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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咸遣诣阙，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　《旧五代史　周世宗本纪》：“帝自高平之役，睹诸军未甚严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群者署为殿前诸班……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这次选拔无疑是赵匡胤扩充实力的关键点。

　　首先，通过选拔，均衡了后周殿前司和侍卫司两军的实力。高平之战前侍卫司兵力约有十万，殿前司约两万，侍卫司实力远远高于殿前司。高平之战后，原属侍卫司的精壮被补充到殿前司，新招募的“天下壮士”也被赵优先选拔到殿前司。殿前司兵员大增，战斗力更有明显提高，所谓“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同时侍卫司经过沙汰后兵额大大下降，殿前、侍卫二司的实力已大致均衡。如果陈桥兵变真的是赵匡胤发动的，那么他所依靠的主要是殿前司的兵力，因此，对赵匡胤负责扩充殿前司一事的意义，实在不能低估。

　　其次，选拔为赵匡胤建立派系、派出异己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缘。赵匡胤确实在高平之战后，树立了自己的派系，即所谓“义社十兄弟”。虽然“义社十兄弟”的成立与张永德和赵匡胤的日益亲密不无关系，但从《宋史》看，“义社十兄弟”　中至少有六人大是后汉时期投军。高平之战后，他们均在殿前司各军中担任中级将领。这与赵匡胤的选拔必然存在直接关系。

　　第三，选拔为赵匡胤在殿前司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关系”。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只是被擢升为殿前散员都虞侯，领严州刺使，职务低于殿前都虞侯。所以单从职务上看，赵匡胤对中级以上的军官应该只有推荐权，而对基层军官则有决定权。所谓“父子分典禁军，一时荣之”云云，应该是属于史家的“饰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太祖掌军政六年，士卒服其恩威……人望固已归之。”所谓“六年”正是从赵匡胤负责殿前司选拔开始计算的。

　　因此说，高平之战应该是培养赵匡胤野心的温床，并对赵匡胤日后成功实施兵变起到了劈山开路的关键作用。

　　
　　点检做天子

　　《宋史　太祖本纪》：“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时张永德为点检。世宗不豫，还京师，拜太祖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以代永德。”

　　对此事件，当今学者多有研究，并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是推测这一事件赵匡胤所为，如张其凡先生《赵普评传　陈桥兵变的指挥者》等；另一是推测为李重进所为，如邓广铭先生《赵匡胤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

　　支持赵匡胤所为最重要的依据是，赵匡胤是这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蒋复璁就明确指出：“三尺木之来，实属可怪，代者为太祖，不是有很大的嫌疑吗？”其它依据还有：一、赵匡胤当时属于张永德一派，但其个人实力也已迅速膨胀，而张永德的存在无疑已经成为赵匡胤继续扩张的绊脚石。二、最让赵匡胤害怕的枢密使王朴于显德六年（公元559年）春辞世，而此时世宗有身染重病，因此野心膨胀的赵匡胤很可能在此时萌发了夺权之念。三、赵匡胤一直在世宗左右，因此大有做手脚的机会。这种说法在当前学术界影响非常广泛。

　　此说似乎颇有道理，但细经推敲还是发现不少破绽：一、赵匡胤的实力虽扩张迅速，但当世职位、实力、威望高于赵匡胤者不止一人，比如慕容延钊赵匡胤就以兄长之礼待之。因此，就算张永德被罢免，也不一定就由赵匡胤代之。二、《五代史　周世宗纪》和《宋史　太祖本纪》记载，“三尺木”事件应发生于世宗不豫之前，因此赵匡胤在此时野心膨胀实属不可思议。就算“三尺木”事件发生在世宗不豫之后，但世宗当年未满四十，又有谁敢断定不豫之后一定会一病不起呢？三、赵匡胤虽一直在世宗左右，但以武将之身在四方文书中做手脚恐怕也不太容易。且以世宗之精明，赵匡胤做此手脚不被察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外，这类事情一定不可能是赵匡胤亲历亲为，既然不是赵匡胤亲手干的，那李重进也脱不了干系。

　　推测李重进所为的依据，主要是李重进与张永德不睦。自周太祖郭威到世宗柴荣，对二人的使用始终带有互为制约的含义。张永德虽然在后台方面与李重进不相上下，但官职始终略逊李重进一筹。这就使得张永德的心里一直不爽，故而一有机会就拆李重进的台。《宋史　李重进传》载，张永德经常在宴请将领的时候说李重进的坏话。还曾经说过李重进有奸谋，让闻听的将士们惊骇不已。张永德甚至曾派使者携“密表”向世宗上奏李重进有“歹心”。而世宗对此心知肚明，所采取的态度是“既不信，也不管”。对李重进而言，他对张永德的中伤肯定也不会舒服，因此，“三尺木”事件安全可能是李重进对张永德的报复之举。另外，从世宗对这件事的处理上看，也可以说明世宗已经猜到此事系李重进派系所为，因此任命了张永德派系的赵匡胤代之。

　　在我看来，虽然李重进的嫌疑很大，但赵匡胤也并不一定就是清白的。我的依据如下：一、以赵匡胤势力扩张的迅速程度，不可能不为张永德所忌。而张永德的存在也确实影响了赵匡胤的继续发展。而如果张永德被罢免，即使替代者不是赵匡胤，但赵匡胤也已经掌握了殿前司的中层将领和基层将领的支持。二、赵匡胤在当时是否萌生夺权之意，并不能成为其制造“三尺木”事件的依据。因为在###上，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以造反为目的的。三、李重进与张永德不睦是人尽皆知的事，对于“三尺木”事件的发生，任何人都会想到是李重进所为。赵匡胤很可能利用了这一点，既扳倒了张永德，又保持了与张永德的关系不被影响。

　　不论“三尺木”事件系何人所为，赵匡胤毕竟是该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并最终以殿前司都点检的身份发动了陈桥兵变。

　　
　　范质与赵匡胤

　　《资治通鉴　后周纪》：“显德五年，癸巳，大渐，召范质等入受顾命。上曰：王著籓邸故人，朕若不起，当相之。质等出，相谓曰：著终日游醉乡，岂堪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上殂。”王育济在《世宗遗诏的匿废与陈桥兵变》一文中提出，所谓“范质等”就是范质与赵匡胤。并提出范质匿召的原因是妒闲忌能，赵匡胤则是担心刚正豪放的王著会影响其谋反的大业。由于两人联合匿召，就导致范质受制于赵匡胤，并对于一切“上书范鲁公（质）”的有关防范赵匡胤的意见给予抵制。

　　对此，我稍有不同之见。范质能不能受制于赵匡胤？对于匿召这件事，如果是范质与赵匡胤合谋为之的，那结果应该是范质和赵匡胤相互受制才对。怎么会仅仅是范质受制于赵匡胤呢？就算仅仅是范质受制于赵匡胤，这个受制也应该是有限度的。赵匡胤谋逆当然属于限度之外的事了，因为匿召的罪名明显要比合谋造反小得多，而且如果赵匡胤谋逆成功的话，很可能会对范质既有的利益产生影响。如果说范质确实是与赵匡胤合谋造反，那么对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宰相早朝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溥噤不能对。”的记载就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了

　　但确曾有人对赵匡胤的不轨企图上书范质，如殿中侍御史郑起，但被范质等人搁置。我认为范质没有采取措施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后汉隐帝当年莽撞出手，无故处死朝中大臣，从而激怒了统军在外的郭威，发动兵变，最后导致后汉灭亡。对于这一历史，范质等人自然一清二楚，并深以为鉴。因此，对于赵匡胤的不轨言行，范质等人也不敢贸然采取措施。二是当时“朝中大小多归心者”，就连宰相王溥也已经向赵匡胤“阴效诚款”，因此就算范质想采取措施，也必将遭到多方牵制。

　　
　　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

　　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正史记载，在陈桥兵变发生的过程中，除赵普外，赵光义（当时应当叫赵匡义）也积极厕身期间，对于赵匡胤禁止将士劫掠的事，也是由赵光义现在赵匡胤的马头前“请以剽劫为戒”的。由此可见，赵匡胤的江山是由赵光义帮着才打下来的。但后人对此有很不同的看法：赵光义根本不在陈桥驿兵变现场。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中有关陈桥兵变的经过，主要依据的是真宗时修撰的太祖朝《国史》，而《国史》的史料则来源于《太祖实录》，确切的说是《太祖实录》（新录）。对于旧录，太宗曾责令史官两次修改，但均为满意。至真宗朝，再次重修。因此，新录完全可能为赵光义继承皇位提供依据，而夸大甚至无中生有赵光义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

　　另《赵普　飞龙记》记载了陈桥兵变的起因与经过，该书成书时太祖建在，因此赵普不敢故意忽略赵光义的功劳而夸大自己的作用。但《飞龙记》中并无赵光义之名。

　　据《劭氏闻见录》引《建隆遗事》称：赵匡胤领兵进入开封城之际，赵光义曾奔马出迎。因此，可以推定赵光义在陈桥兵变发生时，应该留在了开封城的家中。

　　
　　赵匡胤是陈桥兵变的发起者吗？

　　有人推论陈桥兵变不是由赵匡胤发起的，而是由赵光义和赵普事先预谋好的，并在陈桥驿当晚向赵匡胤交底，赵匡胤属于被逼当的皇帝。这种论点的依据有三：一、赵匡胤谎报军情，领兵出征实属多此一举。因为以赵匡胤的实力，可以随时让七岁的柴宗训随时死亡，让所有敢于反对他的朝臣名正言顺地“犯罪”受罚。二、陈桥兵变之时，赵匡胤的家眷就在开封城里。因此赵匡胤没有可能在造反的时候，主动把自己的家眷送给对方做人质。虽然我的小说《陈桥随笔》也类似这种说法，但从历史的真相上看，这种说法尚有漏洞。

　　首先，五代时期凭武力夺天下者，如李嗣源、石敬塘、郭威等，均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和威望，而赵匡胤在当时明显未能达到这种程度。地位声望在其之上的还有张永德、李重进、韩通等多人。在兵力方面，京城中殿前司虽有数万军队，但侍卫司的人数还是要超过殿前司的，而且依照世宗生前的布置，调动京城军队的权力是在韩通的手里。因此，赵匡胤如要成功实施兵变，则必须将军队调出京城。其次，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的家人确实在开封城，但并不意味着赵匡胤对此没有安排。《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当时赵匡胤将家眷安置在庙里上香。另外，留守在京城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也一定负有保护赵匡胤家小的职责。

　　另外，从赵匡胤出征的人员安排上，也可以看出赵匡胤的预谋。随赵匡胤出征的将领包括：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侍卫步军虎捷左厢、右厢都指挥使张光翰、赵彦徽，留守京城的是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前锋部队是殿前司副都点检慕容延钊。这一安排从表面上看甚为合理，殿前司和侍卫司都部分出征，便于相互制约，但赵匡胤如此安排实在另有深意。

　　显德六年十二月，赵匡胤先派韩令坤“领兵巡北边”，慕容延钊率禁军“先行”，进军的目标是河北真定。韩令坤和慕容延钊与赵匡胤的交情都不浅，而这两个人在陈桥兵变之时，等于形成了对河北地区的控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8226；河南方舆纪要序》中就曾指出：“夫河北，足以制河南者也。”这就是说对河北地区形成有效的控制，就可以辖制河南了。随赵匡胤出征的张令铎是出了名的本分人，张光翰、赵彦徽和赵匡胤的私交非浅，这样一来侍卫司步军就等于控制在了赵匡胤的手里。而高怀德与赵匡胤的关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就算高怀德不肯归附，在侍卫司步军和殿前司精兵的加持之下，高怀德也必然难有作为。留守京城的石守信、王审琦都是“义社十兄弟”的成员，与赵匡胤的交情可见一斑。韩通虽然名义上仍掌握京城军权，但侍卫司人马多已调离。而石守信、王审琦的队伍是绝对不会听韩通调派的。同时，这样的人员调派也有效的形成了河北地区、陈桥驿、京城三处军队相互之间的相互制约，并为控制军士肆意劫掠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本人并非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因此上述谬论仅供方家作为餐后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