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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由检指示吏部，立即着手进行政治平反：“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已【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有非法禁毙，情最可悯者，应褒赠即与褒赠，应恤荫即与恤荫；其削夺牵连者，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有身故捏赃难结、家属波累羁囚者，应开释即与开释。”｛173｝态度非常鲜明，要求非常明确，考虑也很周全：对牵涉到的每一个人，重新甄别，给出官方鉴定。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抚恤的给予抚恤，被错误解职的回到原工作岗位，含冤致死而身背赃务的一律解除，其家属在押者，一律释放。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这样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榷】，期振惰窳【羸弱、懒惰、空洞等状态】……衷靖【《方言》：“靖，思也。”《字林》：“靖，审也。”衷靖，意谓自己由衷的想法】共尔位【诸臣】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174｝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的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列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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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1）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简单讲，此时的明朝就像一家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就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霉，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如今每一个雇员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的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天未明，时李自成军已攻入皇城，鸣钟集百官，竟无至者。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前于袍服上大书：“无伤百姓一人！”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碰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了。
　　崇祯的见地不能达致这一层，所以感到气愤：我这个皇帝，够正派，够勤奋，够负责，够辛苦吧？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皇帝？为什么还不振作，还不兢兢业业，还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没有好皇帝，你们抱怨；有了好皇帝，你们却也并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发厌恶“深负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激越之语。
　　孟森先生对此语尤不以为然，讥问：“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176｝这责难，在逻辑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仅仅以此逻辑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颇。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我们现在就不妨看一看，在何意义上“臣皆亡国之臣”算得上有感而发，而“君非亡国之君”云云，却在何意义上并非事实。
　　君臣之间
　　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腐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腐败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腐败，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任何朝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腐败，唯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腐败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腐败，已不仅仅是偷偷摸摸钻空子，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腐败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腐败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第二种腐败是怎样的，他们有绝好的参照，即1949年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败逃之前两三年那种情形。
　　明朝末代皇帝，所面临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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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2）
李清，在崇祯年间中进士，并开始做官，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明亡后隐居，将所历者记于著述，因为曾任职三科，故名《三垣笔记》（垣，古时也是官署的代称）。明末政坛的腐败，究竟到什么地步，翻翻此书，大致可以明白。
　　内有一条，记锦衣卫头目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情形亦复如此。李清举了一个例子，说某知县送给翰林院编修胡守恒二十两银子，求他写一篇文章，胡守恒的钱还没拿到手，仅仅事为东厂所闻，“亦索千金方已”。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锦衣卫、东厂是当时两大刑侦部门，竟然完全变成敲诈搞钱的工具，而谁都晓得，司法腐败（执法违法）乃是最可怕的腐败；二、事情的背景，应该是崇祯狠抓吏治，展开清查贪官污吏的行动，然而连这样一个行动本身都变成了腐败的一部分，时事糜烂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吴孟明及其儿子“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时这做法的背后，也确实是以大量腐败现象为支撑，“缉获州县送礼单”即为明证，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统统烂掉，大家无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吗？且慢，仅仅索贿受贿还不算什么，更有甚者，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当权者接受你的贿赂，这钱送得出、送不出，还得有门路。当时有个叫吴昌时的礼部郎官，专门充当行受贿赂者的中间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问题的官员，都走他的门路，“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而姓吴的，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亦扬扬居功”。这是李清亲眼所见。
　　是不是只有东窗事发、大祸临头的人，才行此龌龊之事？非也。权钱交易，渗透到官场的每个细胞。每年政绩考核之时，便是权钱交易的旺季，因为考核的结果与晋职或改迁直接相关，想高升的，或想换个肥差的，此时就全靠金钱开路。李清说：“予同乡数人，转易如流，问其故，皆以贿之增减为升降耳”。谁说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产？封建主义下，金钱也万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同样靠钱摆平。崇祯即位以后，对赋税抓得很紧，给各地方定下额度，但这额度又很有些想当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说升官不可能，还得停发工资和降级，据说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如此，计将安出？还得靠孔方兄出面。“时户部【财政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不然】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书手，也即文书，负责编抄的刀笔小吏。地位虽卑微，但在这件事上意外地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的所为，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现代社会的腐败分子也很用得着这种人。
　　上述种种，尚为可想象之腐败。李清另外所记的某些情况，完全匪夷所思，若非白纸黑字、有名有姓地记录下来，谁都无从设想那样的情节。
　　崇祯十一年三月，清兵深入关内，围困北京，明廷几乎覆亡，只因这一次清人似乎尚未做好取而代之的准备，仅饱掠而去。前后数月内，明军从无还手之力，而当清兵退却之时，却有人以为其机可趁，借此发一笔国难财。有个太监叫孙茂霖，朱由检给他的命令是不要放跑敌人（“严旨令无纵出口”）———这也很扯淡，人家根本不是失败逃跑，是主动退却，何谈一个“纵”字？———但更绝的是孙茂霖的做法，他领着人马，在长城关口布置好，等北退的清兵到来，先向他们要钱，“孙及部下皆得重贿，凡一人出，率予五两，乃不发炮而俾之逸”。拿买路钱，就放行，否则，开炮。当时清兵在中原劫掠数月，满载而归，而且本来不准备打了，已“无必死心”，每人掏五两银子，小意思。于是，孙茂霖居然得逞。这件事被揭露以后，朱由检极为震怒。不要说朱由检震怒，就是时隔四百年的我们，听到这等事，也彻底目瞪口呆。人一旦疯狂到只想捞一把，看来就必定是天良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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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3）
还有一个故事，令人哭笑不得。翰林院庶吉士郑鄤被参下狱之后，李清跟郑的同乡、御史王章谈起此事，王言语间极为鄙夷，李清于是问：“孙尚书（礼部尚书孙慎行）可谓你们家乡的正人君子吧，何以他老先生会那么欣赏郑鄤呢？”王章叹气道：“孙大人爱读书，但他身边的人，全都拿了郑鄤的贿赂，每次孙大人正看什么书，准有人飞速报知，过了几日，郑前来拜谒，孙大人一谈起所读之书，郑无不口诵如流，让孙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历来行贿，要么为了升官，要么为了枉法，要么为了发财。为了解别人读什么书而行贿，真是头一遭听说。这个故事也许不值得扼腕，却足够让人大开眼界———连孙慎行喜欢读书这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引得“左右数人莫不饱鄤贿”，崇祯时代的政坛还能有一处干净地方吗？
　　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腐败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是普遍状况。即便没有腐败到那样的地步，以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朝离亡国亦已不远。
　　崇祯图谋振兴的抱负，很快受到这种现实的沉重打击。他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
　　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
　　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177｝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一则，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难见帝君一面，即有奏对，也多为虚套，一百多年不曾认真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大小臣工早已养成大而化之、马虎含糊的习惯。二则，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从虚文浮礼中选拔人，满嘴子曰诗云，实际的经世治国才干原非所学所长，当着承平之世，这种弊端不大显得出来，一到多事之秋、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士大夫拙于实干的本质，立即彰然。
　　关于科举误国，我们可能以为那个时候的人认识不到，非等19世纪洋枪洋炮把西方文明打到中国来，才认识到。其实不然，明朝人不单有此认识，而且认识之精准根本不逊于鸦片战争之后。崇祯九年，有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上书论“三大病根”，列为头条的即为“以科目取人”。他是这么论的：
　　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据其文章，孝弟【悌】与尧、舜同辙，仁义与孔、孟争衡，及考政事，则恣其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纸上空谈。盖其幼学之时，父师所教，则皆谓读书可致富致贵，故进步止知荣身荣亲，谁更思行其致君、泽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贾生之哭者此也。｛178｝
　　不唯指出科举所重的道德文章，“皆纸上空谈”，更进而戳穿科举的本质就是做官，“致富致贵”“荣身荣亲”。近代对科举的批判，不过如此罢了。既然区区一个普通武举，能把话说到这个层次，可以推想类似的认识绝非少数人才有，很多人都心里有数。但读书人靠科举吃饭，他们不会出来抨击，砸自己饭碗。陈启新因为是武举，而武举制度在明代一直摇摆不定，本身并非求官之道，所以他的角色实际上是“体制外边缘人物”，同时他“觇知上意”，揣摸出崇祯现在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士大夫皆好发空论，于是瞅准机会，投其所好，上此疏抨击科举，果然“上嘉异之”，破例授以吏科给事中官职。此事可悲之处在于，抨击科举而且抨击得如此有力之人，其目的也在博取功名———这是题外话了，按下不表。
　　———总之，不足任事的士大夫，偏遇见一位头脑敏锐并且在燃眉之急的煎熬下时常显得尖酸刻薄的君主，二者间错位、尴尬的局面，遂势所难免。
　　在《烈皇小识》中，类似场面比比皆是。作者文博，为东林党名流文震孟之子，所叙之事显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祯侍讲，常得亲炙圣颜（崇祯为学颇勤）。因此，《烈皇小识》的内容，有相当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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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4）
自文博笔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展示出来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维非常清晰，注意力非常集中，总是能够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谈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当，不留情面。就明快干练论，明代所有皇帝中，只此一人。
　　早在登基之初处理逆案中，他即显露了这种风格。在听取刑部官员就“李实空印案”（详前）的工作汇报时，朱由检与署理刑部的侍郎丁启濬之间，有一番对话：
　　“李实一案，有疑惑无疑惑？有暗昧无暗昧？”
　　“奉旨，九卿科道会问过，据实回奏。”
　　“李实何以当决不待时？【立即处决，而不等秋后】”
　　“李实与李永贞构杀七命，不刑自招。”
　　“岂有不刑自招之理？”
　　【丁启濬无言以对，朱由检转而质询参与会审的吏部尚书王永光。】
　　永光对：“李实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后承认。”
　　请看他的言辞思路，何其锋利难当，三言两语即让本欲敷衍的负责官员难措其辞，只能说出真实情况。这些官僚们，从来只见过或心不在焉或愚暗昏庸的皇帝，也从来只以糊弄即可了事，不能料到眼前这位青年皇帝这么不易对付，脑瓜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