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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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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注入一剂强心针,杨廷和的政治热情高涨起来,积郁多年的抱负似乎有了施展的机遇。应该说,他对于嘉靖皇帝是寄予很高期待的,“以帝虽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辅太平”。复活的热情,对年轻皇帝的期待,使杨廷和特别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嘉靖全盘托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敬天戒,法祖训,隆孝道,保圣躬,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16}这三十六个字,浓缩了儒家对于“有道明君”的基本认识,果能一一践行,寓涵在“嘉靖”中的愿望,庶几可以变为现实。
  嘉靖对杨廷和的除弊举措,均予照准;对杨廷和疏请的三十六字,也“优诏报可”。单就这些迹象看,君臣和睦,嘉靖朝似乎有一个良好开端。但所有这些,或者并未触及朱厚熜的个人利益,或者不过是一些空洞的道德承诺,他不难拿出开明的姿态。
  而在新气象的底下,一股暗流已经悄然涌来。
  即位刚刚第三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嘉靖降旨遣员,去安陆迎取母妃蒋氏来京。两天后,四月二十七日,他又发出旨意,同样与自己的父母有关,“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17}。
  ———此即“大礼议”之肇端。简明通俗地讲,礼,就是王权制度下的等级秩序,是这种秩序对社会成员的关系与差别的规定。因为这次所涉及的是皇家级别的人和事,所以特别加上一个“大”字。其他很多时候也都这样,比如,皇帝结婚称“大婚”,刚刚去世的皇帝叫“大行皇帝”等等。
  迎取蒋氏的谕旨这样说:“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18}据说,辞别蒋氏、启程来京之际,朱厚熜“不忍远离”,好一顿哭鼻子,“呜咽涕泣者久之”。论理,十五岁并不算小孩子了,但作为王子,自幼娇生惯养,独立性比较差,对母亲仍感依恋,这可以理解。
  提出兴献王封号问题,也在情理之中。兴献王世子现在成为皇帝,作为皇帝本生父,名分如何,和皇帝之间关系又怎样,自当议定。
  倘若事情仅只如此,就很寻常。实际却不这么简单。嘉靖这两个连续动作,是继位过程中就礼仪问题与北京当权派所发生的矛盾的延伸———他没有忘掉矛盾,也不打算回避,相反,进一步表明了挑战的姿态。
  礼部尚书毛澄承旨,召###议商讨兴献王封号问题。与会者对这个问题在理学上如何看,没有犹疑;关键是找到“故事”,亦即以往历史上处理此类问题的范例。杨廷和举出两个先例,认为最适合作为处理眼下兴献王地位问题的范本。
  一个是汉成帝以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的故事。成帝在位二十余年仍无子嗣,因此在绥和二年决定册立皇侄刘欣为太子。刘欣成为太子的同时,自动过继到成帝一宗。为了解决定陶王一支奉祀乏人的问题,成帝下旨让楚孝王之孙刘景袭爵定陶王。
  第二个例子来自宋代。宋仁宗无子,遂于至和二年立濮安王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太子,此即日后之宋英宗。英宗即位后,从伦理上如何认定身份,当时的大儒名公之间一派混战,欧阳修等人主张英宗可以本生为皇考,而司马光等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论战持续十八个月,是为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事件。结果,英宗强行决定以本生为皇考,司马光等台谏集体请辞作为抗议。英宗虽以权力达到目的,但在道义上却没有赢,因为理学宗师程颐明确站在反对立场,说:“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19}既然你继承了别人的家业,就理当成为别人的后代,这样的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正因程颐这样的大宗师持此观点,杨廷和才把宋英宗的故事当做能够支持己方立场的例子,加以引用。
   。。

嘉靖:万岁,陛下(7)
两个例子,一个是正确的实践,另一个虽然实践是错的,但理学上却早已形成公认为权威的结论,可以说代表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非常好,相信皇帝从这样两个例子当中,自然能够了解眼下关于兴献王的封号问题可取的态度是什么。
  大家一致赞同杨廷和的意见,并由毛澄形诸文字,作为奏章上呈嘉靖。奏章叙述了汉代和宋代那两个例子,又引征程颐的观点,最后写道:
  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以为万世法。{20}
  扼要地讲,他们建议,以后嘉靖要称孝宗朱祐樘为父亲,而改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叔父、叔母。
  朱厚熜见奏,气不打一处来:“父母岂有说换就换的?”发回再议。
  五月二十四日,再议的结果出来了:大臣们不单坚持原有意见,还争辩说,本朝历来皇帝对于藩亲,在相应情形下,都只称伯父、叔父,是不能加称“皇”字的,同时自称也径用“皇帝”,后面并不带名讳的;现在,廷议认为皇上对于兴献王可以称“皇叔父大王”,可以在“皇帝”后面加上自己的名讳,明显把兴献王与其他宗藩区别对待,已算格外破例,相当隆重了。争辩的同时,他们还把程颐的《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专门抄了一份,请嘉靖看,隐约有教训的意思。
  嘉靖不吃这套,命礼部“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潜台词是,别拿程颐压我。
  毛澄、杨廷和们同样固执。他们的确重新开会研究了,但只是做做样子,上报的意见丝毫未变。
  嘉靖一时没有办法,就来个“留中不发”———把问题搁在那里,以表示坚决不同意廷臣的立场。
  皇帝与重臣之间争执不下,已两月有余,闹得满城风雨。面对传闻,有个人静观其变,到了七月初,觉得看出了一些眉目,因此决定出手。
  此人姓张名璁,浙江永嘉人氏。他前半生功名不顺,从弘治七年起,二十年来,连续七届会试皆落榜。到了第八次,也就是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时来运转,终于中了二甲第七十七名进士。此时,他年近五旬,一般而言谈不上有何辉煌前程了。但他并不死心,因为有人曾替他算命,说他不光有中进士的命,还有“骤贵”的命。中进士的预言已然实现,恐怕“骤贵”也不远。他笃信不疑。新皇帝登基以来,他密切关注朝中动向。新皇帝因欲尊崇本生父之故,与朝廷当权派陷于拉锯局面。张璁一面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观察,一面用心思考。观察,主要是搞清楚皇帝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如果陛下本人态度不够坚决,那么以杨廷和在朝中如日中天的威望和势力,他张璁贸然出手,下场一定是逮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至于思考,则因此事实质在于如何阐释礼学的精神,所以理论上要过硬,站得住,足以和对方抗衡。
  嘉靖两次把廷议退回“命再议”,以致搁置廷议不予答复,让张璁确信陛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自信在理论上也找到了突破口。眼下,满朝上下还无一人敢于站在皇帝这一边,跟杨廷和唱对台戏,张璁却断定僵局迟早要被打破。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否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皇帝、抢得头功至关重要。建功立业,在此一举。
  七月三日,张璁递交了他的《正典礼第一疏》。这是一个转折。此前,以嘉靖为一方,朝臣为另一方,阵线分明。嘉靖几为光杆司令,孤家寡人,除了他从安陆带来的藩邸僚属,没有哪个朝臣敢于附和他的观点。现在,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终于出现,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礼部观政进士”———类似尚未正式授职、处在实习期的大学毕业生———但毕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让嘉靖喜出望外的是,这声音还颇有分量,堪比重磅炸弹。
   。。

嘉靖:万岁,陛下(8)
对这么一颗重磅炸弹,我们只能不吝笔墨,全文译为白话,俾令读者知其详尽:
  正典礼第一疏{21}
  臣下我个人认为:孝子的极致,是尊亲;而尊亲的极致,是竭尽一切和所有,加以奉养。
  陛下应承天意、顺从人心,继承皇位,立即提出追尊兴献王、更正他的名号,同时派人迎接母亲来京奉养,这完全是发乎内心的孝情的自然流露,是必然的、无法抑止的。
  现在,廷议形成了这种意见,说陛下由“小宗”入继“大宗”,应该以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夫妇为皇叔父、皇叔母。这种观点,无非是拘泥于汉定陶王、宋濮王两个典故而已,以及程颐所谓“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的说法。对此陛下不能苟同,指出此事在礼学上关系重大,应该广征博考,得到最恰当的结论。我由此深深体会到,陛下具有一颗何等纯孝之心。
  从收到的反馈意见来看,都认为廷议是正确的,这恐怕有胶柱鼓瑟之嫌,并不切合实际;其次,也是党同伐异的表现,并不符合圣人之教。对此,至少我是不赞同的。
  试问,天下怎有无父无母之国呢?我身处清明的时代,对居然出现这样一种论调深感痛心,不得不出来澄清一些基本原理,为陛下辩护。
  最高经典《礼记》说得很清楚:“礼,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而起自于人的情感。”因此,归根结底,圣人是根据人的情感来创作礼制的,以人的情感来规定亲疏、评判嫌疑、区别异同和明辨是非。也就是说,礼绝不违背人情。
  汉哀帝和宋英宗,很早就被汉成帝、宋仁宗立为皇位继承人,养于东宫。这种情形下,“为人后者为人子”是说得通的。现在,武宗作为孝宗继承人,居帝位十七年,他驾崩之后群臣遵照祖训、奉武宗遗诏,迎取陛下入继大统。这是另一种继承关系。
  我认真研究过祖训。祖训说:“如果皇帝无子,就实行兄终弟及。”孝宗皇帝是兴献王的兄长,兴献王是孝宗皇帝的亲弟弟,而陛下则是兴献王长子。武宗皇帝没有子嗣,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祖训所规定的伦序,实际上就是兴献王以孝宗的亲弟弟取得继承权,从而顺延到陛下这里。所以《遗诏》里面这么说:“兴献王长子,根据伦序应当立为皇帝。”这句话,丝毫没有以陛下为孝宗皇帝之后的意思。陛下是按照祖训规定的程序,直接继位为君的,这跟哀帝、英宗预先被立为成帝、仁宗太子而继位,其公私关系有天壤之别。有人或许感念孝宗皇帝恩泽,不忍心他无后,这固然可以理解。然而,倘使兴献王今天仍然健在,那么当他继承皇位时,显然也没有因此变成兄长的后代的道理吧?
  退一步说,虽然兴献王不在人世了,陛下称他一声“皇叔父”还不是特别为难的事,但陛下生母仍健在,而且就在迎来北京的途中,今后如以“皇叔母”相称,那么母子就必须以君臣之礼相见,天底下哪有以自己母亲为臣的呢?
  依礼,长子不应该成为别人的后代。况且兴献王只生有陛下一个儿子,虽说利于天下而为别人之后蛮高尚,但无论如何也不存在儿子让自己父母绝后的道理吧?
  所以我认为,陛下在“继统”武宗的同时继续尊崇自己父母,是可以的;反之,以“继嗣”身份成为孝宗后代而与自己父母绝亲,是不可以的。“统”与“嗣”不是一回事,继统不必循父死而子立的关系,从前,汉文帝以弟弟身份继统于惠帝,宣帝则是以侄孙继统于昭帝,都没有听说需要以放弃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为条件。
  仍旧是那句话,礼的本质是人情,抽掉人情这个根本,礼就走到自身反面,成为非礼。
  以我个人孔见,今日之事如此处理为善:应该为兴献王在京师建立单独的奉祀场所,来突出尊亲这一最高孝道;同时本着母以子贵的原则,使陛下生母享受和兴献王一样的尊荣。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突出兴献王作为一位父亲、陛下生母作为一位母亲本来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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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9)
人,都该当自觉认识生命本于父母这个道理;“礼”的探讨者,也都该当用自己的良心去体会礼学真义。可现在有些人,不去考量古礼的根本出发点,反而拘泥于后代的一些典故;不遵照祖训中的明确思想,反而从史书中翻出陈旧的篇章说事,这是我全然不能理解的。
  本来,只有天子才可以谈论“礼”。现在,陛下虚心求言,我才敢就大礼问题发表己见。我坚决反对以廷议为大礼之议的正确意见,它将助长后世的实利主义,亦即为了利益而抛弃天伦,这是大大有害于孝道的。
  手握威柄的大臣固然可以指点江山,却也不妨碍微不足道的小臣有所献言,这都合乎各自的本分。古训说,遇到什么话违乎你心,一定别忘了考量它是否合于道,遇到什么话与你志趣有异,也要看看它究竟怎样不合于道。有时候,以忠耿的样子说出的话,未必都合于道,同样,好像志趣不高的话,也未必都不合于道。我以上所谈,既不敢献谀陛下而使自己失于忠诚,也不敢为刻意表现自己的什么耿直而误陛下于不孝。一切,都请陛下明断,在我,只愿做到恳切和服从。
  秀才就是秀才,头头是道,正本清源,直接从根子上打击“继嗣派”;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一句“圣人缘情以制礼”,让嘉靖吃下了定心丸。
  《明史·张璁传》说,此前嘉靖受阻于廷议,自己又无力反驳,正不知如何是好,“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立刻批转廷臣讨论。而对方的反应,则“大怪骇”,既意想不到,也很有些慌乱。可见张璁之半路杀出的威力。
  为什么?
  一来张璁所据理论,确实站得住脚。儒教纲常,忠孝为本,这是人所皆知的。其次,张璁认为论礼不得悖逆人情。“圣人缘情而制礼”,并非他的杜撰,查查《礼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礼记·丧服四制》明白地写道:“顺人情,故谓之礼。”
  其二,张璁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背后有人,而且还是一股颇为强劲的力量。近世学者欧阳琛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的人,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22}
  “姚江王门”,指王守仁(王是余姚人)。“大礼议”中,赞助嘉靖的人,往往为阳明弟子,或与之有思想渊源者。王氏本人虽未直接介入“大礼议”,但他的理论主张,无疑是跟继嗣派相左的,例如他说: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缺,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23}
  所谓“先王制礼,皆因人情”,显然正是张璁持论的基础。
  王学的核心诉求,欲使理学返璞归真,从形式主义回到本义和本心,“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虽先王所未有,亦可以义起”,认为不论天理或人礼,皆源于良知即内心的真善,否则,“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走到反面。王氏所要摇撼的,正是宋以来以程朱为正统的理学。黄宗羲评之:“先生悯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他要拨开这迷雾,使人了解“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24}的道理。
  这里面的玄学奥思,我们不必深究,只是应该晓得,嘉靖挑起的这场“大礼议”,因为背后有新兴理学崛起的缘故,才如此波澜壮阔。倘若不然,就只是嘉靖的一点私念而已,很难走得那么深,那么远。
  一面是嘉靖死命维护个人利益,一面是杨廷和等主流官僚要捍卫正统理学价值观,一面是张璁等反宋儒的新兴力量想在思想和理论上崛起。这三方各执一端,一并混战,好戏只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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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10)
嘉靖把张璁的《正典礼第一疏》交发廷议,杨廷和只说了一句:“书生焉知国体。”毫不客气地将疏文封还。封还,又叫“执奏”,是明代内阁的一项权利,虽然旨意到阁,但如果内阁认为不妥,可以退回请皇帝重新考虑。同样,皇帝如不同意内阁意见,也有一个针锋相对的办法,即“留中”。先前,嘉靖对内阁用过“留中”这招,此番杨廷和投桃报李,回敬一个封还。
  张疏被封还之后,嘉靖索性直接用手敕的方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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