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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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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伦大典》修成，嘉靖亲自作序，把它“刊布天下”，甚至“颁行中外”。那意思，不仅印成书在国内发行，似乎还作为赐品赏与外夷，好让他的光辉思想成为全世界的行动指南。
帝王喜欢别人臣服和顶礼膜拜，是普遍天性。不过像嘉靖这样陶醉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伟人，在古代却十分罕见。王莽有这倾向，但事情搞砸了，没有成为伟人，反令世人以小丑视之。除王莽外，好像再没有第二个例子。不论多么自以为是的君主，他们喜欢别人歌颂自己的，都是多么有雄才大略，多么勤政爱民，多么治国有方，是很实际的政治上的业绩，对于充当精神偶像好像没有太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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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18）
嘉靖却真正把皇帝当出了个性，当出了特色。翻一翻《世宗实录》，前半部分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叙述，今天主持这个仪式，明天讨论那个礼数。罔论巨细，津津乐道，不厌其烦。
嘉靖以九五之尊，对探究儒家经典理论表现出浓厚的专业的兴趣，是完全超出实际需要的，令人疑心关于此事他是否陷于某种程度的自我强迫症。我们试图认知此事，而有如下解读。
归根到底，时势使然。到明代，儒学和儒教真正形成一种泰山压顶之势，它的整套思想和礼仪制度确实成为笼罩一切的权威。过去，一般以为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言后，儒家即居于帝权时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事实与此相差很远。汉代儒学盛极一时，汉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以降，而迄隋、唐、五代，这漫长的时间里儒教和经学不仅谈不上独尊，不少时候还处在释、道之下。这情形，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的《三国两晋至唐五代的儒学流变》一节中，讲述非常清楚。例如他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唐朝，儒家地位其实是很可怜的：
下至唐代，虽仍是儒释道三足并峙，而实际上，佛教已成一枝独秀。……在唐代人观念中，从事政治，实远不如汉儒所想之崇高而伟大。汉儒一心所尊，曰周公，曰孔子，六经远有崇高之地位。唐代人心之所尊向，非释迦，则禅宗诸祖师。周公孔子，转退属次一等，则经学又何从而获盛。｛43｝
汉亡之后，越七八百年，儒家、儒学、儒教才在宋代重拾升势。宋是儒学振兴的时代，大师辈出，理论和实践都呈现出高蹈态势，所以有人将宋代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这势头，却旋因蒙古人的入主而受阻。和后来的满清政权不同，蒙元政权不屑于采纳中国正统文化，他们索性连科举亦予停办。不过，蒙古人的行状也许正好发生一种激励作用。在将他们逐还北漠之后，胜利者朱元璋颇以民族英雄和中华传统复兴者自居（这种情绪甚至令他在为首都选址时也首先考虑汴梁，唯因其地势无险可守才悻然放弃）。于是，宋儒开创奠基于前，明人踵继于后，儒家伦理真正推而广之，遍及和深入到社会生活和思想学术的方方面面，自此权威牢不可破，其余一概成为异端。
明代士风，是历史上儒化最充分和最彻底者（清代士大夫继承了这个衣钵）。明代的帝王，也是历史上这类人中受儒家伦理约束最重的一群（清代全盘接受明制，因此也延续了这种历史）。先前历代君主，不仅多有崇信佛道者，而且公然用自己的个人信仰影响举国的价值取向。反观明代，个人精神世界偏离儒家的帝王原就很少，偶尔出现一两个，如正德惑于番教、嘉靖沉溺道教，最终也把这兴趣限于私人范围内，无法将它扩大成国家风尚，来取代或削弱儒家的思想统治。
所以，明代带有中国帝制晚期阶段的典型特征：价值观、精神生活、思想意识形态趋于定型。它一方面表现为僵化，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为制度化———无人能够超乎或凌驾于这种业已成为政治体制有机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之上。
在此背景下来看“大礼议”，我们感到，意外地很有趣味。
你会发现，它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别的朝代。掰着指头数数，不曾有哪个朝代为着这样一件虚头滑脑的事，倾朝相争，君臣反目，搞到性命交关的地步。虽然杨廷和们引经据典，找了一些例子，当做“故事”，好像这种事件古已有之。其实都有很大区别。
汉成帝以定陶王为太子之事，波澜不兴，平稳过渡，根本没有形成激烈的“路线斗争”。宋英宗的故事倒很是热闹（宋代，正是中国帝权晚期形态的开始），朝臣名儒也分做两派。不过比较一下，我们却能找出英宗的故事与“大礼议”的重大不同来。前者热闹归热闹，皇帝的处境却并不艰难，英宗并未费太多周折，就把事情轻松搞定。
嘉靖截然不同，自他从安陆启程前来就皇帝位，到嘉靖三年九月最终取得以兴献王为皇考的胜利，耗时整三年，使尽了吃奶的气力。其间，起起伏伏、委曲求全、柳暗花明之状，一言难尽。嘉靖哭过、辞职过，甚至派宦官秘密地造访重臣，走后门，说好话，连他老妈蒋氏也上阵参与，亲自出演一幕颇富市井风味的“坐地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嘉靖母子孤掌难鸣，虽然渐渐出现了张璁、桂萼等继统派，但严格说来北京朝中百官几乎一边倒全部站在他的对立面，处境相当孤立，直到最后，还引发“请愿”、“静坐”、“示威”，靠打屁股、搭了十几条人命的暴力镇压手段才摆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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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19）
所有这一切，显示了明代思想环境、政治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帝权进入晚期形态，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越来越保守，而制度则在趋于僵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发展成一种超稳定机制，创造力的空间固然缩小了，但君主的权力空间也同时受到挤压。
嘉靖的遭遇，放到以往帝权环境下考量，似乎都是难以想象的。其实不光他，早在正德身上我们已经看见了来自礼制对于帝权的强大掣肘作用，甚至他们最“雄迈”的二祖朱元璋和朱棣，也不得不钻入儒家伦理做一个“套中人”。明代政治最奇特怪异的情形在于，一方面，从朱元璋起就努力地试图将权力全部集中在君主手中，撤中书省，罢相，令明代成为第一个名义上不设政府首脑的朝代，可另一方面，透视整个明代历史，恰恰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朝廷的主动部分实为百官臣僚之集团而不是君主”｛44｝，儒家伦理代言人的士大夫阶层，因为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使君主的意志，笼罩于他们的道德评判之下。
儒家官僚价值体系，在明代社会政治中的权重越来越大，以至于士大夫们俨然以合法性的标尺和捍卫者自居———这是一种明代特色。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朱棣以谋篡上台时承受了怎样沉重的压力，遭遇了怎样坚决的道德审判；这审判虽然无声，却更无从回避，让人寝食难安。嘉靖面对的，实际是同一种力量。不错，名义上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正义”（真理）却掌握在士大夫手中，他们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取得比皇帝更高的话语权。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大礼议”的深刻原因。双方就几个字眼展开韧性十足的争夺，乍一看无聊而可笑，背后却关联着政治这场游戏在明代的独特玩法。过去，帝制时代的权力角逐，是在门阀、藩镇、宫闱这种层面展开，用武力、杀戮、幽禁、废立之类手段解决；而在“大礼议”中，权力角逐却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通过抽象的理论甚至几个语词的争夺来解决。武则天的权威，靠废幽李家人、擢用武家人和宠任来俊臣一类酷吏，即可确立；朱厚熜却不得不去和阁臣、礼部、科道官员咬文嚼字，就礼学原理孰是孰非大费唇舌、互相辩驳。虽然武则天的办法简单得多，想必朱厚熜不是不乐于采用，问题在于他已无能为力。
于是，我们这位可怜的嘉靖皇帝，迫不得已只好卷入一种充满“学术气息”的行为，跟科举出身、饱读经诗的朝臣们进行为时三载的反复的“学术研讨”———一旦从这角度来看，我们会感到“大礼议”的发生，简直有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可爱。
让人感到格外幽默的是，取得“大礼议”胜利后，嘉靖对于此种“学术”活动，竟有欲罢不能之势。先前，他无端而吃力地———从年龄到“学力”来说都是如此———被拖入深奥枯燥的礼学探讨，而眼下那些迂阔夫子或者卷铺盖滚蛋或者缴械投降，不再有人试图拿圣学经典烦扰于他，他反倒在心中生出寂寥来，以致不断地自行寻找并提出新的“课题”，把相关“研究”引向深入，全面刷新从祭祖到祭天地、祭孔的国家大典的理论与实践。当他将这些礼仪一一“更正”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不是任何皓首穷经的名公鸿儒，恰恰是皇帝陛下本人。
似乎“大礼议”硬生生把一位皇帝打造成兴致盎然的学术专家，不过，嘉靖远非被动地适应他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皇帝的当法，从他后来对于儒家经典理论问题的沉迷，我们固然看到了迫不得已，但更多地还是发现他有一种因势利导、将计就计的主动。
“大礼议”给这位少年皇帝造成的屈辱，莫过于儒家官僚———广义上说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运用自己的精神优势、理论资源和对话语权的控制，使自己处于文化领导地位。嘉靖可能发现，在大明朝，皇帝这个职业已经不是想象的那样崇高，在他这位世俗王者的头上，其实另有一位无冕之王———儒家意识形态。后者虽没有强大到使欧洲教会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地步，但在道德上的优势却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杨廷和这些人何以会觉得连别人父母是谁，也应该由他们来指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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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0）
过去，有很多这样一类故事：穷人因为不识字，被富人坑了骗了。作家柳青的父亲就是因为此种遭遇，节衣缩食，发誓让儿子成为有文化的人。少年朱厚熜初来乍到，被一帮“北京知识分子”利用对于经典理论的造诣所压制，似乎也是相同的处境。这注定他的“翻身”，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取得“大礼议”的胜利，而一定要以树立起自己在经典理论上比“知识分子”更大的权威为代偿。一言以蔽之，当初“知识分子”是在何种方面、何等意义上欺负他的，他最后就必须在同一方面、同一意义上将对方踩于脚下，令后者转而对他报以仰视。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恩仇录，它展开于君临天下的皇帝与握有文化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官僚之间，其焦点是皇帝尝试通过自己禀持的最高政治权力，和运用这种权力，褫夺知识分子官僚的文化领导权。
最初，皇帝的动机也许只是出于复仇、赌优争胜或寻找自我平衡，但在实践中，他发现了更大更深刻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胜利和成果，让他意识到，占领精神制高点，成为时代的精神导师，绝不仅仅是带来荣誉感的满足；事实上，这本身就导致权力的加强和提升，一个普通的皇帝只是通过谕旨去体现他对于臣下的主导作用，而成功地居于精神制高点，这样的皇帝，将进而从思想上指引着百官，也就是说，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蕴涵着真正不可抗拒的权威。其实，孔子有一句话早就点破了这道理：“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嘉靖的所作所为，正是对礼乐自天子出的实践。
当“大礼议”的现实目标达到后，嘉靖非但不消停，反而益发不甘寂寞地逐一更正所有要典，这样的态势表明他的认识的重大转折，那就是追求一种精神领袖地位，已经成为他塑造自我的方式，甚至是他独特的统治术。
他的皇帝生涯明显地分成“勤政”、“倦政”两大阶段。在统治后期，他潜心于道教，除了个别人，群臣二十余年不能见其一面，自然谈不上有何政绩。因此，他所有的“政绩”基本上都集中于早期的“勤政”阶段。而在这阶段，嘉靖究竟做过些什么呢？即位初年对制度、经济、人事方面的一些改革，实际上系由杨廷和擘画实施，嘉靖不过照准而已。其间，真正由他主动采取的行动，可以说几乎全在礼制的更新方面。
古来皇帝里，这近乎绝无仅有。大多数皇帝无所作为，只顾玩乐；少数有作为，办了一些实事。嘉靖不属于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他有作为，却对“办实事”不感兴趣，所谓的“作为”全部集中在思想意识形态或者说虚文浮礼的领域。他在这方面花的工夫和取得的“成就”，超过帝制史上任何一位君主（即秦始皇以来，以前的周文王不在此列）。
嘉靖的努力，不全出于想名留青史一类的虚荣，他其实有很实用的考虑，或者说逐渐发现“务虚”而不“务实”，对于驾驭群臣、抬高自己的权威，好处甚大。纵观整个明代，做皇帝做得最轻松，最游刃有余，数他朱厚熜。
他在三十多岁上退居西苑，到六十岁死掉，这样漫长的时间，一直不曾亲理朝政，但他居然从来未尝失去对局面的控制。从他本人的行迹来看，他绝对可以算是一个荒嬉的皇帝，可是，居然没有什么人能够钻他的空子，无论内官，还是外廷，都不曾出现奸雄级的人物（包括那个在史家夸大其词下被说成大权奸的严嵩，关于此人，我们后面将专门谈论他）。这简直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根本原因，即在嘉靖以心驭人的绝招。这是他经过“大礼议”和更正国典等一系列思想意识形态交锋的锻炼，摸索并总结出来的一种统治术。统治后期，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生活，对朝政撒手不管，也不见其人，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心理战，外面有个风吹草动，从逃不出他的耳目。群臣完全猜不透皇帝在想什么，反而小心翼翼。
他的心术统治法，最典型的表现，是“青词”。“青词”，是道教用于祭神的骈俪体表文｛45｝，以朱笔写在青藤纸上｛46｝。嘉靖躲在西内崇道，经常设醮，让大臣们为他撰写青词。他对这件事的运用，继续贯彻了统治前期在儒家礼仪问题上的“政教合一”思路，也即，既是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写得好，称旨，就给予政治信任，否则相反。此时的几个重要大臣，夏言、严嵩、徐阶，都经常为他写青词，其中严嵩提供的青词———不少出于其子严世蕃之手，世蕃人虽不堪，却是少有的语言奇才———尤能博嘉靖欢心，所以也最受信用。有人于此道不通，写不了，或能写却写得不好，竟被削职为民，如驸马邬景和、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等，都是如此下场。反过来，嘉靖自己也经常以青词来代替谕旨，语意晦涩，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他这么做，是故意的，除了借以测验臣下对于他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持何态度，也专门造成一种令人犹疑不定的心理，平添别人的畏惧。
嘉靖：万岁，陛下（21）
嘉靖与明代士风
帝制时代，政治是否清明，跟士风相当有关系。
一般人对明代士风的印象多不太好，觉得士人当中盛行享乐主义，嫖妓、搞同性恋、拿女人三寸金莲的小鞋子行酒，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金瓶梅》出现以后，色情文学在明代甚嚣尘上，可以说是历来所无；虽然这些小说前面往往冠冕堂皇地加上一篇劝诫世人当心色魔伤身的序文，却遮掩不住作者对纵欲贪欢的欣赏，每个读过这种作品的人，都难免会想象明代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当时流行所谓“名士风度”，也很出了一批这种放浪形骸的名士，从王世贞、屠隆到秦淮河畔的钱谦益、冒辟疆、侯方域，以及李渔、张岱等，或浅或深，都染上了这种习气。除了行为有失检点、不够端正的情形，更糟糕的是很多士大夫人格低下，卖身求荣，摇尾乞怜，助纣为虐，无所不至。魏忠贤身边就有一批这样的士大夫，他们的无耻，竟到了甘为阉宦儿子、孙子的地步。宗臣的名篇《报刘一丈书》，里面描述了一种朝夕候于权者之门，厚颜巴结显贵的人，这种人在当时显非少数，凡读过此文者，对明代士风都将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鄙夷之意。
有个具体例子，大书法家董其昌。此人官做得很高（礼部尚书），艺术成就更冠绝一时，所创“董体”秀美温柔。倘依着“字如其人”的老话去揣想，谁都无从设想现实中他会是比南霸天、周扒皮坏上百倍的恶霸。而事实上，董其昌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流氓。他退休后在松江乡下，“倚势横行，民不堪命”，劣迹累累，仅因一件小事便纵喝豪奴毒打生员陆某，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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