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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呐喊-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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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语丝》。
《语丝》周刊的创刊号是1924年11月17日出版的。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知道，他捐了十元钱资助创刊的费用。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论雷峰塔的倒掉》（收入《坟》）一文。文章就这年9月25日杭州雷峰塔倒坍一事谈到白蛇传。据这个神话传说，那可爱的白蛇娘娘就是被法海和尚镇压在雷峰塔下的。鲁迅借这个神话故事表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的主张：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
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在《语丝》第三期上，鲁迅发表了散文诗《秋夜》。
第四期，他又发表了《影的告别》、《求乞者》这两篇散文诗以及那首结果导致《语丝》创刊的讽刺诗《我的失恋》。后来这些都收入了散文诗集《野草》。《野草》全书中的各篇最初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这些优美的散文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作者矛盾而痛苦的心情：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影的告别》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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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戟独彷徨（3）
——《求乞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希望》
还有《过客》那篇中写的那“过客”，反映的也是作者的心情。他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在作者的心中，其实还是怀着希望的：
1924年7月，鲁迅应邀赴西安，到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合办的暑期学校讲学。这是7月20日开学典礼上的合影。21日，鲁迅讲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淡淡的血痕中》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一觉》
鲁迅的青年朋友聂绀弩在1940年写的一篇《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一文中指出：“《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全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不过，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忠实的反映。”（《聂绀弩全集》第三卷，第386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在《语丝》周刊上，鲁迅还发表了《示众》（第二十二期）、《高老夫子》（第二十六期）和《离婚》（第五十四期）三篇小说。后来都收入小说集《彷徨》里。
《彷徨》是鲁迅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收1924、1925这两年里所作小说十一篇。第一篇《祝福》写农妇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并对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理学家鲁四老爷做了深刻的揭露。末一篇《离婚》也是写农妇的不幸的，主人公爱姑比起祥林嫂要泼辣些，可是她的反抗精神也没有能够帮助她改变事情的结局。
书中《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两篇是写知识分子的。他们原来都颇有一点抱负，可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都颓唐，沦落了。《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这两个形象都有若干作者自传的成分。而魏连殳身上更有作者好友范爱农的一些气质。
《幸福的家庭》和《伤逝》这两篇从不同的角度来写爱情、婚姻、家庭、妇女这些问题。《幸福的家庭》是用诙谐的笔调写成的，而《伤逝》却显示出极其浓重的悲剧色彩。两篇都表现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经济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经济问题的压力之下，不但诗意和情趣都得让路，就是山盟海誓也是没有用的。《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这深深相爱的一对恋人，终于不得不分手，生离死别了。
这是上一张照片的局部放大。第二排右起第七人是鲁迅。
荷戟独彷徨（4）
《肥皂》和《高老夫子》这两篇讽刺小说，前一篇刻画了假道学四铭的形象，正像他妻子说的那样：“不是骂十###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简直是不要脸。”后一篇写的这位高老夫子，“骤慕俄国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础”。他就凭着一篇《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成了“有名的学者”，当上了贤良女学校的历史教员，而他的全部历史知识只是从《三国演义》、《说唐全传》这些小说中看来的故事。
对于《彷徨》这本小说集，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就在《语丝》周刊创刊之后不多几天，12月13日，《现代评论》周刊也在北京创刊了。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源（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周鲠生等人。是一个政论时评性质的刊物，陈源在上面辟有“闲话”专栏，每期发表些关于文化、思想和时事的短评。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详见下面《###与爱情》一章），《现代评论》支持杨荫榆，《语丝》支持反杨的学生，两个刊物就处在尖锐对立的地位，都发表了不少争论辩驳的文章。鲁迅写的，大都编入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后来《西滢闲话》编集出版的时候，在广告中称陈源为“现代派主将”，作为陪衬，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鲁迅就在《语丝》上发表《辞“大义”》（第一五一期）和《草“首领”》（第一五三期）两文作为回答。不过这也并不只是《西滢闲话》的广告这样说，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是把鲁迅看作《语丝》周刊最重要的作家的。
其实，鲁迅对于《语丝》，可以说是又满意，又不满意。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说：“《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可见对它的看法是不错的，而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里，鲁迅说它“……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新’，却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就既看好也有所不满了。在1925年3月31日致许广平的信里，鲁迅比较评论了当时北京几种很有些影响的刊物：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鲁迅的这封信在表示对现有几种刊物各有不满的时候，还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他正在着手筹办一个新的刊物：《莽原》。在这前后致许广平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到这个计划逐步实行的情形。
3月23日的信中说：“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
同月31日的信中说：“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
4月8日的信中说：“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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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戟独彷徨（5）
这几封信中说的“目下也仿佛有人”、“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就是指他新近结识的高长虹、向培良几个，一时很谈得来，他们就成了鲁迅创刊《莽原》的合作者。
1925年4月21日的《京报》广告栏刊出了《〈莽原〉出版预告》：
本报原有之《图画周刊》（第五种），现因团体解散，不能继续出版，故另刊一种，是为《莽原》。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由鲁迅先生编辑，于本星期五出版。以后每星期五随《京报》附送一张，即为《京报》第五种周刊。
4月24日，随《京报》附送的《莽原》周刊创刊。鲁迅在《华盖集·题记》里说明了他创刊《莽原》的意图：“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这意思，他在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里也说到了：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现在所收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
鲁迅发表在《莽原周刊》创刊号上的《春末闲谈》一文，可以看作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示范之作。这篇从一种细腰蜂（果蠃）捕捉小青虫为幼蜂的食料一事谈起，先介绍了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尔的观察结果：
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鲁迅从法布尔的名著《昆虫记》中介绍了这一个知识之后，就发了一通大议论，发表他对人类社会，对历史的一个大见解：
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
为什么“不能十分奏效”呢？鲁迅说：“因为这——圣君贤臣所要做的——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引者按：这里鲁迅是在设身处地为圣君贤臣等人设想）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智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
鲁迅在这里指出了圣君贤臣们的一个两难处境，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历代圣君贤臣愚民政策的高招层出不穷，直到清朝鲜血淋漓的文字狱，也都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鲁迅说，“将来未可知”，就从这句话可以知道他对将来还是很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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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戟独彷徨（6）
在《莽原周刊》的第二期和第五期上，分两次刊出了鲁迅的《灯下漫笔》。刊登在第二期上的那上半篇，是因当时中交票停止兑现这件时事引发的议论。在袁世凯执政的晚期，依靠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国家银行的大量垫款维持，引起现金亏空，发生挤兑风潮。1916年5月12日国务院下令，这两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暂时一律不准兑现。这就大大损害了纸币的信用，破坏了商家正常的经济活动。当时公众对这事的反应，公众的心态，在鲁迅的文章里有很生动的反映：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可是，就在他有“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他从这里往下想，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刊登在《莽原周刊》第五期上的那下半篇，是由日本作家鹤见祐辅写的《北京的魅力》这篇随笔引起的议论。鹤见祐辅的这篇文章里说，有位在北京的外国人，享受着北京的生活的美，都不想回去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民主）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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