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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呐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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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才”。1898年初，他又发表《孔子改制考》一书，以为《春秋公羊传》讲“通三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孔子作《春秋》就是为的改革法制。他把孔子说成改革家，表明他的变法主张不但大合时宜，而且深合古训。这样，赞同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赞同，反对者也不能不稍有顾忌。加上他的经学家的名声和新科进士的身份，当然地成了维新运动的领袖。
新的出版物，也反映出了维新空气的浓厚。1895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创刊，1898年，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出版。一时间，新办起的报刊和新出版的译本还不少。鲁迅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一个比较闭塞的小城走出来，他立刻受到这种维新空气的感染。在《琐记》这篇回忆文里，鲁迅生动地记下了当年他兴奋地阅读《天演论》的情形。
维新变法的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他下诏定国是，提出“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就是史称“百日维新”的第一日。几天之后，皇帝在仁寿殿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这次召见的情况，据《光绪朝东华录》说：
上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法为忧，康有为面奏：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怨谤自息。
“渐擢小臣”就从康有为开始，当天，“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这样也就开始了新旧党之间的剧烈斗争。五月初二（6月20日）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奏折说：
皇上既深维穷变通久之义，为鼓舞人才起见，特开经济特科、岁举两途，以广登进。而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倡言经济特科之无益，务欲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见有诏书关乎新开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是。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如仇。
奏折建议给予许应骙降职处分，以为守旧误国者戒。光绪皇帝对这事的处理，据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说，“时许应骙议经济特科及废八股事，多方阻挠，御史杨漪川、宋芝栋联名劾之。上恶及阻挠科举，即定罢斥。刚毅乞恩，不许；请令总理衙门查覆，不许；乃请令其自行回奏，上不得已允之。”光绪皇帝下的上谕是：“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许当然明白皇上对他的恶感，怎样回奏才能挽回局势确实是个难题。怎么办呢？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许应骙夜走请于刚毅，刚属其牵攻我可免，许从之。上重于为我故去大臣，故听之。”老于官场的刚毅老奸巨猾，看准了慈禧和光绪的矛盾，叫他反守为攻，回奏中猛攻康有为，光绪投鼠忌器，就不会拿他怎么样了。许应骙就照着刚毅指点的这样办，两天之后，五月初四（6月22日）他遵旨明白回奏了。对原参各节逐项痛驳，全面为自己辩解。说的都是“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何得云多方阻挠”，“何尝痛诋西学”之类。他还自我表白说：“窃臣世居粤峤，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讲求西法，物色通才……”似乎他早就赞同维新，讲求洋务，还很跟得上时代潮流哩。在奏折中，他痛诋康有为，在行文上却不是攻击他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而是攻击他的人品。许应骙也只能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时，正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时，变法不仅是康有为的主张，而且是皇上的庙算，他不能不表示他是可以接受甚至赞成变法的态度。奏折中涉及康有为变法主张的，只有这样几句：“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攻击他人品的话就说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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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异路 逃异地（3）
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幸进。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臣寓所已干渴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馀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及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
趁这机会，许应骙就把宋伯鲁、杨深秀这两位言官对他的弹劾，说成是康有为怂恿所致。他请求将康有为罢斥驱逐回籍。
五月二十四日（7月12日）的《申报》上刊登了许应骙的这一道奏折。周庆蕃看了，很是开心，其中对康有为的那些斥责，大合他的心意。他又看到，鲁迅到南京两个多月以来，热心阅读新书报，谈新学，俨然是个小康党了，于是把他叫来，把这份报纸递给他，说：“你这孩子有些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
二十多年之后，鲁迅在《琐记》这篇回忆文中写到这件事：“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大约鲁迅那时就没有怎么细看，所以印象不深，多年之后再说，就更有出入了。比如对许应骙奏折主旨的概括，说“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就不如说“总之是参主张变法的康有为的”确切。再说，看《天演论》也不是在水师学堂时候的事，而是稍后在矿路学堂时候的事，这里可以看做是借指当时流行的那些新书报吧。
八月初六（9月21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百日维新”（实际上是一百零三日）到此终结。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御史宋伯鲁也革职永不叙用。这时，周庆蕃颇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自得了。后来鲁迅在《忽然想到（五）》中记下了他这样一件小事：“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
作为一次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但是作为一次规模广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却并没有因为政变而终结。像严复，他还继续不断翻译介绍欧洲的名著，陆续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1902）、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等等。他通过翻译这些书籍，介绍欧洲近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哲学思想，对于几千年来中国专制社会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青年鲁迅成了严复热心的读者。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一文中回忆说，在极有兴趣地读过《天演论》之后，“以后他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至读不懂的《穆勒名学部甲》，也都购求到手。”这时，鲁迅大量阅读严复和另外一些人译出的新书，促成了他思想的早熟。
1898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决定在江南陆师学堂内附设一矿路学堂，招考新生。这时鲁迅正对水师学堂的情况感到不满，也许还加上想到离周庆蕃远一点的愿望，即去投考。九月十二日（10月26日）放榜，录取了。他就转到这一边来就读了。矿路学堂的情形，鲁迅后来在《琐记》一文里说了一点：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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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异路 逃异地（4）
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这里说的第二年的总办是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宋恕说他“才气纵横，文学淹雅”《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401页。，能诗，有《觚庵诗存》行世。鲁迅对他，一生都怀着敬意，后来在###工作的时候，还几次去拜访过他，日记里写到他都是尊称为俞师。俞死，鲁迅还送去一个幛子表示哀悼。
这里说的《译学汇编》，是《译书汇编》的误记。这是留日学生杨荫杭等创办的月刊，翻译介绍了好些重要的外国学术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今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后来严复的译名为《法意》）等等。这刊物于1900年创刊，后来改名为《政治学报》。这也是当年鲁迅喜爱的读物，多年之后还留有鲜明的记忆。
三十年之后，鲁迅在《重三感旧》一文中记下了他对当年这些“###”留下的印象：
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老###”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原是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城乡游民的邪教组织，他们秘密结社，修炼武功，特别是蛊惑一些无知的青少年参加。痴迷者相信可以炼出“金刀不入，枪炮不伤”的功夫。他们在山东受到巡抚袁世凯的镇压，无法立足，流窜到直隶来。他们一路上焚烧教堂和教民的房屋，杀死教民和教士，直到拆毁铁路和电线。清廷最初是下令禁止这些行为。可是一些高级官员却对义和团取支持态度。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宣传义和团的勇敢和力量，载漪和刚毅又这样向慈禧太后宣传。正好这时候慈禧太后以为外国妨碍她废黜光绪另立新皇帝，有一种强烈的仇外心理，于是决定利用义和团作为她对抗外国的力量，任命载勋、刚毅统率。这样，义和团同正规军一起掀起了一场排外的高潮。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德国驻中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被杀。下午，董福祥部甘军和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下诏与各国宣战。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逃到陕西去了。
那时绍兴也流传许多关于义和团的谣言，说是义和团有了不得的法术。家里在同鲁迅的通信中谈到这些，鲁迅在五月十七日（6月13日）的回信中说：“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对于义和团种种装神弄鬼的做法，鲁迅后来不止一次表示过反感。例如1912年6月27日的日记中说：“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齐君宗颐及其友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某君不知其名氏，似是专门司司员也。”齐宗颐，###同事，即后来协助鲁迅翻译《小约翰》的齐寿山。在《杂忆》（见《坟》）一文中，鲁迅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也许这就是听齐君或某君所云身历“几及于难”的情形吧。
走异路 逃异地（5）
也就是在这1900年，矿路学堂曾经有过停办的风传。鲁迅在《琐记》一文中回忆说：
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平安的时期。那是第二年，听说学校就要裁撤了。这也无怪，这学校的设立，原是因为两江总督（大约是刘坤一罢）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所以开手的。待到开学时，煤矿那边却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师薪水太贵；二、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既然开矿无利，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乎开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并不裁撤。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从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查到，鲁迅下矿井去看，是1901年11月7日至19日。1929年1月6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也说到这事：“青龙山者，在江苏勾容县相近，离南京约百馀里，前清开过煤矿，我做学生时，曾下这矿洞去学习的。后来折了本，停止了。”已经查明：当年鲁迅所下的矿井，在现在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
在矿路学堂学习的功课，据周作人在《鲁迅与中学知识》一文中说：
功课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期限三年毕业。前半期差不多是补习中学功课，算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应有尽有，鲁迅也照例学过了。这固然是一切学问和知识的基础，于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另外还有一门学问，使他特别得益的，乃是所谓地学。这其实是现今的地质学，因为与矿学有关，所以有这一项功课，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部译本，名为《地学浅说》。原书出版很早，在地质学中已是旧书了，但原是一种名著，说的很得要领，这使他得着些关于古生物学的知识，于帮助他了解进化论很有关系。
在鲁迅自己，他以为采矿是他学的第一个专业。1927年他应邀到黄埔军校去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他说：“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1902年1月27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学生毕业，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了发给他们的执照。鲁迅的这一张保存下来了，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上面写着“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可见他毕业考试的成绩不坏。
他得到了官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1902年2月20日）他回绍兴去，做出国的准备，向母亲辞行。二月初八（3月17日）又到了南京。这一回，他从家里带了些书籍给在水师学堂上学的二弟作人看，其中有一本是谭嗣同的《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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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我血荐轩辕”（1）
1902年3月24日（壬寅年二月十五日），鲁迅登上了日本轮船大贞号从南京启程，经由上海到日本去。
由总办俞明震率领出国的这一批官费留学生，有江南陆师学堂应届毕业生二十二名和矿路学堂毕业生六名。这六个人，是鲁迅、张邦华（字协和）、顾琅（又名芮石臣）、伍崇学（字仲文）、徐广铸（字甄才）和刘乃弼（字济舟）。此外还有同学陈衡恪（字师曾），他家同俞总办是近亲，也自费一同前往。他们一行于4月4日到达横滨，随即转赴东京。
留学这事，后来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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