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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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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他可以声辩,原供皇权驱策的官僚机器,这时已经像一个自我编程、有自我意志的“生命机器人”,拒不执行他的指令;或单独构成了一种网络,依自己的规则运转,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在某种程度上,崇祯对官僚机器的指挥,的确失灵,最后关头,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实。但是,他不是没有指令畅通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树立威望从而可以有力掌控官僚机器的机会。
  当其一举扫除权阉、敉定逆案时,天下归心,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以为得遇中兴之主。那时,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如果他对现实的认识足够深刻,如果他的性格足够健全,如果他对事务的处置足够高明和恰当,他将不难做到统一思想、使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锐意进取。然而,他显然未能抓住已经出现在眼前的大好时机,任性、率性、固执、偏激,一再出错,遂使刚刚复苏温暖的人心重新变得冷漠。
  “枚卜之争”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对于朝臣拉帮结派的愤怒固然很有道理,但岂能不由分说地认定较为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就是罪魁祸首,乃至所谓“科场舞弊案”,钱谦益与之无涉明明已有司法结论,他却一定要推翻,而且把自己的支持毫不犹豫地奉送给品质很坏的温体仁?
  至于袁崇焕一案,更是他轻躁苛刻、不辨贤愚、心性狭薄的明证,当着人心涣散、满朝碌碌、充斥着空头政客的时候,崇祯能有袁崇焕这么一个干才可用,实乃福分,他却因为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而受到的一时惊吓,和敌方设计的一出类乎蒋干盗书式的反间戏,极其幼稚、丧失理智地将自己的边疆干城拆毁、推倒。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崇祯连这起码政治风度都没有;而目睹了袁崇焕的下场,每个有才干、敢承担的士大夫,又怎能不心寒?至于后来在边防、剿“贼”之中的用人,更加一无是处———不足倚任地引为心腹,可用之才却被百般掣肘。在杨嗣昌、熊文灿与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之间,他的立场基本搞错。
  杀袁崇焕时,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批评崇祯不能善待臣子,及其性格缺陷。开宗明义,第一句“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就论得很透;崇祯君臣间的不解之结,大致就在此句中。以下具体论述,都击中要害:
  临御以来,明罚敕法【整饬法令】,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指崇祯亲自直接提拔】,无论为故为误,俱褫夺配戍不少【稍】贷【宽恕】,甚者下狱考讯,几于乱国用重典矣。
  皇上或以荐举不当,疑其党徇———四岳【尧有四大诸侯,分别主管东南西北四方,史书称为四岳】不荐鲧乎,绩用弗成【鲧没把事情办好】,未尝并四岳诛之也。
  皇上又以执奏不移【指阁臣坚持己见】,疑其藐抗———汉文不从廷尉之请乎,亦以张释之曰:“法如是止耳。”不闻责其逆命也【张释之乃汉文帝的首席###官,执法严明,多次拒绝皇帝的干预,反而敦请他以法律为准绳】。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9)
皇上以策励【鞭策、激励,严苛的婉转说法】望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开以立功之路,而仅戴罪,戴罪无已时矣。
  皇上详慎【详,仔细;慎,自谨】望诸臣,于是有认罪———夫不晰其认罪之心,而概行免究,认罪亦成故套矣。
  侵粮欺饷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齐【伯夷、叔齐,商代孤竹国两个独善其身、不肯用命的隐士,这里当是引申来指代比较个性化、有“自由主义毛病”的士大夫】之侣,不皆韩范【指韩琦与范仲淹,宋仁宗时两大直臣,曾共同防御西夏,时称“韩范”】,宜稍宽之,不以清吏诎能臣。
  今诸臣怵于参罚之严,一切加派,带征余征【官员害怕处分,不敢违抗繁多的加重人民负担的旨意】,行【这样下去】无民矣。民穷则易与为乱,皇上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
  而尤望皇上宫府【宫,宫廷;府,政府。代指君臣】之际,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锦衣禁狱,非系寇赋奸冗【冗,游手好闲者,类乎今所谓“社会渣滓”】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图报为安攘【安,安内;攘,攘外】者,未之有也。{185}
  此疏对崇祯执政以来,君臣之间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总结,着重批评崇祯“求治过急”,一味以严苛待臣工,殊乏宽容,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自己的主张,或依其本分履行职责。奏疏认为,崇祯对士大夫和普通百姓,都过于严逼,这两个方面将来会有大麻烦———几年后,事实证明都言中了。其中,“皇上急于求治”、“不以清吏诎能臣”、“宽一分在民子,即宽一分在民生”和“推诸臣以心,进退之间,与诸臣以礼”这四句话,如果崇祯听进去了并在行动上切实注意,他应该会受益匪浅。
  不过,从根本上说,我们为崇祯“有君无臣论”费这番口舌,意义不大。明之亡国,绝不亡于崇祯年间。君贤臣奸也罢,君臣俱贤或都不怎么样也罢,那亡国之大势早就不可逆转,能够有所不同的,无非迟速而已。
  山穷水尽
  暂将崇祯明瞀与否撇开不论,或姑且假设他是一个好皇帝,是明朝立国以来前所不见的有道明君,也一样无补于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祯时代,处境确非山穷水尽、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国祚已竭之象,彰显无遗。
  以大要论,必败之征计有四者: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乱,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国无栋梁。
  四大危机不独齐而并至,而且相互纠缠、彼此生发,紧密相扣、恶性循环,任何一种情形的恶化,都造成其他危机的加深加重,根本是无人能解的僵局,只能以“死机”了事。
  辽东失陷以来,边事日急,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益多,而加派随之沉重,导致民不聊生。文震孟《皇陵震动疏》把这种滚雪球效应,讲得比较清楚:“边事既坏,修举无谋,兵不精而自增,饷随兵而日益,饷益则赋重,赋重则刑繁【指因为征赋而频繁使用暴力,即如下文所述】……守牧【地方官】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气,上薄于天。”{186}崇祯自己也承认,登基七年以来,社会现实基本是“国帑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187}。
  民不聊生,遂啸聚山林。内乱既生,若在平时,征调精锐之师专意对付,或可控制局面,然而偏偏边境不靖,具一定战斗力的边兵无法抽用,只能以内地戍兵进剿,这些兵卒不仅毫无战斗力,本身军纪废弛,不但不能平定地方,转过来嚣扰虐害良民,文震孟一封奏疏反映:“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188}以“平乱”始,以祸乱终,“乱”不能平,遂由星星之火而渐趋燎原。
  ###虽起,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百姓假设未被抛至饥馑之中,犹或惜命畏法,不致率尔铤而走险。偏偏天公不作美,灾害大作。秦、豫屡岁大饥,齐、楚连年蝗旱,和沉重的加派一道,逼得人民全无活路,只有追随造反———打家劫舍,犹胜等死———所以闯军所到之处,争先以迎。所谓“贼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189}。局部社会动荡,于是演进为天下大乱,“流寇”遂由一部分敢为天下先的“豪杰”之所为,一变而成普通小民竞相加入的社会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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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0)
当此天人交困、内外并扰之际,国不得人,是又一深深悲哀。面临虎狼之秦,赵国有幸出来一个蔺相如,暂渡难关。刘备走投无路,此时说动诸葛亮出山,情势立刻改观。苻坚驱百万雄兵而来,晋人自己都感觉不能当其一击,但只因谢安在,运筹帷幄,竟然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击败前秦大军。澶渊之盟时,辽强宋弱,辽军势若破竹,直抵黄河北岸的澶渊(今濮阳),距东京不过二百里,志在必得,宋朝举国惶惶,纷论南迁,全赖寇准审时度势,智性应对,遂以澶渊之盟换来百年和平……这些都是危难之际,国得其人,而挽狂澜于既倒的例子。我们看崇祯时期,前后两位主事者温体仁和杨嗣昌,一个鄙劣奸恶、唯知忌人有功不说,自己除了玩弄权术一无所长,另一个虽不特别小人,却是一个典型的夸夸其谈的马谡式人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史惇《恸余杂记》历数列位大帅:“内阁督师,只孙恺阳【承宗】少【稍】见方略耳。命刘宇亮,而宇亮以赏罚不中败矣。命杨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败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将帅赂又败矣。至命吴患葱小C罱ㄌ闯鼋鼙蠢Iⅰ!保190}全不中用。本已摇摇欲坠的时局,托付给他们掌握,真可谓“破屋更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说到这一点,崇祯用人错误,难辞其咎;假设袁崇焕不被杀,又假设洪承畴以守为主的战略构想被尊重,辽事并非不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
  内忧外患,天不佑彼,而人事上又一错再错。试问这样的政权,何得不亡?
  两个叛投者
  把明王朝送上绞架的,不是一只手,是两只手:闯军和满清。他们不单合力促成此事,而且对成果的分享,也很公平、有趣———李闯攻下北京,先在紫禁城享受权力,不满四十日,仓皇出走,将金銮殿让与满清,由后者稳居二百六十年。这个结果其实是合理的,默默反映着他们各自对于推翻朱明王朝的实际贡献的大小。
  关于这两股势力之崛起及发展的全过程,在此不可备述。我们只希望,于全部经过之中,找出一两个令人瞩目的瞬间,供读者形象地了解明朝是怎样彻底败在他们手下。而历史非常善解人意,它提供了这样的瞬间,且以接近戏剧、小说的令人惊讶的高度巧合的方式,加以演绎。
  我们将讲述的是,分别出现在闯军和清军营前的两个叛投者的故事。
  据《明史·熹宗本纪》,天启六年(1626),“八月,陕西流贼起”。越两年,崇祯元年十一月,事态扩大,白水、安塞、汉南均有起事者,称“闯王”的高迎祥即在其中。明廷初未予以重视,直到崇祯三年,始以杨鹤(杨嗣昌之父)为三边总督,专任“平乱”事。行动颇为顺利,刘应遇、洪承畴分别奏捷。但适逢去岁皇太极率大军破关而入、逼围北京(乙巳之变),各地以兵勤王,京城解围之后,山西、延绥、甘肃等几路勤王兵因无饷发生哗变和溃散,一路嚣扰西归,本来已控制住的民变,借此反而由衰转炽。这似乎是明末内乱的一大关键,计六奇所谓“流寇始于秦之溃兵”{191},是当时历史作者的普遍看法。
  此后,民变明显升级,陕晋两省起事队伍,有所谓“三十六营”,二十余万众;张献忠、李自成均于此时露其头角。
  在大约十年左右的光景里,镇压与反镇压之间,事态起伏不定。农民军曾经摧枯拉朽,也曾经一落千丈。官军方面,也是剿抚彷徨,首鼠两端。单以战局来论,时而你占上风,时而我居强势,很难看清哪一方终将获胜。
  但是,崇祯十年{192}发生的一件与战局无关的事,却为结局预写了注脚。
  其时,河南连岁旱饥,而朝廷加赋不止,许多百姓背井离乡,流浪乞讨。
  却说开封府杞县有个举人,名叫李岩,人因乃父李精白官至督抚、加尚书衔,都恭称他“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在左近一带很有名。眼下,人民困苦过甚的情形,李岩实在看不下去,遂面见县令宋某,冀望以李家的影响,稍舒民蹙。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暂休征比”,一是“设法赈给”。宋某的回答是,第一条根本办不到,“杨阁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第二条,也推得干干净净,“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不过,宋某所说其实也是实情,征派是上面的命令,而赈灾之事,县里穷得叮当响,无力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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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1)
李岩无言而退,在他看来,“止有分派富户耳”这句话,分明是冲他来的。看来只好如此,“从我做起”。他愿意带这个头———“捐米两百余石”,不是小数———希望别的富户能够跟进。
  然而,愿望落空,无人响应。
  饥民愤怒了。在他们看来,李岩之举除了证明他是个有良心的人,还证明了一点,即当成千上万的人将成饿殍之际,另外一些人的庄院里,却堆着小山一样、自己根本吃不完的粮食。这个反差确实太大。
  饥民开始包围富户,要粮食;“以李公子为例”,让富人们以李岩为榜样,向他学习。“不从,则焚掠”,烧和抢。
  富人就找县令宋某,说:你该下令制止啊。
  这是肯定的。宋某贴出告示:“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这可是官方表态,代表法律,不遵,就要治罪了。但饥民哪里还顾得了这些?他们砸烂告示牌,汇集到县衙前,大呼:“终归是要饿死,不如一道去抢。”
  宋某不能禁,假意请李岩来做调解人。李岩重申先前两个条件,宋某表示接受,饥民说:“我们姑且散去,如无米,再来。”饥民一散,宋某马上给按察司打报告,称:“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按察司得报即刻批复:“秘拿李岩监禁,不得轻纵。”
  于是,李岩被捕。宋某这个蠢材大约以为,擒贼擒王,李岩一逮,别人也就吓住了。结果消息传开之后,饥民赶来,杀死宋某,劫出李岩,把监狱里的重犯全都放跑,仓库被一抢而空,成了真正的暴动。
  李岩对大家说:“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显然只剩这条路了。于是,李岩将家中付之一炬,带领众人投李自成而去。
  为什么说李岩是“叛投者”?他是大明两百余年来,第一个“从贼”的举人。
  本朝先前造反的,都是草民,都是被统治对象,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人数再多,在这个方面不曾有变。李岩身份截然不同,他是有功名的人,是老爷,是政权的分享者。这样一个人,投入造反大军,成了自己阵营的“叛徒”。这件事,说明统治阶层的信念已经动摇,已经从内部发生危机;同时,也使###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就此意义论,一个李岩的加入,胜过以前成百上千的参加者;因为,当叛投者出现时,人心向背、历史趋势才表现得确凿无疑。
  其次,李岩是知识分子。历来,目不识丁的农民起事,一旦有知识分子加入,都意味着重大转折。因为不管怎么说,在社会的历史阶段本身不曾发生质变时,造反的结局终将重新回到该历史条件下的主导意识形态或者说“道统”之下,农民起义的成功归宿仍将是新王朝、新皇帝的诞生。所以农民起义欲成其事,缺少不了掌握着意识形态、能够帮助他们重建秩序的知识分子。反过来,有知识分子前来投奔,也证明起事者有“王者之气”。
  对李岩出现在闯军,人们有理由联想到当年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一批知识分子出现在朱元璋帐下的往事,正是从那时起,朱元璋脱离了单纯的暴动者形象,开始踏上建国之路。
  李岩对于李自成,也完全起到这种作用。他对后者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行仁义、管束军纪、图大事而不只以劫掠为生。比如他针对朝廷大肆征比的做法,专门为李自成制定“不纳粮”的宣传口号,令各地百姓翘首盼望闯王到来,“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这似乎是并不难以想到的对策,然而,李岩到来之前,闯军确实不晓得以此换取民众支持。
  据说,随后来到闯军的另外两个智囊人物牛金星和宋献策,亦系李岩所引。
  李岩“叛投”一事,在当时士林造成的震动,是颠覆性的。计六奇在清初回忆说:“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在士绅阶层,竟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将起义领袖传为“李公子”,不知李自成其人,可见“李岩效应”之强。{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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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2)
说起李自成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明祚已尽,该当灭亡以外,他自己要感谢的方面也很多,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他这一边。李岩归附是这样一种象征,也是他事业转折的一个实际的关键点。此外,还不能不提到,满清在北京东北一带施加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是在心理上给明王朝造成“国势殆矣”的恐慌感、末日感,它甚至也转化为最直接最现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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