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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出路咖啡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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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脾气很温和,愤怒都是和风细雨的。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牧师太太手指指留言机,如同指一摊秽物。
  我听起来,像是两个拿报话器的人在通话。像两个警察。我说。心里咬牙切齿:便衣福茨实在万恶,他折腾到最后可能是将我撵到冰天雪地的大马路上去。
  也有可能。牧师微皱着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缓缓地一扇一扇。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灌输到人们脑子里和行为里,他的灌输失败,才会轮到FBI们去忙。他现在轻微感觉到失败。 
 
 第29节 
 
 
  

  牧师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坏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几代人离罪恶的遥远而建立的。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恶有关,但她更无法确定我和罪恶无关。她突然觉得我离她的认识极其遥远,她曾自信地在我行为气质上读出的谦和多礼原来是错误,它们都是神秘内向的东方所给予我的伪装,而绝不能给她证据证实我的无辜。而坏就坏在我的内向和神秘。她觉得过去跟我的相处全不能作数,而未来都要在长期的一无所知中相处下去。或许东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个逃犯,像我这样斯文的一个逃犯。
  她听我解释这其实是怎么回事:美国在五十年代为外交官员建立的法规,让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正式罗曼史受到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的影响。因为我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国家所列的敌人名单上。我对牧师太太解释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接着跟他们夫妇二人讲到我的从军历史,尤其我当战士记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军队宣传骨干,抑或情报人员。对于他们这样给我重视,我是怎样也讲不清的。因为他们拿美国军队各行各业来套中国军队。我给牧师夫妇举例说:有一次我跟几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国军队的歌舞团,他们马上说,噢,康乐队呀,我们军队里也有。我说那和“康乐队”不同。他们说:差不多啦,就是让士兵开心嘛!他们和美国人都把中国军队的歌舞团员想成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朝性饥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的歌舞团是关照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抚他们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饥荒的。台湾朋友说:有军营的地方就有性饥荒,这点你得承认吧?我说:可能是的。他们立刻得胜地大声说:那就对了!你给他们“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是性救济!我说:那就不是前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卖出去的是饭锅,结果给买去的人当成了尿盆,你不能说前者就是卖尿盆的!……
  我见牧师夫妇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势上下左右地动,但他们已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们想,她在胡扯什么呢?三个月住下来,他们头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挺能胡扯的人。并在讲到尿盆这类词时语言毫无梗阻,同讲到饭锅一样坦然。他们还想:这个貌似文雅的人原来是个标准三八。
  我想,坏了,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认识我。我怎么在这种时候举出个帮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没听见任何声响从牧师夫妇的卧室传出来。他们平稳的日常活动也给我搅了。给便衣福茨搅了。因而我一见理查就说:“FBI得负责给我找房——我肯定会给房东踢出来的!”
  理查很惊讶:“怎么?你给踢出来了?”
  “迟早的事!”
  “你跟他们应该签了租约的,租约上又没说不准FBI打电话。”他年纪轻轻,已经有了老特务的痞劲。他两手一摊,又说:“如果他们真要撵你走,我家倒有间地下室空着。”他明摆着是跟我瞎逗,脸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们真要撵你,可没我什么事。
  “我正失业,再去租另一处房,连押金都拿不出来。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东都要看你有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两到三个月的房租做押金。就这样的话,能租到房已经算走运……”
  “我当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烦我的房东?”
  “我也不想烦他们。这是调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办公楼大厅里说话。我不愿穿过那个安检通道,让两个面无表情的人翻看我书包里是否装有炸药。理查只穿了件衬衣,扎一条非常花哨的领带。他下巴左侧被刮胡刀拉了条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衬衫领子。总之我这案子让他连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时间也没了。他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去。他领着我走到大厅一边的咖啡铺。
  我不领情地说我没喝咖啡的胃口。
  他说他有胃口。他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个“阳光灿烂”在去上托儿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开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湿透。只好又开车回去,替她换上干净衣服。理查说着打了个长哈欠成膜见他嘴里的所有牙齿,有三颗牙被补过。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国人牙齿,人为地整齐洁白。他为他的哈欠说了两声“对不住”。哈欠打完,他脸上出现一种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么了,活得顾头不顾尾,跟他女朋友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生活里添了个“阳光灿烂”和我。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给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么多乱,要他额外操那么多心,这一点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过意不去,我们不可能不向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话给他腰里揣的呼机打断了。他皱起眉,把呼机拿出来,看一眼上面的号。“是‘阳光灿烂’的托儿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好像他给我权力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乐趣和苦恼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电话,我可以现在就走。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你们不要窃听我房东的电话。”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说,不窃听他们的话我们打哪儿下手窃听你呀?
  “并没有窃听他们啊!”他说。
  “他们都是厚道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什么叫‘乐善好施’?……听上去特别耳熟。我感觉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语。”他说着从衬衫口袋拔出一枝笔,要我把“乐善好施”写在餐巾纸上。
  我一笔一画地写,他一笔一画地看。然后他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比如我们对‘阳光灿烂’。”
  这小子真油,把事情从窃听的问题上扯开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乐善好施的人干这种事。”我说。
  “干哪种事?”
  “窃听他们的电话。”
  “谁说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的话有什么听头呢?他们无非讲讲教堂里的事。”最多是牧师外出工作,牧师太太在家.俩人在电话里交换三两句夫妻间的甜蜜废话,比如牧师说:今早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熟睡,我没跟你道早安。牧师太太说:对呀,我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沉。牧师说:(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里来了几次?……牧师太太说:(满脸赤红)哦,看上帝份儿上请闭嘴!……牧师说:能让你快乐我很快乐。牧师太太说:我也是。(在电话筒上做一个亲吻的吧唧声)我等着你,早点回来。牧师说: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师太太咯咯乐着,说:你最好闭嘴!……“他们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们干吗窃听他们的电话呢?”我换成英语和他争。讲中文我没那么理直气壮、直截了当。
  “你看看!我问你,谁告诉你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见我一点都不信,他又强调地说:“他们的电话有什么听头吗?!”
  “那你们还去听?”
  “谁说我们听了?”
  “不听你怎么知道没听头?”我在这儿等着你哪。
  他一看,进了我的逻辑圈套,叹息地笑了一声。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它惟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美国大概是惟一把冰冷当做美味的国家。冰冷使完全彻底的寡淡无味变得不再寡淡无味,它给你的味觉带来的刺激强过酸甜苦辣。
  理查呷着咖啡。他撕开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里,又呷一口,还是提不起胃口,又撕开一只小奶杯,将浓浑的奶油倒进咖啡。他无精打采地搅动着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无精打采。
  我说:“我正在写三门功课的学期终结作业,如果我现在被撵出来,我这三个作业很可能做不下去。这么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儿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那你要我怎么办?”
  “在牧师家好好呆着。他们烧暖气不抠门儿吧?一般牧师都挺抠门儿。美国有句俗语形容人贫穷的程度:那家伙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里的耗子更穷。”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边,这时定住了,脸从杯沿上端来看我。
  我说:“教堂里的耗子好歹还有教堂。它们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慢着,让我想想——”理查·福茨说:“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么?”
  “我说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个教堂!那地方专门收留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的留学生。那里的房租便宜到了等于白给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机打断。他急忙摘下呼机,看一眼,两道剑眉拧成一道。“怎么搞的?又是托儿所!”
  “那你快去回电话吧。”我做出告辞的样子,把围脖往身上一搭。
  “绝对是个好主意——那教堂的侧面有十来间房,一共住了三十多个各国学生。要不要我去侦察一下,给你找来他们的电话。”
  “我不能在学期结束前搬家……”
  “这不取决于你啊。”
  “可是取决于你。”
  “怎么讲?”
  “你只要保证不在我学期结束前再给牧师夫妇打电话。”
  他想了想,说:“你学期什么时候结束?”
  “一月二十五号。”
  “别的学校都是圣诞前。”
  “要不要跟我们学校核实一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不是这意思。”他做出一个善意被曲解的受屈心痛的表情:“你看,我只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你的时间和日程安排。”
  “谢谢。非常感谢。”
  “哪儿的话。”
  “那你是答应喽?”
  “你指那个教堂的慈善租赁?我尽快……”
  “我是指你不要再跟牧师夫妇通电话这桩事。起码在我三份期终作业完成之前,拜托你,不要往他们那里去任何电话。等我期终作业一完成,你可以马上恢复对我的侦察。”
  “是调查。”
  “好的。随便你叫它什么。”
  “是调查。”
  “那就调查。”有什么球区别?
  他认真考虑一会儿,点点头。在他考虑期间,他的呼机又急叫起来。他再次看一眼上面显示的号码,再次锁起眉头。
  “好吧。我可以等到你学期结束。”
  “谢谢。”
  “不用谢。应该的嘛。”
  “也请你们不要窃听牧师夫妇的电话。”
  理查已经起身,打算回楼上办公室给托儿所回电。听我追加这一句,又站住了。
  “他们跟我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你们侵犯无辜公民的公民权益是违反你们国家宪法的。”
  “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一口咬定我们窃听他俩的电话?”他有点要跟我急的意思。“我们对他们这种人毫无兴趣。”
  “我相信你们毫无兴趣。”你要穿越一大堆兴趣,插进我的生活,搜寻一星半点儿可能会变异为你们兴趣的废话或非废话。我已停止在牧师家和安德烈通电话。我用电话卡在学校的投币电话先拨通号,他再到大街上找个投币电话给我打回来。我们像贩毒组织的老手一样纪律严明,拘泥细节。正经话都在两个投币电话上讲,只剩下闲扯让FBI去窃听。
  “那你干吗指控我们窃听?!”
  他真急了。
  “别理我的指控——你们事实上有没有窃听?”
  “你看你还有指控的意思。”
  我顿住,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那么好,我这就去买一个行动电话,请不要再窃听牧师家那台电话——如果你们正在或者打算窃听的话。”
  理查·福茨耸耸肩。他的意思是:随你便。 
 
 第30节 
 
 
  

  我当掉了安德烈给我的钻戒,买了一枚一模一样的半克拉装饰戒指,上面的假钻石比真钻石还璀璨。我先去了犹太区的珠宝行,请一个老首饰匠估价。他把一个寸把长的筒形放大镜塞在深陷的眼窝里。那眼窝如同一个瓶口,放大镜成了瓶塞,塞得滴水不漏。
  他说这颗钻石是最白的一种,价值应在两千五到三千。不过如果我卖给他,他只能付我七百。我问他为什么只能付七百。他说不为什么,我要肯卖他就只能出到七百。他长长的鼻子使他整个睑显得庄重阴沉,十分负责。
  我又到了另一个首饰铺。奇怪极了,伊朗首饰匠也说他最多出到七百。一直到晚上,我面孔也冻硬了,所有的首饰匠愿意出的价没有超过七百的,他们种族不同,年龄各异,却串通得那么好,同心同德挤对我。他们认为一个人落魄到了当首饰的地步,是没什么退路的,因而他们不好好敲我一笔,是他们的不尽职不敬业。
  我在六点差两分时下决心当掉了订婚戒指,然后我赶在百货商场开门前,花了二十五块钱,买了一枚伪钻戒,去冒名顶替。我口袋揣着六百七十五块现钞往地铁走。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守财奴的行走姿态了——把书包的带子收得很短,将书包挂在腹前,双手拢在袖筒里,压住书包和肚子。我警惕地躲开任何靠近我的人。
  我回到牧师夫妇家时,他们俩正在吃饭。我悄悄脱衣摘帽除靴。我听见他们也变得悄悄的。
  进了我自己的卧室,我把大大小小的钞票摊开,按照账单分捡出房租、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然后我开始给牧师夫妇写信。我在信中沉痛道歉,说自己做了个很不像样的房客。然后我告诉他们,我已买了行动电话,号码是×××××××。他们若有话不便当面跟我说,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乐意在同一幢房子里与他们使用这种摩登联络方式。我还告诉他们从此后他们太平幸福的日子会全面恢复,因为FBI不必通过他们跟我打交道了,他们从此会直接把电话打到我的行动电话上。然后我请求他们不要撵我走。我实在太喜欢这所房子和它的主人们了。飘泊的我在这所房子里得到的慰藉他们是无法想象的。最后我说我宁愿担负起打扫卫生,熨绣衣裳等所有杂活。写完后,我又补了个“P.S”,说我希望知道上次被我烤黄的吊柜价值是多少,我愿赔偿损失。
  我把仅剩的十块五角钱放进钱包。把欠的债务一笔一笔用纸包好,上面注明它是付的哪笔账。我把钞票和信塞进一个信封,做贼似的蹑手蹑足走到起居室,将信封压在蜡烛台下面。
  夜里听见牧师夫妇恢复了进行曲速度的做爱,我心里踏实极了。
  睡前我跟安德烈通了电话,告诉他我从此不必穿过冰天雪地去给他打投币电话了。
  安德烈说:你不像你看上去那么傻。
  我说:对呀,这是好事情。
  我们哈哈地乐起来。
  安德烈说:我明天也去买个行动电话。我也受够了冰天雪地找投币电话的滋味。
  我说:真后悔我们愚蠢了那么久才聪明起来。
  他跟我道了晚安后又想到什么,说:圣诞节我会送你一件意外的大礼物。是劳拉为我出的点子。
  我突然冒出一句:劳拉很喜欢你,是吧?
  他一愣,然后说:劳拉更喜欢你一些。
  安德烈,你知道我们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
  我听出他声音笑嘻嘻的。
  劳拉有什么不好?不是挺好的?
  我知道,是挺好的。他等着我停止声东击西。他说:我和劳拉每星期总会见一两次面,吃吃午饭。他在帮我把话绕回正题。
  我不知心里的一股不适是不是醋意。但我干吗吃劳拉的醋?因为她和安德烈门当户对,还是因为她与他自由、平等的往来?劳拉为安德烈选了窗帘的颜色和布料,为他设计家具的摆置,为他找到名设计家的沙发,又没让设计家敲他一大笔。她还替他跑遍乔治城的小艺术馆和收藏品商店,甚至是寄卖行,为他一件一件选来台灯、立灯、沙发靠垫,安德烈的客厅放着三个毕加索的陶器复制品,但是品质极高的复制品,全世界只有六七百个。她领安德烈去参加艺术拍卖会,竞拍下了四幅德加的铅笔草稿。而当时安德烈钱吃紧,她便借钱给他。连安德烈的西装、毛衣、领带,都透出劳拉高雅昂贵的审美情趣。安德烈一组织晚会,劳拉便是最拿得出手的司仪。安德烈把他自己的外形,整个地交给劳拉去处理。有一次我说我不习惯看安德烈穿浅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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