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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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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复多次他不接受，大臣就应该辞职离开他。
朱元璋是什么人呢？我们对他，虽不能简单地称为暴君，但他却是把君权推到无以复加的极致的人，本来就独尊独大的中国式君主霸权（试比较一下欧洲古代君权，就能看出中国古代君权是多么彻底：在欧洲，且不说还有教权与君权分庭抗礼，即便贵族骑士阶层也能在君权之下保持某种荣誉上的独立性），在他手中发展到垄断一切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个人，与孟子的政治学说可以说是天生对立的。反过来看，孟子力倡反对“独夫”，不也正戳在朱元璋的痛处吗？
以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论，他千百年来居然被专制君主们尊为圣人，里头绝对有大虚伪。在专制君主那里，他理该是不受欢迎的人，他的思想理该是不受欢迎的思想。我的朋友李兆忠先生在《暧昧的日本人》里说，日本虽然学习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但独对孟子坚决加以排斥，因为孟子对君主的轻视与不敬，有损天皇的权威。我认为，这才是正常的。而中国的君主们，虽然一定很讨厌孟子，却还是假惺惺地赞美他的思想。至少朱元璋在这一点上比较坦诚，不那么虚伪。他是唯一不加掩饰、大大方方将对孟子的嫌恶表达出来的皇帝。全祖望的《鲒埼亭集》载：
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上旬之丁日，各有一次祭孔，称为“丁祭”】，遂命罢配享【旧以孔子门徒及其他儒家先哲附属于孔子者一并受祭，称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44｝
朱元璋话意甚明：倘这孟老儿活在当今，一条老命就算交代了！也许，腰斩都不足以释恨，非将其凌迟抽肠不可！恼恨之下，又无人可杀，只好以将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作为惩罚。但那些儒生马上使了个坏，第二天就上报说文星黯淡、天象异常。他们知道，当皇帝的都迷信天命，敢得罪孟子，却不敢得罪上天———这是当年董仲舒成功灌输给他们的一种思想，天道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有变就说明道失常，皇帝最为害怕了。朱元璋一听天象异常，自己也就疑神疑鬼：“莫非因为孟老儿的缘故？”他只好重新恢复了孟子牌位。
想杀人，人早死了，没得杀；撤牌位，上天又不高兴，给你来个星光惨淡。朱元璋的这个文字狱，搞得最不爽了。但他自不肯善罢甘休。怎么办？还有个办法，说起来是老套子了：删书！对孟老儿实行书报检查！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正式把这项任务交给翰林学士刘三吾。经检查认定，《孟子》存在“谬论”的凡八十五段，这些统统删去，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这大抵是另一种酷刑———思想的腰斩。斩不了孟子其人，就斩他的言论著述。腰斩对象，包括：不得说君主不仁义、不得说统治者奢欲贪享、不得批评穷征暴敛、不得反战、不得说暴君可诛、不得说民贵君轻、不得说人民有权得到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草莽之雄朱元璋（24）
刘三吾奉旨删孟，编成《孟子节文》｛45｝；同时，又奉旨作《〈孟子节文〉题辞》一文，其中，除了“批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布了这样一条决定：
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自即日起，所删《孟子》八十五条，从国家教科书中驱除，不得作为教学内容，亦不得作为考试内容；这两项的取舍，一律以所自封为“圣贤中正之学”的版本———亦即《孟子节文》为本。
这是厉害的一招，“挖根”的一招，远胜于将某某书禁毁了事的一般做法。身为六百年前的皇帝，这样透彻理解了教育的意义，用控制教科书的办法来达到禁止某种思想的传播的目的，见识真的很高明。一旦把教科书管起来，让读书求学的人打小了解的孟子就是经过教科书规范过的孟子，而且代复一代皆如此，则“天下人尽入吾彀中矣”。再者，读书是为什么？做官。怎样才能做官？通过科举考试。那好，我就规定考试内容和范围，必须以《孟子节文》为准，解题、说理也必须循《孟子节文》所暗含的有关孟子言论的认识导向；久而久之，本来的孟子、完整的孟子、真实的孟子，自然被人淡忘……这就叫思想的愚弄、精神的壅闭，它岂不比简单禁绝一本书来得深刻？
我们前面曾表彰过明代文化的繁荣，那的确是不错的。明代的戏曲、小说、书画、小品文、园林乃至服饰、美食、木器、陶瓷……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勃然兴发，臻乎精美。但现在我又要指出，细心体察，当不难发现明代文化取得的成就，几乎都在生活化、日常化的层面上，换言之，都含有现世享乐主义的特征。而特立独行、雄浑刚健、泼辣不羁的思想风度，却极孱弱，近于式微。明代知识界思想的活跃程度以及知识分子对精神品格的追求，不要说无法跟两汉、魏晋、唐宋相比，甚至不如元朝———只要把元明两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就很容易看出明代诸作雅则雅矣，思想和精神厚度却大逊于元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人笔底流淌的生命力，足以让除汤显祖之外所有明代剧作家含羞遮面。所以，明代文化是一种两面性非常突出的文化：它既极其繁盛，又颇为空虚柔弱。这不能不说与朱元璋在思想上对明代知识分子实施的“精神去势手术”，有极大关系。
朱元璋虽是大老粗，但此人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在有过人的天赋，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或独到之处，先前的帝王没一个比得过他。你看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扣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以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之学中。
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此沉沦，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苏醒。当时，龚自珍一边无奈于“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一边痛切发出“万马齐喑”的哀叹，并写出《病梅馆记》一文，内云：“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堪称专制主义下对病态人文精神的绝妙写照，那所谓“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就是朱元璋一类极权君主的“孤癖之隐”，他们用这样的“孤癖之隐”斫修雕琢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生气、成为病梅，且以此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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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25）
机关算尽太聪明
乍看起来，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极权体制，铁桶一般，百密无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颁布《祖训条章》，自云“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开导后世”，“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所创制度“永为不刊之典”，子孙要“世世守之”，“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人到晚年，总想给自己说些盖棺论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临死前，通常会设法让人们记住自己这一辈子干过哪些大事，建立了什么伟业。看来，对朱元璋来说，他最想让人们记住的，就是“立法垂后”。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功夫，而且干得相当完美；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就产生了某种迷信，以为有如此完备的体制在，就算后代无能，也可以轻轻松松当皇帝（“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
果真如此吗？
独裁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而至于虚妄的。就在朱元璋对于自己的极权体制的迷信之中，许多危机和矛盾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
最深的危机或矛盾直接来自他本人的两重性上。
我们经常笼而统之地使用“独夫民贼”一词，这未必对。有时候“独夫”不见得是“民贼”。在朱元璋身上，我们就看到“独夫”和“民贼”的角色相分离的情形。在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并暴虐残酷地打击、消灭任何他认定或想象中会威胁其权力者的方面，他是不折不扣的独夫，是比秦始皇更极端的大独裁者；然而，跟很多独裁者相比，他却没有太大的祸国殃民的表现———虽然我们前面说过他对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极度排斥，但终其在位三十一年的情形看，他在行动上还是努力恢复民生，让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让孤寡鳏老有所养，自诩并且也特别愿意别人把他评价为惜民爱民的仁君。
暴君和仁君，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暴政维护其极权，这是他的大悲剧。
阅读有关他的史料，不论正史、野史，我们都感到自从当上皇帝之后，朱元璋的行止，包括心理，都一直处在鲜明的矛盾之中。比如，他一面让自己成为一个对血腥和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太子朱标、太孙朱允炆培养成过于仁柔的人。对此，甚至朱元璋自己都有些无所适从。
当意识到朱标性格过于慈善时，他曾试图加以改变，以至于有一次专门叫人将满载尸骨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故意刺激他。洪武十三年，儒学大师、同时也是太子傅的宋濂得罪朱元璋，朱元璋不光逮宋濂二子下狱，且传旨御史，准备把宋濂杀头抄家。朱标闻讯，赶到御前泣谏：“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悲绝无门，竟投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地骂道：“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父子心性之迥，竟至此乎？
其实，有子若此，恰恰说明朱元璋内心矛盾的两面，否则，朱标不会被教育成这样。而且这种教育不仅从朱标身上体现出来，也继续延至太孙朱允炆。朱元璋在遗诏中指定朱允炆继承皇位时（朱标不幸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故），对他有四字评价：“仁明孝友。”朱允炆的仁厚较诸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亲早死，三个弟弟尚年幼，朱允炆悉心关爱，日则同食，夜则同眠。朱元璋看了，又感动又欣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即让其“省决奏章”，锻炼考察他的执政能力。年轻的皇太孙立刻显示出与祖父的区别，“于刑狱多所减省……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太过严苛】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明史》评价朱允炆“天资仁厚”、“亲贤好学”，说他当皇帝短短四年中的施政“皆惠民之大者”。假使朱允炆不是迅速被叔父朱棣推翻篡位，从他的禀性和当政时的作为来看，也许真能出现极权专制而得仁君的奇迹。
草莽之雄朱元璋（26）
但这是不可能的。恶的极权与善的仁政，水火不容；并且恶肯定会战胜善，因为这种恶来源于体制，而这种善仅仅是个人修养，后者的脆弱不堪一击。朱元璋缔造了一种本质上恶的体制，却把太子、太孙依仁厚之君的标准来培养，还指望他们驾驭得了这种体制，不啻于置其于瓿内焙烤。体制如此，那个暴虐鸷狠颇得朱元璋衣钵的朱棣，必然胜出；极权天然地是为这种人物预备的。
在通往极权的道路上，朱元璋大开杀戒，无论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惯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等到建文帝———他的仁柔太孙继承大统时，除了一张高高置于金銮宝殿上的龙床，朱允炆身边竟无英才，要么是方孝孺｛46｝那样刚正有余、韬略不足的正人君子，要么是李景隆｛47｝那样的纨绔子弟。当朱棣听到李景隆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兵五十万杀来时，哈哈大笑，说出如下一番评语：“【景隆】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剋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朱允炆的前敌总司令居然“未尝习兵”！那么，熟知军机的人哪儿去了？都被杀光了！设若蓝玉还在，朱棣能笑得出来吗？｛48｝可怜朱允炆从小被当做一个贤君培养，一肚皮墨水儿和圣人之道；而在他的对面，那个燕王叔父，反而因为被委以“屏藩帝室”的重任，长年戍边练兵，是个娴于兵马的沙场老手。朱元璋机关算尽，唯独没有算到祸起萧墙之内，借以羽翼皇室的保护网，末了恰恰向他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收紧、收紧，将其扼死其中……
不是朱棣不重亲情，实在是皇位的魅力太大太大，而父皇创下的体制又赋予他夺取皇位的天然便利。放眼望去有什么力量能制衡他？别说制衡，就是有能力伸出手指头扯扯他衣袖的人也看不到。那亲民仁爱的侄子守着一座空空荡荡的京城，别人看他高高在上，握着空前巨大的权力，而在朱棣自己看来，这学生娃小可怜儿手上其实什么也没有，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父皇英雄一世，糊涂一时。这样的权力岂是一介书生消受得了的？它只能属于跟它一样强悍的人！
历史竟如此幽默吗？在孝陵地宫里注视着身后事的朱元璋，看到他“劳神焦思”、“日夜精思”建构起来，理应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的帝权，如此轻易地崩溃、垮掉，他会想到什么？也许，他会有一种被皇四子、现在自封为永乐皇帝的朱棣所击败的感觉。也许，他会沮丧地承认：在对极权的认识上，燕王比他这个老子更深刻。也许，他还在反省：不该遵循圣王之道来培养朱允炆，不该把朱允炆推上以“极权”为材料制成的皇位，却又让他仁义为君。
其实，朱元璋最惨重的失败在于，他别出心裁且身体力行想要证明的既当“独夫”而又不当“民贼”的政治路线，被事实彻底否定了。明朝十六位皇帝，一大半是标准的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朱棣、窝囊废朱祁镇｛49｝、色鬼朱见深｛50｝、活宝加孽障朱厚照｛51｝、炼丹癖朱厚熜｛52｝、悭吝鬼朱翊钧｛53｝、弱智大王朱由校｛54｝……论祸世害民的本事，个个有一拼，谁都不让着谁。虽然历史上的皇帝从来没几个好东西，但劣坏到这么普遍的程度，以前各朝代确实未见可与明代相比者。
绝对的权力，绝对邪恶。
从个体看，独夫未必是民贼。然而，独夫开创的政体，或者那种造就了独夫的政体，最终必将祸害人民。
【注释】
①元顺帝年号。
②我个人不把汉之代秦，视为农民暴动的结果。汉之代秦，应属于战国以来“秦—六国”互动关系的进一步演变，陈胜、吴广起义只是这种关系的先期效应。此意，杜牧的《阿房宫赋》分析解释的极是：“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草莽之雄朱元璋（27）
③④《明史》，列传第十四。
⑤《明史》，列传第二十。
⑥《御制皇陵碑》。
⑦《皇明本纪》：“【太祖】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
⑧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
⑨孟昶，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后主，公元9３4年—965年在位。国亡，降宋，封秦国公。传此人穷奢极欲，连撒尿的便器，也是玉器镶着宝石做成。但后人有疑此为宋太祖赵匡胤为败坏孟昶名誉而编造的故事，与这说法相矛盾的，据说孟昶主蜀期间，颇受百姓爱戴。
｛10｝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
｛11｝解缙：《天潢玉牒》。按，此书原不著撰者名氏，但明《纪录汇编》、清《胜朝遗事》收编此书时，题为解缙撰。此说有一定合理性，因《天潢玉牒》系朱棣篡位后，出于涂改历史需要，推出的诸种出版物之一，而解缙作为当时的主要文臣，很可能会主持它的编写。姑存疑。
｛12｝无名氏：《翦胜野闻》。
｛13｝《国初事迹》。
｛14｝“三杰”，指萧何、韩信、张良。
｛15｝李善长，封韩国公。
｛16｝徐达，封魏国公。
｛17｝刘基（伯温），封诚意伯。
｛18｝邓士龙辑：《国朝典故》，野记一。
｛19｝孟森：《明清史讲义》。
｛20｝《明史》，志第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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