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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呐喊-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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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候，他们家里也是祸不单行。祖父出了事，关在杭州府狱。偏偏这时候父亲又病倒了。起病大约是1894年的初冬。那病状，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回忆说：
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医者意也”的学说，中国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添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蒙胧的存在眼前。这以后却也不再吐了，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也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
当年请来给他父亲治病的是绍兴城内顶有名的医生，先是姚芝仙，后是何廉臣，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回忆说：
我曾经和这名医（按：指姚芝仙）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他这样诊治了两年，无效，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于是就荐当地另一位名医何廉臣（鲁迅的文章里写为陈莲河）来代替自己。关于这一位名医，《父亲的病》里是这样记述的：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6）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
要捉到“原配”蟋蟀，就不是一个人能办妥帖的了，鲁迅得和二弟作人一同出动。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起这事：
我们忙的是帮助找寻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绵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
这样诊治了四五个月之后，这一位大夫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1896年10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九月初六）深夜，父亲去世了，才三十六岁。这时节，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父亲又死了。不用说，一家人有多么悲哀了。
在一家忙于给父亲治病的时候，祖父的事情倒是有了一点转机。光绪二十一年秋审，这本来是一个生死关头，万幸的是，“奉旨：周福清著免勾。钦此。”九月十八日（1895年11月4日）的上谕说明了免勾的理由：“一起斩犯周福清……闻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是以未勾。”从此，监禁在杭州府狱中的他，不再为每年的秋审提心吊胆了。
祖父的狱中生活，在周作人的《五十年前的杭州府狱》一文中可见一斑。1897年正月到1898年五月中旬，这段日子他在杭州，每隔两三天就去陪侍祖父一天。这篇文章说：
我在杭州住了两年，到那里总去过一百多次，可是这署门大堂的情形如何却都说不清了，只记得监狱部分，入门是一重铁栅门，我推门进去，门内坐着几个禁卒，因为是认识我的，所以什么也不问，我也一直没有打过招呼。拐过一个弯，又是一张普通的门，通常开着，里边是一个小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狱神祠，我却未曾去看过，只顾往东边的小门进去，这里面便是祖父所住的小院落了。门内是一条长天井，南边是墙，北边是一排白木圆柱的栅栏，栅栏内有狭长的廊，廊下并排一列开着些木门，这都是一间间的监房。大概一排有四间吧，但那里只有西头一间里祖父住着，隔壁住了一个禁卒，名叫邹玉，是长厚的老头儿，其馀的都空着没有人住。房间四壁都用白木圆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长短圆柱相间，留出空隙以通风日，用代窗牖，房屋宽可一丈半，深约二丈半，下铺地板，左边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铺成榻状，很大的一片，以供坐卧之用。祖父房间里的布置是对着门口放了一张板桌和椅，板台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帐，旁边放着衣箱。中间板桌对过的地方是几叠书和零用什物，我的坐处便在这台上书堆与南“窗”之间。这几堆书中我记得有广百宋斋的四史，木板《纲鉴易知录》，《五种遗规》，《明季南略》《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徐灵胎四种》，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我在那里坐上一日，除了偶尔遇见廊下炭炉上炖着的水开了，拿来给祖父冲茶，或是因为加添了我一个人用，便壶早满了，提出去往小天井的尽头倒在地上之外，总是坐着翻翻书看，颠来倒去的就是翻弄那些，只有《四史》不敢下手罢了。祖父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在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常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7）
祖父在狱中吃饭的情形，这篇文章说：“男仆阮元甫在楼下歇宿，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门去，给祖父预备早点，随即上市买菜，在狱中小厨房里做好了之后，送一份到寓里来（寓中只管煮饭），等祖父吃过了午饭，他便又飘然出去上佑圣观坐茶馆，顺便买些什物，直到傍晚才回去备晚饭。”
祖父在狱中，想看书，便向申昌派报处买些申报馆的铅印书，或者浙江官书局的木板书来看。他买来的木板书中有一部《唐宋诗醇》，是乾隆皇帝“御选”的一部有四十七卷的大部头书，唐朝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四家，宋朝选了苏轼和陆游两家。祖父看过之后，将这书搭回绍兴家中去，书中夹了他一张字条：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 示樟寿诸孙
这张字条现在保存下来了。可见他虽然人在狱中，对孙辈教育这事他还是放在心上的。
从周作人说的这些情况看来，祖父在狱中，人身自由当然是被剥夺了，但在生活方面，包括精神生活，却还不能说受了怎样的虐待。可是家里，要负担他在狱中的开销，负担一个病人的医治，负担一家长幼的嚼用，很快就穷落下来了。几年中间，那四五十亩水田，全被卖掉了。
家境的骤然败落，对少年鲁迅的影响不小。后来他在《呐喊·自序》里写到了这几年中的感受：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父亲死了。祖父还在狱中。十五岁的鲁迅就成了他这一房的代表了。寡母孤儿，总少不了受人欺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讲了这样一件受欺的事情：
鲁迅往南京以前的一年（1897）间的事情，据他当时的日记里说，（这是我看过记得，那日记早已没有了）和本家会议本“台门”的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新台门从老台门分出来，本是智仁两房合住，后来智房派下又分为兴立诚三小房，仁房分为礼义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
这位逼他签字的长辈就是他开蒙的老师周兆蓝。鲁迅对他一直怀着敬意和好感的。可是这一位和蔼的老人在涉及利益问题的时候也不免声色俱厉了。这事对鲁迅的刺激很深，后来他在小说《孤独者》中，让魏连殳说的“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显然就是对这一件事的回忆。
走异路 逃异地（1）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
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
这事他在《呐喊·自序》中是这样说的：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
就这样，鲁迅从母亲手中接过还带着体温的八块银元，避开了母亲的泪眼，怀着凄怆的离愁别绪，离开他生活了十七年的故乡，离开他亲爱的母亲和兄弟，动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他结束了自己的少年生活，开始踏上人生的征途。
这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当时他写的一则《戛剑生杂记》说：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他在旅途中就是这样一种心情。
鲁迅于1898年4月底离家，5月7日到南京。他到南京求学，是因为远房叔祖父周庆蕃（字椒生）在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任管轮堂监督。周家子弟因他的关系进那学堂的，鲁迅是第三个。入学考试只是写一篇文章，试题是《武有七德论》，他考取了，分在机关科学习。
入学的第一件事，是这位当监督的庆爷爷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周树人。改名的原因，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椒生》中说，是因为“那时学校初办，社会上很看不起，水陆师学生更受轻视，以为是同当兵差不多，因此读书人觉得不值得拿真名字出去，随便改一个充数”。
周作人的这本书接着还说了：“那时候考学堂本不难，只要有人肯去无不欢迎，所以鲁迅的考入水师，本来并不靠什么情面，不过假如椒生不在那里，也未必老远的跑到南京去，饮水思源，他的功劳也不可埋没。鲁老太太因此对他很是感激，在戊戌后每逢他年假回家的时候，总预备一只炖鸡送去，再三谢他的好意。”
鲁迅的《朝花夕拾》里有一篇《琐记》，记下他在水师学堂的情况：
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
可爱的是桅杆。……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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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异路 逃异地（2）
在《忽然想到（八）》里，鲁迅还讲过这样一件事：
我在N的学堂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
鲁迅到南京的这一年，正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高潮。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促使朝野上下都有了一种强烈的改革要求。这种要求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多次上书，指出当时正处在“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具体措施，他提出了例如“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才”。1898年初，他又发表《孔子改制考》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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