：“唉呀！什么组织安排，工作得自己跑！”这回是白刚十分惊讶了：“自己跑？工作不都是由组织安排吗？”

二十多年前，他从来没有自己跑过工作，肃反时只是领导怀疑他自己活动调动工作便惹来一场大祸。他的大学同学，是全国作协领导的秘书，想下去体验生活，领导提出让他选一个合适的人代替，他提出了白刚，领导同意了，中央已发信调动，他的朋友担心他可能不愿当秘书，便给他写信说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当二年秘书也可以下去，就可专业搞创作了。

这信被领导知道了，不但不放他走，反而说他是“非组织活动”，引起了组织上怀疑。正巧这时已开展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便对他进行调查，一调查这个朋友有胡风分子嫌疑，白刚便立即成了胡风分子的重点对象，在肃反中长期被看押批斗。这件事他一直记忆犹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怎么还能离开组织自己去跑工作呢？

面对白刚的惶惑，老武说：“工作是得自己跑。你想想文化馆这么个小单位怎么能安排你的工作？”老武一说，他觉得真是形势变了，也只好如此。白刚觉得这儿归文教局管，便想找文教局长谈谈，哪怕当个中学教员也行啊！但是到了文教局连个股级干部也没出来，只是个小青年接待他，当白刚说明来意后，别看是个小干部，倒很干脆：“你哪儿也不用跑了，县里没法留，唯一的出路回原单位。”

白刚把原单位的话说了一遍，对方说：“谁说也不行！县里没地方安排。右派一平反，光教员就回来二百人，往哪儿放？”说到这儿，小青年也是满腹牢骚：“咱国家真是穷折腾。当年一下子打那么多右派，‘文革’中又清理了一大批老教员，补充了许多连小学也没毕业的人。现在可好，一阵风又全平反了，就地安置，往哪儿安置？县里早决定了，不管谁说的，外地落实政策回来的，一个不留。明天我就给你开介绍信，回原单位。”

白刚回家以后十分气愤，真想不到竟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吴玉萍提出她去找找县委书记说说，白刚说不，不能再向他们求情了，按中央文件原单位应该安置，就找原单位。哪里都不要也不怕，顶不济还回去干我的木匠活。他认为如果是整天和这些人打交道，还不如去当个自由兵。现在政策放宽了，凭木匠手艺，我可以走遍天下，何必整天受这些人的窝囊气。于是他又坐火车到了省城。

原单位一看县里把党的关系、工作关系、工资关系、粮食关系、户口全开过来了，是决心不收了，只好把白刚收下了。这时也不提省委就地安置的决定了，他因冤案被折磨二十多年，平反了，不仅仅没有一个人对他说句道歉的话，而且没有一个大小领导和他谈谈心，更没有人问问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而是随随便便地弃置一旁，没人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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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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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县文化馆当临时工时还有自己一张桌子，平反了，恢复原级别了，把他放在一个部，却连张桌子也没有。只是谁不在了坐在那里，人家回来了他再换一个位置。人们通常把没人要没人理没个正经工作的人叫“坐冷板凳”，“坐冷板凳”终究还有条板凳，他可好，恢复了工作，却连条自己的板凳也没有。他决定找机关领导谈谈。

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没敢贸然去领导的办公室。有一次他上楼正好碰到了机关一把手，想问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但看到她瞭了自己一眼赶紧扭头走了，看她那一脸鄙夷的神气，根本不想理他。白刚的心凉了，同时联想起报纸上那样连篇累牍地说右派改正问题能在春节前解决的，决不要拖到节后。她竟然春节前一个月在中组部多次督促下解决了，却拖了两个月才通知本人。这样的冷血心肠，还能希望她解决什么问题？他决心不再和这样的领导打交道了。

在这被弃置的日子里，白刚一直在捉摸一个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反右时全国只有知识分子五百万，实在少得可怜，反右却一下子打倒了几十万。“文革”时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几乎都没能逃脱厄运。连中、小学里有成就的教师都未能幸免。现在平反了，仍然把这些人踢来踢去，为什么领导口口声声说：“人是第一最宝贵的”，人却是这样不值钱？对人这样地不负责任？对知识分子却是这种态度？经过敌人监狱的考验，经过革命战火的洗礼，甘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的大学生，中国能有多少呢？却毁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白刚在内心里不断愤怒地呼吼：“这是为什么啊！”

不过生气归生气，他知道也没处去讲理，这里虽不得不收留他，但绝不是久留之地，也不能指望他们给自己帮什么忙，还得按县文化馆女会计的指点自己去跑工作呀！就这样，他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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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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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以前终究在省里呆了十几年，青年时代那些朋友、同事和老领导，现在许多人都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以前不少人对和他接触有顾虑，现在完全平反了，旧日的情谊也就基本恢复了。人们都知道白刚能干，是个有名的笔杆子，这类人很缺，不少人愿意为他帮忙。白刚经过走动，有些单位包括很富裕条件很好的单位都同意接受。但白刚最后却选了一个新建的穷单位——中国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办公在郊区农村租了一座小楼，住房基本上是一家一间筒子楼，没有厨房，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蜂窝煤、劈柴、炊具等等也都堆在楼道里。做饭时烟熏火燎拥拥挤挤过个人都很困难。

白刚一家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既然有很富裕的有油水的单位接受，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单位呢？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贫困和苦难。以前他相信过集体化的道路，还曾写教材去教育农民。以后集体化又发展到公社化，说什么公社是金桥，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天梯，他十几年实际的体验这是一条死路，把农民捆在每人一亩多的土地上是走不出贫困的，荒村依旧，富裕空谈。

那么出路何在呢？农村的希望在哪里？这一直是困扰着他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好了，中科院——他心目中的科学圣殿、中国的最高科研机构，设个所专门研究这类问题，里面一定有很多大专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研究，这不正是自己的向往吗？他是多么急于解决多年心中的困扰啊！穷点苦点怕什么？只图在有生之年，做点有益的工作。

白刚是带着很大希望来这个所的，他想在这里他那些困惑一定会得到答案。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学疏才浅，多年在劳改队和农村，孤陋寡闻，自己只有很好向人家学习，多向专家请教。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他连科研系统的一些基本常识都不了解，连人所共知的普通术语都弄不清。他越想虚心请教，越是暴露了他的浅薄无知，人们越觉得奇怪，所里怎么来了这么一个人？很快人们又都知道他二十多年一直在农村劳动（人们还不知道他劳改十几年），不少人便看不起他。有些人竟鄙视地说：“没搞过科研，不用说专业了，连一些科研常识都不懂，二十多年在农村劳动纯粹是个老社员，竟也上中科院来，真是怪事。”甚至有人说：“这种人也进中科院，简直有损中科院的声誉，连我们都跟着他丢人。”

不过他们农村经济研究室的几个人对他还好，所里老书记向室主任田诚介绍了白刚的情况，说他有见解，能写，是有名的笔杆子，对农村也熟悉，你们室正缺这样一个人。田诚是个十分宽厚的老同志，白刚在科研人员中资格就够老的了，战争年代在大学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田诚参加工作还比他早了好几年。可是他上大学却比白刚晚了好几年，他是红小鬼，建国后上了二年速成中学便直接上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地委农业部门和研究室工作。

田诚知道白刚以前在省里工作多年，能写，一见面便非常热情地说你来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正缺写手呢！接着便介绍了室里有两个课题组，一个是研究公社的分配制度由小队向大队过渡，一个是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研究。问他想参加哪个课题组。

白刚一听就失望了，非常反感。公社核算由小队向大队过渡是“穷过渡”，只能是越整越穷，根本行不通。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不是睁着眼睛说梦话吗？初次见面，面对的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白刚没敢把心里想法说出来，只是婉转地说：“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吧？”

“哎？”田诚同志有些惊讶，然后又小声说，“老白同志！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可都是华主席提出来的，列入了国家计划的。在这儿说说不要紧，到外边可不能瞎说呀！外人一听中科院的人和党中央唱反调，那可不好啊！”

白刚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是啊！“文革”十年把领袖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文革”刚刚结束，十多年来，大搞各种禁令，对领袖的指示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批斗。现在虽不批斗了，但多年来留下的影响还在，人们还心有余悸，只要是以党的指示领袖的话出现的，别人只能是奉命行事。不听话的往往没好结果，四平八稳，随风倒、看风向，才可以稳坐钓鱼台，所以人们也就不愿意动脑筋，不多去自己思考了。

他理解主任的心情和好意，自己老是不看颜色，不顺从领导，不是吃了大亏了吗？可是要是这样，还要这些高级科研机构干什么？他知道自己说服不了领导，也不能拉别人去冒险，所以便退了一步说：“我新来乍到，就不参加课题组了，我多熟悉下情况再说。”田主任觉得真是个外行，科研人员哪能不参加课题呢！可是外行这话没说出来，只是温和地笑了笑说：“科研人员都必须有课题，不然没有经费，什么事也干不了。”

“我自己搞个课题不行吗？”白刚说什么也不想研究那种课题。田主任虽有些不满，但仍然是耐心地说：“课题可不是谁想搞个什么都行，要经过论证，要经过领导批准，要去争取经费……”没等主任说完白刚打断了他：“田诚同志，容我熟悉一下情况，等一段时间再确定课题好不好？没经费，我出去考察路费总可以报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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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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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诚摸不清他为什么不参加课题，可是看他很有些固执，又是个老同志，便也同意了，便说：“你先了解下情况，路费、出差费可以报，考虑考虑可以，可是不能时间太长啊！”白刚像得了大赦一样，结束了这次谈话，开始了他的考察。

由于在农村改造了二十多年，深刻体会到老百姓生活的艰辛苦难，长期压在心中的一个沉重话题就是农民怎么才能摆脱贫困？所以重新工作后便一头扎在农村里，在各地进行考察以寻求这个答案。正好这时国家农委、中科院等单位，决定在全国选十个县进行农村基本情况的全面调查，最后每县要写出一本报告。让所里参加，这正是农经室的任务，白刚没有课题负担，便派他去参加，使他有机会到上海、江苏、四川等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