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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他三十来岁，春秋正盛，却已经生活在来日无多的恐惧之中。尽管对死亡的恐惧，不分贵贱，人所共有。但细分辨，其实并非一事。普通人所忧者，是生存之艰，他们度日如年，多活上一天便是幸事。皇帝———四面楚歌、山穷水尽者除外———却忧无可忧，生存对他们来说不构成任何压迫，而唯一不能克服和必须面对的，只是“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亦即，他们再拥有一切，却独独不能终免一死。普通人一生随时面临失去，体验失去，而帝王则只担心一件事———失去生命。就此论，死的恐惧带给帝王的心理压力，远大于普通人。
　　大多数人到了精疲力竭的老年，心中才有空暇去考虑死亡。我们的嘉靖皇帝，年纪轻轻，却已经深深陷于对死的焦虑。上帝是公平的，他一面让嘉靖这种人忧无可忧，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担心的事，一面让他才三十来岁就没日没夜地为死而牵肠挂肚、愁眉不展、心惊肉跳。就我个人而言，人宁肯生活经历中多一些困境，也不要三十来岁的时候就只能操心一件事情：怎样可以长生不死。
　　

嘉靖：万岁，陛下（44）
从三十来岁到六十岁，二十多年中，嘉靖就只活在这一个念想里面。这其实是一种极其严酷的生存。严酷之处不仅仅在于恐惧，而且在于他不得不想办法来消除这恐惧。后者是最糟的。试问能有什么办法呢？请注意，他关心的并非“健康”，而是“不死”。倘若仅仅是“健康”，办法很多：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心性调养……都能够起作用。但不是，他想要的不是“健康”，是“不死”———这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然而他又一定要找到办法，不找到不行。于是，麻烦、危险悄悄地走近他，而他也飞蛾扑火般兴高采烈地迎上前去。他们彼此拥抱，互相觉得可爱。这样的迷恋，一直延续到嘉靖行将就木之前。
　　论史者多认为嘉靖死于崇道。非也。嘉靖之死，死于自己，死于心魔。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固然从邵元节开始，嘉靖身边的道士极尽欺骗之能事，但说到底，骗术奏效终因嘉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自家心里预设了那种期待，稍有巧合，他不觉得事情本来如此，却认定是法术灵验或虔诚祈求所致。
　　诞生皇储的事情就很典型。嘉靖即位十年，迟迟未生皇子，他自己急，臣子也急。行人司有个叫薛侃的官员，竟提出“宜择宗室之亲贤者留京邸，俟皇子生而后就国”｛110｝，语气全然对嘉靖能否生子很表悲观，惹得嘉靖“怒甚”。总之，压力很大。道士邵元节趁机劝嘉靖设醮求嗣，正中其下怀。从嘉靖十年十一月开始，在宫中正式设醮坛，由礼部尚书夏言专任“监礼使”，嘉靖本人和文武大臣轮流上香。此事持续了很久，直到第二年十一月，翰林院编修杨名还上疏敦促停止醮祷，说“自古祷祠【祀】无验”｛111｝。谁料想，几乎同时，后宫传来阎氏———后被晋封为丽妃———受孕的喜讯。十个月后，嘉靖十二年八月，阎氏为嘉靖产下他的第一个儿子。虽然这孩子命薄，只存活了两个月就死掉，但邵元节法术奏效却似乎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三年后的嘉靖十五年，昭嫔王氏又产一子。《明史·邵元节传》说：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11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邵元节弄法之前，膝下十年无子；自打邵元节建醮，“皇子叠生”。这叫“事实胜于雄辩”！嘉靖认为，所有攻击邵元节、道教和他的信仰的人，统统可以闭嘴了，于是隆重奖掖邵真人邵大师。但他偏偏忘记了，在装神弄鬼之前，邵元节早已帮助他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那便是广选“淑女”，例如《实录》记载，建醮当年的正月，曾有“淑女四十八人”入宫｛113｝；这应该是不完全的记录，因为我们发现《实录》对此类细节有时记载，有时却加以隐讳。另外，不能排除邵元节会采用某种药物来帮助这些女子受孕，高级道士身兼医药家的情形并不少见，有记载证实，这个邵元节起码在研制春药方面颇具造诣，而且确实卓有成效（详后）。嘉靖却不屑于现实地看待“皇子叠生”现象，而宁可将它理解为神迹，原因是这种理解更能满足他内心许多深远的想象和诉求。
　　神秘主义的东西，关键在于“信”。因信成义。信则灵，不信它就拿你一点办法没有。嘉靖最不缺的，就是这个“信”字。“皇子叠生”他相信是邵元节祷祀灵验，太子出牛痘痊愈他相信是陶仲文法术成功，连鞑靼边患的解除，也被他认为“实神鬼有以默戮之”｛114｝。
　　因为只信不疑，不要说半真半假的骗术，就连仅以常识即可知为虚妄的骗术，也轻易被他照单全收。甚至骗术戳穿后，还是无所触动。例如段朝用事件。段朝用，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先为武定候郭勋（当时勋贵中一大丑类，从“大礼议”到崇道，对嘉靖步步紧跟）延于府中，声称“能化物为金银”｛115｝，更进一步吹嘘，经他点化的金银，制成器皿，“饮食用之可不死”｛116｝。这还了得？陶仲文就把段朝用推荐给嘉靖。神奇法术，嘉靖之最爱；兼有郭勋、陶仲文两大“最具信誉度爱卿”做担保，段朝用马上入宫，被封“紫府宣忠高士”，同时赏赐郭勋。段氏自然没有“能化物为金银”的本事，最初献出的器皿，所用金银都是偷盗来的。入宫后，嘉靖索取甚多，段氏渐不能支，无奈下他想出各种巧妙借口，奏请国库支与银两，先后达四万余两———嘉靖居然不曾想一想，一个能点物为银的人，反而伸手向他讨要银子！须知嘉靖并非白痴，智商不弱，在玩弄政治权术上我们已充分见识了他的精明。唯一合理的解释，他对于道术实在太过迷信。久之，段朝用的“科研成果”，势必越来越少，嘉靖也感觉到了不满意。正当此时，段的一个小徒弟因为和师父闹意见，忿而举报真相，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论理，段朝用完了，宜有灭顶之灾，可是糊涂嘉靖先将段下锦衣卫狱，却很快又饶了他，只给他降级处分，“改羽林卫千户，又改紫府宣忠仙人”｛117｝———从“高士”改为“仙人”，如此而已，在我们看来这种称号上的改动简直没有什么分别———继续让他从事点金术科研工作。段朝用难以为继，也走投无路，末了，狗急跳墙，做出疯狂之举：采取现代黑社会手法，绑架郭勋的一个奴仆张澜，“拷掠之，且曰：‘归语而【尔】主【指郭勋】，馈我金十万，当免而主追赃【意思是，我就不揭发郭勋贪赃罪行】。’”张澜不曾答应，也没法答应他，段朝用继续折磨，直到把张澜搞死。段骑虎难下，以羽林卫千户身份（相当于一个警官）反咬一口，“乃上言勋奴行刺，为己所觉，邂逅致毙”。这次，当然再也糊弄不过去，“下诏狱讯治”，“瘐死狱中”。｛118｝
　　

嘉靖：万岁，陛下（45）
段朝用活该，不过比之邵元节、陶仲文，我还是略为他抱一点不平。段落得如此下场，不是因为嘉靖幡然猛醒，只是因为段在以妖术邀宠上选择了错误路线。“点物成金”类似“硬气功”，一切落在实处，立竿见影，露馅儿的可能性太大；就此言，段氏作为一个骗子，有其不够滑头处。而邵元节、陶仲文之流，对这种一招一式见“真功夫”的活计，是绝对不揽的。他们云山雾罩，用无法证实（同时也不可能被人去证伪）的玄虚理论向嘉靖描绘美好远景，开空头支票，而在次要环节、局部问题上，运用魔术家和医药家———在这两方面他们是略知一二的———的技能，让嘉靖“眼见为实”，取得信任，从而长久立于不败之地。这两个人，骗了嘉靖一辈子，而且是嘉靖折寿的最大的罪魁祸首，但都安然善终，并收获高官厚禄。邵元节官至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嘉靖十八年病死北京，得到隆重追悼，追赠少师，葬同伯爵。陶仲文更于生前就尊荣已极，嘉靖历年给他的地位和待遇共计有：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兼支大学士俸｛119｝，“一人兼领三孤【少师、少傅、少保】，终明世，惟仲文而已”｛120｝，论地位，内阁首辅犹在其下。
　　邵元节死的那年，“宫中黑眚见【现】，元节治之无验，遂荐仲文代己，试宫中，稍能绝妖，帝宠异之”｛121｝。黑眚，是古人所认为的一种由水气而生的灾祸，以水在五行中为黑色，称“黑眚”。《铁围山丛谈》：“遇暮夜辄出犯【伤】人，相传谓掠食人家小儿……此五行志中所谓黑眚者是也。”这件事，肯定是邵、陶二位老友之间串通好，联手出演的一幕魔术。邵元节临死前，需要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替代自己，继续控制嘉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人（其孙邵启南、曾孙邵时雍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朝中做官），而陶仲文正想接替他的事业，两人一拍即合，设计了这个节目在嘉靖面前表演，使陶仲文轻而易举获得嘉靖信任。
　　读这段故事，我油然想起当初在巴黎，李斯特为了将肖邦引荐给法国上流社会所用的手法：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在专为巴黎名流准备的钢琴独奏沙龙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钢琴大师李斯特用他的绚烂技巧，迷住了在场每个人。整个大厅，只有一盏孤烛在大师的琴台上照耀，突然，一阵风吹过，蜡烛熄灭，然而琴声丝毫未断，当烛台再次点亮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在钢琴前演奏的人，不是李斯特，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这是不可思议的。试想，竟然有人可以悄然取代李斯特大师的演奏而骗过了所有人的耳朵！一夜之间，肖邦这个名字传遍巴黎……
　　邵元节以陶仲文代己，跟李斯特以肖邦代己，手法如出一辙，只不过需要额外玩一把魔术罢了，而这样的魔术，对邵、陶来说不算什么。比这更复杂、难度直追现代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嘉靖年间的道士也曾成功上演过。《万历野获编》记载，与嘉靖同样热爱道教的徽王朱载埨，“尝于八月十五日凝坐望天，忽有一鹤从月中飞下殿亭，鹤载一羽士【道士】，真神仙中人也，王喜急礼之，与谈大快……”大快之余，道士成功骗得万金而去；后一日，“有司擒道士宿娼者来，疑其为盗”，徽王一见，正是跨鹤自月中来的“神仙”。对方供认，他们其实是武当山道士。沈德符的评论非常正确：“总之，皆幻术也。”｛122｝这样的大型魔术都能玩得，可见明代中国魔术水平之高，邵、陶的“黑眚魔术”岂非小菜？
　　当然，仅有瞒和骗是不够的，他们也必须在某些方面拿出“真才实学”，让嘉靖通过本人，在自己身上切切实实看到效果。他们可以一显身手之处，是“进方”。方者，药之配伍也。道家修行者有个别名叫“方士”，即因他们以长生不死为最高愿望，孜孜以求，不遗余力去发明“长生不死之药”，而得了这样的称呼。
　　他们的目标虽然是虚幻的，但在致力于这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却也的确对药物的种类、性质、作用有所了解，而普遍拥有医药家的知识和技能。中国古代，除职业医家外，对医药学贡献最大的，就是道家方士。例如东晋高道葛洪记述过天花、肺疾、麻风病的病状，也研究出一些治病的药物和方剂，名气很大，至今还有一种治疗脚气的药水打着“葛洪脚气水”的旗号。南朝炼丹家陶弘景撰写了七卷《本草经集注》，是药物学名著。孙思邈以“药王”名垂史册，其实他也是一位炼丹家。有学者指出：“整个看来，中国古代医药化学成就主要是从炼丹的活动中取得的，人工合成的矿物药剂的最早丹方也主要见于炼丹家的著述。”｛123｝
　　

嘉靖：万岁，陛下（46）
然而，因为目的全然错误，道家方士的医药家这一面，真真假假，经验与邪术并存，不全是外行，但绝对不是货真价实的医生，他们在取得你信任的同时，往往把健康和生命的巨大风险不知不觉地带到你身边。
　　历史记载中，有几次嘉靖或太子朱载垕患病，经邵、陶等祷祀痊愈，极可能是暗中用药的结果。这属于通过消病免灾来换取嘉靖对其“法术”的笃信。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即无病状态下，以“养生”的成效，让嘉靖获得神奇体验。
　　其中，性体验或与性有关的生命体验，是最突出的内容。性，在人生命中显而易见的盛衰过程，本身具有对健康状况的极大心理暗示作用；性功能强劲，是生命力旺盛的表征，反之，人普遍认为自己精力趋于衰竭。正基于此，道家十分重视这方面的修炼，既以性行为为改善和增强生命机能的手段，也把改善和增强性机能当做修行效果的检验标准。因此，道家一直以来既保持着研究“房中术”的传统，同时，也从男女两性生理出发，臆想了许多奇怪神秘的理论，从中进行药物学的发掘和实验———把这两个层面简单概括一下，分别是“性交技巧”和“春药”，而这两者的一致作用，据说都有助于养生和长寿。
　　邵、陶之流恐怕在两个层面都有贡献于嘉靖，而以“春药”更突出。由于这种事特有的隐秘性质，我们实际无从确知他们提供的“春药”真实详尽的内容，因而也无法用现代实验手段证实它或否定它。不过，从当时的记载看，效果竟然是确凿的。《万历野获编》有两条记载：
　　时大司马【兵部尚书】谭二华纶受其术于仲文……行之而验，又以授张江陵相【指张居正】……一夕，【谭纶】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遗嘱江陵慎之。张临弔【吊】痛哭……时谭年甫逾六十也。张用谭术不已。后日亦以枯瘠，亦不及下寿而殁。【陶仲文之术】前后授受三十年间，一时圣君哲相，俱堕其彀中。｛124｝
　　“行之而验”，很明确，且非孤证，嘉靖之外，尚有名臣试之见效。第二条说得更具体：
　　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术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少女初潮】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顾可学】、盛【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尿液】，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性交】耳。至穆宗【朱载垕，隆庆皇帝，嘉靖第三子】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倒】，遂不能视朝。
　　沈德符很谨慎地指出，真正的配方已“不可知”，他所叙述的，乃“相传至今者”。但对这些春药的奇效，他相当肯定，尤其隆庆皇帝用后“阳物昼夜不仆”一语，令我们想起同样成书于嘉靖年间的《金瓶梅》对西门庆之死的描写，应该说不是虚言。
　　更有力的佐证，来自以下史实———嘉靖年间，多次从民间征选幼女入宫。我们在《国榷》中找到了几例这样的记载：
　　二十六年二月“辛丑，选宫女三百人”。｛125｝
　　三十一年十二月“配朔，选民女三百人入宫”。｛126｝
　　三十四年九月“戊戌，选民女百六十人”。｛127｝
　　仅三笔记述，即达七百六十人。这些女孩，在八岁至十四岁之间，年龄分布很符合取“红铅”的目的，有立等可取者，也有蓄之以充后备军者，同时，这时间段正好是陶仲文为嘉靖所倚重的全盛时期（陶卒于嘉靖三十九年）。
　　王世贞有一首《西城宫词》，阴指此事：“两角鸦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一切迹象表明，嘉靖年间，尤其嘉靖中年以后，宫中长期、持续而有计划地执行焙炼及供应“红铅”的任务。嘉靖必定感觉“药方”奏效，方才形成如此长期的需求。但所谓有效，实质不过如沈德符所言：“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亦即，在性事方面显出了效果，与“长生”并无关系。但是，道家偏偏对性事与长生之间的关系，独有一套神秘主义理论，嘉靖很容易从性事的有效而相信此必有助于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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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47）
嘉靖所能看到的，只是服药后在床笫之间雄壮有力，抑或身轻体健而已，他根本不知道吞入腹中的究竟是什么，各种成分的药理作用如何。在现代，任何受过一定教育的普通人，都懂得用药安全问题，都明白只能服用经过严格动物、人体实验，被证明确有疗效并且安全可靠的药物。可叹嘉靖身为皇帝，人间至尊，却勇于尝试一切完全不知来历的药物，承担连现代药物实验志愿者都不可能承担的风险。念及此，人们与其羡慕那些皇帝，倒不如好好地可怜他们一番哩。
　　世事真是奇怪。嘉靖此人，一生“图迥天下于掌上”，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