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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口述自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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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还有造反的自由，可以知难而退地“逃跑”，可以停办这个刊物。可是，我左思右想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法则。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爱这个事业，爱得发昏，爱得成癖，爱了足足一生。这样的深爱，将会跟我的生命并存亡。
　　我知道，有一天我死了，文学事业还会活着，这是一定的。我所担忧的是，在我们人口众多的农村里，在我们三河县，文学事业有可能出现那种不死也不活的局面，这也许是杞人之忧。不幸的是，我老这样地胡思乱想。
　　要使文学事业在农村生根开花、不老不死、青春永驻，就须有新的、年轻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地降生、长起。这才是我们这代人所思虑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一个叫陈绍谦的农村青年，患先天性心脏病，给我写信诉说苦闷和绝望。看了信，我第二天便赶到他家，希望能帮助他鼓起勇气，积极地生活。我鼓励他拿起笔，把自己的哀怨倾诉出来。果然，这个勤奋而灵秀的青年写出了不少好作品，有的还获了奖。他在《苍生文学》上发表了八篇小小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二十五篇之后，我觉得该为他出个集子。和我一样，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家里没钱，没门路，要想出书谈何容易。这种时候，只有拉下我这张老脸，替他拉赞助，找评论家了。有一个广西某饮料厂，让我做广告，说一句“喝了××饮料，我还可以重新写部《艳阳天》”，可以给我一百万人民币。我拒绝了。有的人可能不理解我的决定，现今是商品社会了，这有什么呢？但在我的观念中，这种做法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新加坡一个财团要出二百万元买下我作品的所有版权，我不干。我是中国人，作品当然属于中国，将来有人要改编我的作品还要到国外买版权，这叫什么事呢！但为了陈绍谦，我别无选择，只能去找企业，而且一点不觉得不好意思。令人痛惜的是，陈绍谦，我年轻的朋友，没有见到集子出版便去世了。有人问我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一定要给他出书，人都死了，为什么不为活人去忙。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帮他完成心愿。不仅告慰死者，也为了鼓励后来人。果然《陈绍谦小说集》出版后，文学青年纷纷写信给我，希望能像他那样写作不息，将生命在创作中升华。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4）
有一年回昌乐，我忽然想到一个叫李祥才的业余作者。当时，他和我推着一个破自行车，沿江河崖采访。后来我回北京，他还背着一撂稿子来找我。记得他眼睛大大的，挺活泼。听我问起这个人，陪同我下乡的县、公社领导一副犯难的样子。犹豫半天，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文革”时李家庄的支书自杀，后来追查“祸首”，李祥才曾作为“造反派”参与过批斗，因此被抓起来判了几年刑。出狱后没有娶上老婆，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成了当地人人知道卖老鼠药、看阴阳风水为生的李祥才。这是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当年那样一个上进的小伙子如今已沉沦至此！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常想见他。一再要求，他们答应安排我们见面。果然，第二天，李祥才赶到县城来见我。此时的李祥才，也近五十岁了。日月的风霜和无情的遭遇使他变得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光秃秃的头顶，脸上刻满了皱纹，但两眼放出希望的光。
　　四只手握得紧紧的，四只眼睛相互注视着，四颗泪珠在四个眸子里打转。我们两位相隔二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此时此刻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对李祥才说，祥才，要振作起来，人生谁没坎坷，谁没不幸？你不能沉沦啊！
　　李祥才“嗯、嗯”地答应着，眼圈红红的。此后的一二年里，李祥才曾多次表示要重新提笔创作。但毕竟年岁大了，手也生了，没有任何作品问世。原本，他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作家，但命运不济，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度过了不如意的一生。
　　有人问我，真相信三河能出大作家吗？我知道从目前文学青年们的写作水平看，离成为大作家还有很大距离。我也知道，文学不仅要有勤奋，还要有才华。我的这些学生们也许没有足以让他们成为大作家的天分，但我相信坚持下去，将来总会有人才冒出来。如果不给他们机会，再有才华的人也可能被埋没。何况，我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培养作家，也为了让农民的生活增加一些情趣。我知道精神寂寞的滋味，我要帮助他们从中摆脱出来。当然，我也有失去信心的时候，有时忽然觉得自己是白费工夫，但转念一想，我还能为别人做些什么呢？我从小是弱者，受了那么多人的恩惠才有今天，在我能尽力的事情上当然要尽全力。
　　这样想着，这样做着，我忘记了一点，年龄不饶人。年轻时身强力壮，没怎么得过病，我以为自己会永远健康下去。但自然规律不可违抗，就在我按照设计的路走下去的时候，病魔找上门来了。1993年6月25日上午，准确地说是12点之前，我还像往日一样烦躁地、也是无可奈何地忙碌着不想做又不能不做的事情，准备第二天跟高占祥聚会，参加天津一位画家的画展开幕式。半杯啤酒、半碗面条下肚之后，脑梗塞（老百姓叫中风）这个恶魔突然向我扑了过来。以后在一连串的抢救中经历了失语、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觉……27日转到一家部队医院。整个过程中，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心绪是平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知道可怕的后果。但我没有恐惧和悲哀，心灵上倒有一种解脱感，轻松感，我本该给社会、给家庭、给自己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余下的不能做了，也不需要做了。
　　几天来，我想了很多，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情。第一次知道健康与残废、活着与死去之间距离是那样的近，只是一纸之隔。
　　3
　　1995年，有几家出版社鼓动我把《金光大道》再版、出齐，这倒叫我很动心。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的，建国后用了极大力量对农业实行改造，特别是“合作化”，绝对是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时至今日，回顾以往，咒骂也罢，怀恋也罢，反正那是历史，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更无法抹掉的历史。参加制造这段历史的人不少，用笔记录其全过程（特别以艺术形象记录）的人则很少。
　　严格地说，只有我一人用小说形式记录下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这就是四部《金光大道》。我敢断言，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我了。以后一定会有人写这段历史，但他们非是亲身经历，写法、角度、观点都不会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局内人”，他们的作品跟《金光大道》反差一定极大，甚至完全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这部书的意义决不在于个人，而属于整个文学事业。因此我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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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5）
谁知，《金光大道》再版引发了一些人的批评。据我所知批评我的人年轻的居多，我猜不出原因。再之后，由于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引发了更多的攻击。在发表出来的采访记中，有一段话说：
　　我是不是一个作家，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怎样从一个祖辈为农民的平民百姓，竟然干起文学这一行。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前苏联有过高尔基之外，其他国家还不曾听说过。我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民，靠党给予的机会，经过八年业余文化学习，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最终由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
　　我想这是个奇迹，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由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是“农村包围城市”，因此，生活在农村的我就参加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成了实施包围城市战斗的一员。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
　　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文革”开始，正是我的创作走向成熟时期。现在我对那时的处境无可奈何地总结一句话：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就没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干，我比现在好。我会得到更大的进步，我会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发挥我的天赋、热情，艺术上会有更高的升华。然而，当时我整日处于矛盾状态中，我被歪曲、被利用，还要常常自发地在自我头脑中闹革命！但尽管如此，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第一，我的两部作品坚持写生活写人物，写人情世态，对当时流行的创作之风——《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小说样板”是个迎头痛击。第二，他们推行“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我当时没有认识到是阴谋，总觉得有些人对毛泽东思想有片面的歪曲。比如“三突出”，光强调写作时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确，应当从深入生活开始就强调“三突出”。所以我到处讲深入生活，谈深入生活的体验，写上百篇谈深入生活的文章。在那时的文坛上，这形成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新鲜的、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对当时的文艺界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沿着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在中国展开对极“左”路线进行揭批清理之初，国际上一次讨论中国文学现状的会上，有一位外国评论家说，那时只有浩然的小说创作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在中国到处是一片彻底否定我的浪潮中，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很欣慰。想到我们国内，最了解中国当时情形的中国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实在可悲！
　　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
　　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一直想用笔给农民树碑立传，《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
　　这些话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我忘记了自己原话是怎么说的，大概意思可能如此，但有些词和说法不太符合我说话的口气，两个记者采访后，文章登报前，我没有看过原文。攻击我的人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我想自己有说话不谨慎的地方，但恐怕不会称自己为奇迹。“奇迹”之争使我心情不好，换了任何一个人在我这种处境也是一样。但我不想加入到争论中去。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6）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了“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大陆小说，只有我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入选。虽然这样的评选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成绩，但能有人这样看中我的创作，而且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我很高兴。
　　对于和我同时代的这些作家，我觉得从维熙还要在目前水平上停留很长一段时间。王蒙复出后没写什么重要作品，不如他当“右派”之前的作品有活力。陈建功应当能写出来，可是当官了。邓友梅很难再进步。王朔的、刘震云的作品我看不下去。看来写农村的我比较喜欢，写城市的比较隔膜。
　　2000年6月，三河文联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玛拉沁夫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利用形势往上爬，换了他可能会走得更远。我感激他如此坦诚。
　　关于我的争议还在持续，有些人加入争论但对我的事情并不了解，许多作为攻击要点的细节不准确，大都说不到点儿上。我想，这本书出来，会让关心我的人更全面地了解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度过了怎样的人生。
　　早在70年代末，“文革”后文艺界对我的批判风刮起来时，我便意识到，自己必须站出来，把自己说清楚。于是从1982年开始动笔写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圆梦》。本来打算写五部，但1993年、1997年两次脑血栓，使我被迫放下了笔，只能以口述的形式完成这个心愿。
　　有些人好奇地问我，是否能理解当今的社会？问者大约觉得我和这个时代的距离太大了，我承认，是这么回事。我想自己只能尽力适应现在，努力融入这个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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