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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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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起她，请她在表妹家吃饺子，用意她当然明白，就是为了整他表妹夫的对手孙绍安。谁知她却明斗暗不斗，同情孙绍安。所以临走便告诉公社副书记，要给工作组严厉的批评，并且让他们立即回公社进驻一个老大难村，给他们一个考验，再打不开局面，就处理他们。
工作组回公社以后，公社书记便找老郝谈话，传达了要让他们进驻一个老大难队给以考验，但是严厉批评那一节却免了。还说孙村的事我知道，那村卖羊肉有历史了，批批可以，一时半会儿的谁去也解决不了，不能怪你们。你们要去的桥头营，是全县的老大难，成了我们公社一块心病。
村里七股八叉你告我我斗你，几次进驻工作组，也摸不清个是非。不是被逼走了，就是觉得没法办，连饭也吃不上，自己主动撤了出来。公社没力量解决，只得依靠工作组，你们组力量强，希望去了给我们好好解决一下。借这次“一打三反”运动的东风，把坏人彻底整治一下。班子不行，该调的调该撤的撤，你们做主了。
老郝当面也说好好好，心里却憋下了一口气。他觉得他们在孙村认真学习政策，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孙绍安本来没问题为什么狠整人家，不就是为给朱一夫的姘头家铲除一个竞争对手吗？老郝在县局里是个老干部了，朱一夫是工人时他就是个中层干部，根本没把朱一夫放在眼里，朱一夫也管不着他。经过孙村这回事情，他就更看不起朱一夫了。公社书记谈话以后，老郝马上传达了公社书记的意见。
刚传达完成强便闹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我知道桥头营是个根本没人去的村。说好听的再难也不怕，反正是为了工作嘛！惩罚我们不干！组长，你当时就不该接受这个任务，这是侮辱我们！你提提就说是我们全组的意见，要求换一个村。”黎娟也很生气：“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倒落不是了，他姓朱的算干什么的？就知道吃喝玩乐假公济私，却处罚我们。我同意为争口气，也得换个村。”老郝本来对上级决定是很尊重的，这时却板着个脸一声不吭。
吴玉萍这些年被歧视折磨惯了，对这类事也经得多了，没拿这些当回事。她认为只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别说公社书记还说了句公道话，就算他也不理解又怎么样，咱干咱的干完了走人，有什么关系。尤其使吴玉萍比较放心的是她在桥头营住过，给她的印象还不坏，和老乡处得也比较好。当时有一个房东老大娘，非要认她做干闺女不可，吴玉萍不敢答应，怕单位知道了，上纲到搞封建拉拢又添新的罪状，可是大娘硬让儿子喊她姐。
那还是挨饿的年头，大娘知道她在别人家吃不饱，天天黑夜开会回来，枕头边不是用毛巾包着块热白薯，就是放着十几粒花生米。那是人人都难活命的年头，吃的东西多么金贵啊！吴玉萍有时吃着吃着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吴玉萍走后，那位刘大娘经常打听她的消息，有时还让儿子到县里去看望，送些花生红枣去。
有一次吴玉萍下乡离桥头营不远，特意去看大娘，大娘一把抱住了她，含着眼泪喊道：“我那儿啊！你可回来了。”吴玉萍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大娘知道吴玉萍的身世，对她十分同情，有一次在灯下教她纳鞋底，一边捻线绳一边叹气，对她儿媳妇说：“你姐是只孤雁啊！多好的人怎么偏偏摊上这么个命啊！”这一声孤雁，说得吴玉萍满心凄楚。大娘看到吴玉萍难过，马上又劝道：“儿啦！别难过，好人终究有好报，以后会有好日子过。”
“娘啊！还会有那一天吗？”吴玉萍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娘。吴玉萍哭了，大娘也哭了，娘儿俩抱在一起痛哭。大娘说：“老天有眼，不会老让好人受罪的。”大娘儿媳妇在一旁也陪着哭了起来。此情此景吴玉萍一直铭刻在心。只是由于这几年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不断升级，吴玉萍才断绝了与大娘的来往。这回又去桥头营，虽然这里已成了老大难单位，但是能和刘大娘再次相见，她心里暗暗高兴，所以她不像别人那样气愤和难过。
看老郝板着个脸不说话情绪不高，她以为是老郝怕担子太重有些为难，同时也觉得成强和黎娟这种不满情绪，对以后工作不利。便说：“要求换村，恐怕是不行了，桥头营我以前去过，干部们还可以，不知这几年咋搞的成了老大难。那里群众基础不坏，我也有些熟人，咱去了先好好摸摸情况，也许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难。”
“咱出来不少日子了，人们也该换换季回家拿点衣裳了。先让成强、黎娟回家去，你要取衣服也回县里去趟。了解情况不急，反正解决一个老大难，也不是十天半月的事儿。”实际上老郝是对朱一夫和公社不满，情绪不高，不想积极卖命了，想休整一段再说。吴玉萍说：“我的衣服都带来了，回县也没啥事儿就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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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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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桥头营，他们本来做了很坏的思想准备。因为70年代干部下乡，已不像50年代那样受欢迎。从60年代开始，三年饥荒还没过，运动便接连不断，工作组下去不是折腾群众就是整干部，群众哪能不反感？不过工作组权力很大，停职反省、撤职，甚至关押，那是家常便饭，而且主要是针对干部，所以不欢迎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使工作组为难的事也时有发生。比如工作组背着行李进村，村干部躲了不给面见，没人号房也找不着人派饭。有的虽然安排吃住，但干部不配合工作总是不上前，谈情况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顺口说些假情况。
这次到了桥头营，却出乎他们的意外。工作组刚进村，大队支书早在那里等候，忙着帮他们卸行李搬东西，进屋以后，又是递烟又是倒水，十分热情。支书马永昌，不过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白净脸胖胖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整天在地里干活的人。穿着一身蓝咔叽布中山装，虽然洗得发白了但还是整整齐齐。小眼睛眯缝着，不正眼看人，好像总是眯着个眼睛暗地里琢磨对方似的。进村头一件事，本来是介绍村里情况，可是支书说：“同志们大老远地来了，又不是一两天就走，忙啥？”闲扯了一会儿，门口就有人喊：“工作组在哪屋？吃饭了。”
四个人一起去吃饭，还没进院老远便闻着一股油香，夹杂着葱花炝锅的味道。成强连连吸了几口气，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小声说：“给咱啥好吃食？真香！”老郝回头瞪了他一眼，意思是老乡就在前面引路，你怎么这么没成色，一点不注意影响，成强立即低下了头老实了。
这顿饭确实不错，葱花脂油饼，外加一大盆鸡蛋汤。厚厚的一大摞油饼，一会儿就烟消云散，鸡蛋汤也喝了个精光。这是什么人家？老百姓多是白薯干子半年粮，吃顿好饭也就是玉米面贴饼子。一年才分个十几斤麦子，到这时候了哪里还有这么多白面？吃完饭抽烟的时候，老郝便问：“你家还有这么多麦子？”主人嘿嘿笑了两声，憨厚地说：“我家哪有麦子？分的那点麦子，麦收时吃两顿黑面馒头，过年吃两顿饺子早就光了。这是马支书从队上拿来的麦子，油、鸡蛋也是他拿来的，让我给工作组做饭。”老郝听了什么也没说。要给钱和粮票时，主人不收，说：“不是我家的东西，要交就交给队里吧！”
这顿饭吃得人们疑疑惑惑，不是老大难村吗？这样的好款待是什么意思？听着大家的议论，老郝一直闷头不语，只在最后才说了一句：“看看晚上的干部会吧！”在农村晚上开会，不论大会小会，一般都要集合很长时间。可是工作组刚进大队办公室，马永昌就领着一伙儿村干部来了。村支书一身二任，兼着村长，他一来就等于主要干部都到了。另外还有民兵连长、治保主任、会计和妇联主任。
当时村里还应该有贫协主席，实际是个有职无权的差事，有的村有，有的村早就有名无实了。支书说他们村原来的贫协主席免了，现在还没有选。各部门汇报完工作也就十来点了，进村头一次会，只是例行公事，相互认识认识，又加老郝情绪不高，心里早就盘算着回家歇歇，没提什么问题，所以什么重要情况也没谈出来。不过宣布散会后支书提出了一个问题，倒是给了人们一点震动。
支书说：“村子大，情况复杂，地富反坏右都有，不少人还有现行活动，另外还有些新生反革命，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你们黑夜少出门，白天最好也不要随便走动，要找什么人，了解什么情况，告诉村里一声，我们给你们找。妇联主任马翠花半农半医，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大队院里有间医疗室，她整天在那里，有事找她就行，很方便。”
原来以为这里班子不团结，看起来不像有多大的矛盾，村里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真是坏人那么多，连白天出门都要小心？吴玉萍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她和黎娟回到住处以后，栅栏门虚掩着，东屋的房东大娘早睡了，院里一片漆黑。因为刚吃完饭便去队里开会，她俩没来得及找手电，所以只有慢慢摸索着进屋，又摸索着点上了灯，铺好了被褥，刚躺下要睡觉，忽听得院里柴垛响，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柴垛里钻出来似的。
“有动静！”黎娟说着两人便重新穿好了衣服，侧耳倾听。如果是猫狗，会有叫声或是细碎的脚步声，要是有人也会有动静，可是听了一会儿什么声音也没有。两人以为没事了，正要脱衣服，又听见堂屋里的门响了一下，好像还是故意弄响的。黎娟这闺女胆子大，一个箭步跳到外间屋，大声喝道：“谁？你给我出来！”
吴玉萍急忙找出手电也到了外间屋，用手电一照门还关着。两人打了一个照面，黎娟指了指门，吴玉萍点了点头，两人便突然开了门，没敢贸然出去，只用手电在院里搜查，却什么也没看到。手电的光终究有限，就在手电光晃到一边的一刹那，栅栏门响了一下，像是有人跑出去了。她俩便赶紧去追，到门外却看不见人。
沿街是一溜茅厕，一家一个，他躲在哪里还不行？黎娟说：“他没走远，咱俩一边一个去找找。”吴玉萍说：“算了吧！他不想伤害咱们，找他干啥，让他去吧！”她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咱手里连根棍都没有，真要找着了，他和你打起来，咱哪是他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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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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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俩回来把栅栏门关紧，又在院里察看，却见堂屋门旁有件衣裳，黎娟提起来一看已经破破烂烂，不知是什么缘故，有人把它扔到了这里。到屋里仔细一看，衣服上面斑斑血迹，虽已干了，但仍然看得清清楚楚。口袋里还装着一封信，信上写着：“工作组的领导：我儿刘国良冤枉，我儿是共产党员，贫协主席，复员军人，他们无灭（诬蔑）我儿是现行反革命，活活打死了。打死了才抬回来，衣服打烂了，全是血，便是铁证。可他们说是急病死的，上级调查几次，都是应付差事，不给解决。我家三代贫农，就这一条根，天大冤枉！可是他们不许我出门，不许我告状。求求工作组给我做主，村民刘赵氏下跪了。”
黎娟看完了信，吓得吐了吐舌头：“我的妈呀！这村可真复杂，闹神闹鬼的。现在又说打死了人，还有血衣，是不是吓唬咱们？进来的，是好人是坏人？”吴玉萍是个胆小的人，又经受过太多的刺激，骤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一下就精神紧张起来，一时说不出话来，稳当了一会儿，才回答黎娟的问题：“我看进来的不像是坏人，既不想伤害咱，也不是想吓唬咱。……”黎娟没等吴玉萍说完，便打断了她的话：“那他故意推门干啥？”吴玉萍说：“那是给咱们一个信儿，很可能就是这个人送的血衣，怕血衣和信落在别人手里，让咱们取回来。”
“吴姐！你说这信是真的吗？村里竟敢公开打死人？”吴玉萍是个善于思索的人，她想了想：“从今天晚上的事件和进村一天的情况分析，这村表面很平静，实际内里可能很复杂。从血衣和信上说的情况看，死人的事很可能是真的，至于为什么，可就难说了。”黎娟嫌恶地把地上那件血衣往旁边踢了踢：“死人的事咱也管不了啊！明天把它交给支部算了！”
“那还行？你知道这事和谁有牵连！”吴玉萍急忙说。“要不交给公社。”黎娟说。吴玉萍又说：“那也不行。你没看信上说上级调查几次了，都没解决？交给公社，不是又把写信的人推到火坑里去了吗。”黎娟说：“你说咋办，咱还能管这事儿？”
真是有打死人的事，工作组当然应该解决。可是吴玉萍没有马上回答，她知道老郝现在肯定不愿意陷在这泥窝里，自己这摘帽右派、劳改家属身份，解决这类老大难，岂不是难如登天？不过她想到自己和白刚的遭遇，白刚多次告状，有人知道确有冤情，却没人敢管，自己不是也恨那些人见死不救吗？
现在自己有了这点权力，有人活活被打死告到你名下，却根本不管于心何忍？便说：“工作组怎么不应当管？有人冒着危险给咱送血衣、写信，这是老百姓对咱们的信任，能推出去不管吗？”黎娟不服气地说：“吴姐，咱可管不了啊，村里都敢打死人，闹不好连咱们都危险哪！”
吴玉萍不知老郝同意不同意管这事，她也没个准主意，但是觉得必须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好，便说：“怎么办以后再说吧！这事儿我们得对告状的老百姓负责，要绝对保密，不要对外人说。信和血衣要好好保存起来。”黎娟嫌弃地把衣服踢到了墙角：“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衣裳，沾了那么多血，脏乎乎的，我看了都害怕，先扔一边吧！”
“那可不行。别人看见不就暴露了？咱办不成事儿也不能坏了人家的事儿。”吴玉萍从挎包里找出两张旧报纸，把衣服包好，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觉得放在哪都不合适，最后狠狠心包在了自己的衣服包里，放在自己脚头的褥子底下。把死人的血衣包在自己衣服里，她也腻味呀！可是为保密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研究工作时吴玉萍汇报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成强一听就嚷嚷开了：“这可是大事情，把贫协主席打死了，谁干的，咱可得查清楚。”老郝马上说：“这事现在不能查。经了几回工作组没解决，咱能陷在这里头？”吴玉萍试探地说：“是不是先了解了解情况？老百姓信任咱们，有名有姓的申冤告状，咱也不能不管哪！”老郝仍然不想管，但碍于吴玉萍的情面，只好退一步说：“了解情况也得小心点，别拿这个当主要事。顺便了解下情况，要查也得放在后期。”老郝同意让吴玉萍好好保存血衣，不要交出去。
斗批改工作组进村，大体上都是这样的程序：召开干部会，群众大会，宣传大好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讲工作组进村的目的、任务。头三脚就算踢得差不多了。下面便是深入各生产队揭发问题，梳梳辫子，确定重点问题，这些工作就可松可紧了。最后是解决重点人问题，整顿领导班子。
开完大会参加了各队的学习发动，老郝本来想让成强、黎娟回去两天，看到村里这个复杂情况只把成强放走了，让黎娟留下给吴玉萍做伴儿。然后他也骑车子回家了。临走告诉吴玉萍先摸摸情况别采取行动，一切等他回来再说。就这样把两个女将扔在了村里。
吴玉萍从十七岁进省级报社，不久就在农村组当组长。独来独往在农村到处跑。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在县农林局还是经常下乡。对农村工作并不发怵。只是这特殊身份限制了她，虽说帽子摘了，仍然有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不知哪天又会落下来，工作不敢放开手脚。老郝也是关心她，给她吃了定心丸，告诉她工作不要急，实际是让她休整，守着摊子就行了，尤其是不让她管死人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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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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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心里总是放不下，觉得对老百姓的疾苦、冤枉不能不管。既然告到自己头上，又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怎么能漠不关心，不闻不问呢？当然这会有风险，还可能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磨难和打击，她恨透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那些口是心非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人，那些不关心群众疾苦，一心保乌纱帽的人。轮到自己头上，对群众的疾苦，对那些为非作歹的人，能够只考虑个人得失视而不见吗？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决心冒风险了解个究竟，真有冤情就要去管。
吴玉萍本来一进村就想去看望刘大娘，决定管这件案子以后，更想去找大娘摸摸底，但想到万一调查的事让村里知道了，惹出麻烦来，他们会首先怀疑大娘，对大娘不利。所以便采取了迂回的办法，她先和黎娟一起去串百家门。可是拉家常里短时人们还有说有笑，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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