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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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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之总和———史书上说,这以后,韩文“家业荡然”{72}。不过,韩老爷子也如刘、谢二人一样硬朗,挺过了刘瑾倒台,挺过了正德驾崩,直到嘉靖五年,八十有六高龄的时候与刘健同年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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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2)
李梦阳:执笔“倒八”奏疏,字字见血,状若飞刀,但这酣畅淋漓的檄文也注定了他此后的命运。收拾韩文后,刘瑾即拿他开刀,先谪贬到山西,随即勒令退休,不久,又制造事端将其逮于狱中,准备杀掉。这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故事,当时另外有位大文豪叫康海的,与李梦阳并称“十才子”。康海文名既高,又与刘瑾同乡,刘瑾大概觉得与这样一位闻名海内的同乡交好,很有面子,所以有意罗致;然同一事自康海看来,却很没面子,一直敬谢不敏。再说康李二人,同为当世文苑重镇,不免有些“文人相轻”的意气,“各自负不相下”。及梦阳下狱,将死;这时有人告诉他,唯康海可救之。无奈,梦阳以片纸,仅书数字致康海,曰:“对山救我。”(对山,康海之号)再无他言。康海见书,二话不说就去刘府求见。刘瑾得讯大喜,“焚香迎海,延置上座”,而“海不少【稍】逊【谦让】”。坐定,康海劈头便问刘瑾知道唐玄宗命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否,刘瑾以为他是以李白自居,忙道:“瑾即请为先生脱之。”不料,康海却说:“李梦阳高于李白数倍,而海固万不及一者也。”刘瑾这才知其来意,他不能不给面子。“海遂解带,与之痛饮。梦阳遂得释归。”但五年后,刘瑾败,康海却因与之结交故,“罹清议”,坐其党而被免职。{73}事颇豪迈,令人荡气回肠。梦阳虽免一死,却从此历尽坎坷,越十余年即死,年仅五十七岁。
  焦芳:那个以告密扭转乾坤的小人。人生能得几回搏?他这一搏,搏进内阁,“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74},入阁拜相的同时,还保住了吏部尚书的位子,以后又“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尽得风流,并证明“恶有恶报”的说法从来只是善良之辈的一厢情愿。明代士风的特征在于两面性突出:士大夫中硬骨头非常多,历朝少有俦匹,而同时也频频出现极端无耻下作、堕落腐烂的例子,焦芳便是后一情形的代表之一。焦芳有子名曰黄中,一如其父,不学无术,却偏偏要在廷试中被内定为状元,李东阳觉得说不过去,拟其为二甲头名,已很过分,焦芳却由此衔恨李,数次在刘瑾面前谗詈。一日刘亲自以诗试其子,事后将焦芳叫来训道:“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连基本可以说没文化的刘瑾都觉得焦黄中所做之诗“甚拙”,其不学无术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来,焦芳与另一刘党张彩(一作綵)争宠不利,失势,“乃乞归”;刘瑾事败,与张彩同被处死刑,焦芳却幸免于外,据说刘瑾死前发牢骚说:“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焦一生卖官无数、广受贿赂,赚得钵满盆满,“居第宏丽,治作劳数郡”(意思是,他的宅第极豪华宏大,筑建时动用数郡之力)。起义者曾攻下彼乡泌阳,入其府,“发窖多得其藏金”。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无良小人,最终一生平安,难怪《明史》亦不禁惊叹:“芳父子竟良死!”
  李东阳:弘治顾命三大臣的幸存者。参与了“倒八”运动全过程,并在失败后与刘谢联名请辞,独被留任,且在以后刘瑾罗织的“奸党榜”里不见其名。对此,有人认为正德不便将父亲嘱托的顾命大臣“一锅端”,而手下留情。但《继世纪闻》提出了如下指控:“【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指“倒八”奏章】询之东阳,得其大略,瑾等惊觉……”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倘果有其事,则李东阳所为不逊于焦芳。但此记载不见于别书,仅为孤证不可轻信,官史《明史》未予采纳。不过,当正人君子纷纷见逐、罹祸之际,李东阳独超然无恙,实为奇事。《明史·李东阳传》对这位“不倒翁”的描述,用词讲究,大有深意,很堪玩味。有这样两个场景:场景一———当时他与刘、谢共同疏劾“八党”,刘、谢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场景二———刘、谢辞职获准离京时,李来饯行,“泣下”,刘健嘲讽道:“哭什么呢?当初阁下如果也坚决抗争,现在自然就能够和我们一道被恩准辞职了。”史家写道,闻此语“东阳默然”。从这些细节来看,李虽未必屈膝附恶,但在大节大义之前,他选择明哲保身是无疑的。以后,在整个刘瑾当政时期,他的表现基本可以概括成三点,一是忍辱负重、“委蛇避祸”,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一些清正之士,三是为刘瑾的胡作非为擦屁股,“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令国家不致崩溃。因此当时人们对李东阳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有人认为“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然而相反的是,“气节之士多非之”。他的一位门生、礼部侍郎罗玘,上书劝其从污泥浊水中早早抽身而退,否则自己深感耻为东阳门生,“请削门生籍”{75}。我一直想找到这封信,多年搜阅,最后在《玉堂丛语》里发现了它,照录于下: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3)
生【罗玘自称】违【离开】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晚辈给尊长写信,谦辞】,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正派人】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环绕不舍】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指自己,罗玘虽为学生辈,年龄却并不轻】,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听从内心忠赤之声的召唤】,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逐出师门之意】,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书信,信函,通“缄”】不觉狂悖干冒之至。{76}
  读此信,方知是时罗玘病重,将不久人世,而以此谏语为诀别,诚感人也。还有一个读书人,献给李东阳这样一首诗:
  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77}
  诗中讥以“行不得也哥哥”、“不如归去”之意。刘瑾倒台后,御史张芹即对李东阳提出弹劾,指责“当瑾擅权乱政之时,东阳礼貌过于卑屈,词旨极其称赞,贪位慕禄,不顾名节”。这都是确凿的。其实李东阳这一类政治家也算中国历史的特产,从古到今并不鲜见。他们都聪明过人(李幼时即是神童,为天子召见,过门坎时太监笑道:“神童腿短。”小东阳随口对以“天子门高”),身在官场,当政治极黑暗之际,他们八面玲珑、委曲求全,同时折冲尊俎、周旋揖让;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像中流砥柱,是乱世中仅存的良知,但换一个角度看,他们也实在难免同流合污之嫌。这种政治家所起的作用,究竟是避免国家和人民陷入更深的苦痛,还是在客观上助纣为虐、令暴政维持得更久更稳固?刘瑾专权之下,朝政是因有李东阳而幸,抑或反之?诚一言难尽,就连同他们的人品,也无法一概而论。正德三年发生了针对刘瑾的“匿名书事件”,刘瑾一口气将三百余名官员投入大狱,是李东阳力救得免。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很多,刘健、谢迁、韩文、刘大夏等一批正派“老干部”,以及像杨一清这样的能臣,所以没掉脑袋,或者还能继续在政坛发挥作用,均与李东阳的拯救和保护有关。但既与黑暗同行,做“伴食政治家”,他们无可避免地在自己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污点,被人所诟病与不耻。如李东阳,政变后“八党”鸡犬升天,人人祖上受荫封迁坟,而所有祭文“皆李东阳撰”;刘瑾在朝阳门外创玄真观时,李东阳又为之撰碑文,“极称颂”。{78}———此等作为,在古代士林属最丑之事,不单对刘瑾和“八党”,就是对走卒焦芳、张彩之流,李东阳也加以巴结。{79}刘瑾败后,李上疏罪己,内云“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此数语,可作为古今此类政治家所共有的贴切、绝妙之写照。虽然活得很累,也饱受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李东阳立朝五十年而不倒,生前身后都荣显非常,七十岁那年去世,“赠太师,谥文正”。
  整个事变,到翌年三月公布“奸党榜”,才算尘埃落定。“奸党榜”的意思相当于后世的“反党集团”。中国自宋代起,政治上有了一种新罪名,即所谓“党祸”;过去臣下或黜或诛,只是个人罪名,而“党祸”则开创了用有组织有纲领的所谓“结党营私”的小集团罪名打击某种政见的形式,并且从此成为在政治上处理统治层内部不同政见的主要思路。从明代来看,除了贪污、渎职等行政犯罪,只要涉及政见分歧,基本都被定性为“奸党”。这一思路对后世中国政治影响颇深,一旦发生政治见解的冲突,似乎便非要揪出某某集团方能作罢,而且不如此似乎也就不足以彻底搞倒搞臭政治见解相左者。
  正德二年由胜利者宣布的“奸党”名单,共计五十六人。其中,宰相级二人,尚书四人,宦官三人,科道官四十一人,其他部员六人。这些人全部被勒令致仕(退休)、免职或被发配,其中一些人在不同程度地面临死亡威胁时却最终化险为夷,只有两名宦官王岳、范亨在解送途中被秘密处死。解读这份名单,能清楚地看到政变所带来的政治格局的两大变化。首先是朝廷人事的剧烈动荡,内阁成员三去其二,各部首长六去其四,内廷核心位置易人———可以说国家权力高层发生了一次大清洗、大换血。其次,名单中科道官(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的比例之高,逾七成以上,意味着司职监察、纠劾和言论的朝臣是朱厚照及其近幸势力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意味着政治由此转向一个言路不畅、更有利于专制独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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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4)
豹房秘史
  今人往故宫观光,由天安门进入,行至巍峨的午门,向右看为东华门,由此径东可达繁华的街市王府井,向左看则是西华门。出西华门一直前行,穿过南长街,便是中南海。
  中南海,连同今之北海,在明代原系一体,统称“太液池”,全是皇家园林西苑的组成部分。历史兴替,慢慢模糊了明代皇城的格局。在当时,今之故宫到中南海整个的广大区域,统属“大内”,所以西苑又称“西内”,其间并无百姓杂居,北长街、南长街也尽是宫殿和皇家各种办事机构。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在《大内规制纪略》中,叙说详尽。
  现在游故宫,打从西华门出来,折往中南海,沿途所见已是商厦林立的现代化景象。而在当年,这一带全属禁地,虽未必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盘盘焉、囷囷焉”{80}之盛,但的确是宫阙连绵,气象森宏。
  整整五百年前———公元1507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又在此大兴土木,耗巨资修造了宫廷史上独一无二的怪胎,完全为他个人专用的宫殿群“豹房公廨”。
  所谓“豹房”,是宫廷豢养观赏动物的场所,此外如虎房、象房、马房、虫蚁房等。至今,不少北京地名犹存遗影,如“虎坊(房)桥”、“报(豹)房胡同”、昌平区的“象房村”等。珍禽异兽,自古为中国皇帝所好,这爱好兼有几重意义:一是珍禽异兽往往被视为“祥瑞”,二是它们作为夷狄属国的“贡物”,象征“天朝上国”的威势,当然,更是宫中皇族消遣娱乐的对象。历代宫廷均有驯兽师,调教动物,作兽戏以娱君王,更有不甘寂寞之君如正德者,喜欢亲自下场与兽角力{81}———好像他的老前辈商纣王也很乐于此道。
  由于不断有臣子进献、属国朝贡,加上历朝皇帝自行搜罗,豢养珍禽异兽之费实际已成朝廷一大负担。成化间,内官梁芳“进白水牛一只,每岁支费千余金”{82}。《治世余闻》有条记载,说正德之父弘治皇帝继位后,因见“蓄养四方所贡各色鸟兽甚多”,而首次提出将其放纵,“以减浪费”,但又怕“所司白虎豹之属,放即害物”,于是下旨:“但绝其食,令自毙可也。”不知是否真正如此实行,总之,皇家养兽玩兽其风之盛可想而知,单单豹房就不止一处两处,笔者所知,现在东单的“报(豹)房胡同”是其中之一,亚运村以北大屯一带,还有一处地名叫“豹房”———但它们皆非以正德而闻名的那个“豹房”。后者的地点在西华门内外,即紫禁城与西苑之间。
  这里原系诸多皇家豹房中的一座,正德二年,1507年,朱厚照开始对其大加改建、扩建,工程浩大,一直持续了七年。我们从《武宗实录》中得知,正德七年十月,工部就豹房工程提交一份报告,称从开工以来“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而且新近又将“添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从措办”?有关职官深感无奈,请求立即停止该工程,“或减其半”,然而,朱厚照的表现是“不听”{83}。
  正德七年,豹房工程是添上这二百余间房屋后竣止了,还是以后仍有续建?不得而知。但从史家的记述可约略窥见,它不单颇具规模、“勾连栉列”,配制也可称齐备,有宫殿、有密室、有寺观,甚至还有船坞和供军事操演的教场,人员方面完全比照“大内”,各色执事太监轮班值日,而见幸者如伶官、僧侣、边帅、女人、斗兽士等“皆集于此”。
  于是,它有了一个正式而又怪异的名称:豹房公廨{84}。
  公廨者,古时官署通称也。既然是行政办公所在,却又以一个彻头彻尾的游乐场所为中心或者说以此为基础兴建起来,这种不伦不类的意味,带有典型的朱厚照性格特征。
  “豹房公廨”因朱厚照兴,又因朱厚照衰,是他一手打造,亦唯有他自己方才使用过。豹房之于朱厚照,朱厚照之于豹房,实可谓互为表里的一双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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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5)
可惜,“豹房公廨”在朱厚照死后即被取缔,不单活跃其间的五花八门的人物作鸟兽散,连同那些建筑、器物亦很快地废弛、颓朽以至于消失,最终无迹可寻;否则,保存下来,倒不失为极具魅惑力与遐想力的吊古的去处。
  朱厚照之能修建“豹房公廨”,还是要追溯到那场政变。倘若没有那场政变,倘若刘健、谢迁、韩文等这些“眼中钉”未被拔除,倘若朝臣方面的力量和权威不曾因此遭受沉重打击,庶几可以断言,“豹房公廨”这种事物永不可能出现。朱厚照救下“八党”的同时,也得到了自己最渴望的东西———“豹房公廨”。
  仅仅在政变的第二年,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营造“豹房公廨”并迁往此处居住,起初,是白天在里面鬼混,很快就发展到夜宿不归{85},“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86}。此话怎讲?即是说,打正德二年有了“豹房公廨”起,朱厚照便彻底从紫禁城搬出,不在宫中居住,最后连死都死在豹房,不再回去。
  去过故宫的人,都知道位居故宫中心有座大殿,叫乾清宫。自明永乐迄清初,这里是中国所有皇帝的寝宫(雍正后,皇帝移居养心殿,但日常还是在此处理政务),也即泱泱九州NO.1的宅邸。它作为皇帝安放其卧榻之处的意义倒在其次,尤为重要的,乾清宫乃是帝权的象征,皇帝在此居住不仅是个人意愿的问题,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通常来说,一个皇帝只有当被赶下皇位时才会离开那里,比如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之被迫离宫。唯有朱厚照,竟敢于置皇统于不顾,主动而决然地辞别乾清宫,至死不回。他此一行为,既是空前之创举(过去从未有过),基本上亦属绝后之奇例。在他开了先例之后,只有他的继位者嘉靖皇帝,从中晚年起效仿这一做法,迁居西内。
  正德搬往豹房,不仅仅是为自己重新选择了住所。他这么做的含意在于,逃离或放弃了一种角色,逃离或放弃了礼法所加在这种角色之上的所有信条、戒律、义务与规约;此外毫无疑问,也借此彻底摆脱和跳出于祖宗、父母、家庭以及既往整个个人历史之外。当置身于乾清宫时,他是一个君王、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是活在这些躯壳之下而又并不如意的压抑的魂灵,而一俟别宫而去,他就不再是上述角色中的任何一个,他仿佛灵魂出窍、羽化而飞升,一了百了,胜利大逃亡。
  回过头再来看正德与群臣的对抗,再来看那场政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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