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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雨雨一百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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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妻子
  我在上面说过:德华不应该属于“寸草心”的范畴。她借了光,人世间借光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我因为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十八岁就结了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不在话下。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尔对我流露一点,我实在说不清楚。
  德华天资不是太高,只念过小学,大概能认千八百字。当我念小学的时候,我曾偷偷地看过许多旧小说,什么《西游记》、《封神演义》、《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等等都看过。当时这些书对我来说是“禁书”,叔叔称之为“闲书”。看“闲书”是大罪状,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不但我,连叔父的女儿秋妹都偷偷地看过不少。她把小说中常见的词儿“飞檐走壁”念成“飞胆(膽)走壁”,一时传为笑柄。可是,德华一辈子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别的书更谈不上了。她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她根本拿不起笔来。到了晚年,连早年能认的千八百字也都大半还给了老师,剩下的不太多了。因此,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一套玩意儿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知道过。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的语言。
  在文化方面,她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1962年,老祖同德华从济南搬到北京来,我过单身汉生活数十年,现在总算是有了一个家。这也是德华一生的黄金时期,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我们家里和睦相处,你尊我让,从来没有吵过嘴。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食前方丈,杯盘满桌,烹饪往往由她们二人主厨。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对这样的家庭,一切赞誉之词都是无用的,都会黯然失色的。
  我活到了八十多,参透了人生真谛。人生无常,无法抗御。我在极端的快乐中,往往心头闪过一丝暗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们家这一出十分美满的戏,早晚会有煞戏的时候。果然,老祖先走了。去年德华又走了。她也已活到超过米寿,她可以瞑目了。
  德华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199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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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家
我曾经有过一个温馨的家。那时候,老祖和德华都还活着,她们从济南迁来北京,我们住在一起。
  老祖是我的婶母,全家都尊敬她,尊称之为老祖。她出身中医世家,人极聪明,很有心计。从小学会了一套治病的手段。有家传治白喉的秘方,治疗这种十分危险的病,十拿十稳,手到病除。因自幼丧母,没人替她操心,耽误了出嫁的黄金时刻,成了一位山东话称之为“老姑娘”的人。年近四十,才嫁给了我叔父,做续弦的妻子。她心灵中经受的痛苦之剧烈,概可想见。然而她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从来没有对人流露过,实际上,作为一个丧母的孤儿,又能对谁流露呢?
  德华是我的老伴,是奉父母之命,通过媒妁之言同我结婚的。她只有小学水平,认了一些字,也早已还给老师了。她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闹过对立,发过脾气。她也是自幼丧母的,在她那堂姊妹兄弟众多的、生计十分困难的大家庭里,终日愁米愁面,当然也受过不少的苦,没有母亲这一把保护伞,有苦无处诉,她的青年时代是在愁苦中度过的。
  至于我自己,我虽然不是自幼丧母,但是,六岁就离开母亲,没有母爱的滋味,我尝得透而又透。我大学还没有毕业,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这使我抱恨终天,成为我的“永久的悔”。我的脾气,不能说是暴躁,而是急躁。想到干什么,必须立即干成,否则就坐卧不安。我还不能说自己是个坏人,因为,除了为自己考虑外,我还能为别人考虑。我坚决反对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就是这样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
  为什么说是一个温馨的家呢?首先是因为我们家六十年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我想,这即使不能算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把这样一个家庭称之为温馨不正是恰如其分吗?其中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全家都尊敬老祖,她是我们家的功臣。正当我们家经济濒于破产的时候,从天上掉下一个馅儿饼来:我获得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我并没有什么凌云的壮志,只不过是想苦熬两年,镀上一层金,回国来好抢得一只好饭碗,如此而已。焉知两年一变而成了十一年。如果不是老祖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让一老,我的叔父;二中,老祖和德华;二小,我的女儿和儿子,能够有一口饭吃,才得度过灾难。否则,我们家早已家破人亡了。这样一位大大的功臣,我们焉能不尊敬呢?
  如果真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的话,那就是老祖和德华。她们忙忙道道买菜、做饭,等到饭一做好,她俩却坐在旁边看着我们狼吞虎咽,自己只吃残羹剩饭。这逼得我不由不从内心深处尊敬她们。
  我们曾经雇过一个从安徽来的年轻女孩子当小时工,她姓杨,我们都管她叫小杨,是一个十分温顺、诚实、少言寡语的女孩子。每天在我们家干两小时的活,天天忙得没有空闲时间。我们家的两个女主人经常在午饭的时候送给小杨一个热馒头,夹上肉菜,让她吃了当午饭,立即到别的家去干活。有一次,小杨背上长了一个疮,老祖是医生,懂得其中的道理。据她说,疮长在背上,如凸了出来,这是良性的,无大妨碍。如果凹了进去,则是民间所谓的大背疮,古书上称之为疽,是能要人命的。当年范增“疽发背死”,就是这种疮。小杨患的也恰恰是这种疮。于是,小杨每天到我们家来,不是干活,而是治病,主治大夫就是老祖,德华成了助手。天天挤脓、上药,忙完整整两小时,小杨再到别的家去干活。最后,奇迹出现了,过了几个月,小杨的疽完全好了。老祖始终没有告诉她这种疮的危险性。小杨离开北京回到安徽老家以后,还经常给我们来信,可见我们家这两位女主人之恩,使她毕生难忘了。
  我们的家庭成员,除了“万物之灵”的人以外,还有几个并非万物之灵的猫。我们养的第一只猫,名叫虎子,脾气真像是老虎,极为暴烈。但是,对我们三个人却十分温顺,晚上经常睡在我的被子上。晚上,我一上床躺下,虎子就和另外一只名叫猫咪的猫,连忙跳上床来,争夺我脚头上那一块地盘,沉沉地压在那里。如果我半夜里醒来,觉得脚头上轻轻的,我知道,两只猫都没有来,这时我往往难再入睡。在白天,我出去散步,两只猫就跟在我后面,我上山,它们也上山;我下来,它们也跟着下来。这成为燕园中一条著名的风景线,名传遐迩。
  这难道不是一个温馨的家庭吗?
  然而,光阴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到了今天,人猫俱亡,我们的家庭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形单影只,过了一段寂寞凄苦的生活。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隔了不久,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立刻伸出了爱援之手,使我又萌生了活下去的勇气。其中有一位天天到我家来“打工”,为我操吃操穿,读信念报,招待来宾,处理杂务,不是亲属,胜似亲属。让我深深感觉到,人间毕竟是温暖的,生活毕竟是“美丽的”(我讨厌这个词儿,姑一用之)。如果没有这些友爱和帮助,我恐怕早已登上了八宝山,与人世“拜拜”了。
  那些非万物之灵的家庭成员如今数目也增多了。我现在有四只纯种的,从家乡带来的波斯猫,活泼、顽皮,经常挤入我的怀中,爬上我的脖子。其中一只,尊号毛毛四世的小猫,正在爬上我的脖子,被一位摄影家在不到半秒钟的时间内抢拍了一个镜头,赫然登在《人民日报》上,受到了许多人的赞扬,成为蜚声猫坛的一只世界名猫。
  眼前,虽然我们家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你难道能说这不是一个温馨的家吗?
  2000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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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回顾(1)
自己觉得德国十年的学术回忆好像是写完了。但是,仔细一想,又好像是没有写完,还缺少一个总结回顾,所以又加上了这一段。把它当作回忆的一部分,或者让它独立于回忆之外,都是可以的。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十年。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如果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发轫期的话,真正的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
  但是,这个十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十年,有它辉煌成功的一面,也有它阴暗悲惨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比较详细地写在我的《留德十年》一书中,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我在上面写的我在哥廷根十年的学术活动,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经,写出了我的经验与教训。我现在想以读书为纲,写我读书的情况。我辈知识分子一辈子与书为伍,不是写书,就是读书,二者是并行的,是非并行不可的。
  我已经活过了八个多十年,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但是,在读书条件和读书环境方面,哪一个十年也不能同哥廷根的十年相比。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所有的玩的东西,我几乎全不会,也几乎全无兴趣。我平生最羡慕两种人:一个是画家,一个是音乐家。而这两种艺术是最需天才的,没有天赋而勉强对付,决无成就。可是造化小儿偏偏跟我开玩笑,只赋予我这方面的兴趣,而不赋予我那方面的天才。《汉书·董仲舒传》说:“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极想“退而结网”,可惜找不到结网用的绳子,一生只能做一个羡鱼者。我自己对我这种个性也并不满意。我常常把自己比作一盆花,只有枝干而没有绿叶,更谈不到有什么花。
  在哥廷根的十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会偶尔举行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看,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读书有两个地方,分两大种类,一个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等的书籍,一个是汉文的书籍。我很少在家里读书,因为我没有钱买专业图书,家里这方面的书非常少。在家里,我只在晚上临睡前读一些德文的小说,Thomas Mann的名著Buddenbrooks就是这样读完的。我早晨起床后在家里吃早点,早点极简单,只有两片面包和一点黄油和香肠。到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肠,后来是黄油,最后只剩一片有鱼腥味的面包了。最初还有茶可喝,后来只能喝白开水了。早点后,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呆就是一天,午饭在学生食堂或者饭馆里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十年,不懂什么叫午睡,德国人也没有午睡的习惯。
  我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书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里。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图书收藏的情况介绍一下。哥廷根大学的各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图书室。梵文图书室起源于何时、何人,我当时就没有细问。可能是源于Franz Kielhorn,他是哥廷根大学的第一个梵文教授。他在印度长年累月搜集到的一些极其珍贵的碑铭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对面的大学图书馆里。他的继任人Hermann Oldenberg在他逝世后把大部分藏书都卖给了或者赠给了梵文研究所。其中最珍贵的还不是已经出版的书籍,而是零篇的论文。当时Oldenberg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梵学大师,同全世界各国的同行们互通声气,对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况了如指掌。广通声气的做法不外一是互相邀请讲学,二是互赠专著和单篇论文。专著易得,而单篇论文,由于国别太多,杂志太多,搜集颇为困难。只有像Oldenberg这样的大学者才有可能搜集比较完备。Oldenberg把这些单篇论文都装订成册,看样子是按收到时间的先后顺序装订起来的,并没有分类。皇皇几十巨册,整整齐齐地排列书架上。我认为,这些零篇论文是梵文研究所的镇所之宝。除了这些宝贝以外,其他梵文、巴利文一般常用的书都应有尽有。其中也不乏名贵的版本,比如Max Müller校订出版的印度最古的典籍《梨俱吠陀》原刊本,Whitney校订的《阿闼婆吠陀》原刊本。Boehtlingk和Roth的被视为词典典范的《圣彼得堡梵文大词典》原本和缩短本,也都是难得的书籍。至于其他字典和工具书,无不应有尽有。

十年回顾(2)
我每天几乎是一个人坐拥书城,“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就是这些宝典的伙伴和主人,它们任我支配,其威风虽南面王不易也。整个Gauss…Weber…Haus平常总是非常寂静,里面的人不多,而德国人又不习惯于大声说话,干什么事都只静悄悄的。门外介于研究所与大学图书馆之间的马路,是通往车站的交通要道;但是哥廷根城还不见汽车,于是本应该喧闹的马路,也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真是一个读书的最理想的地方。
  除了礼拜天和假日外,我每天都到这里来。主要工作是同三大厚册的Mah ā vastu拼命。一旦感到疲倦,就站起来,走到摆满了书的书架旁,信手抽出一本书来,或浏览,或仔细阅读。积时既久,我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大体上有一个轮廓。世界各国的有关著作,这里基本上都有。而且德国还有一种特殊的购书制度,除了大学图书馆有充足的购书经费之外,每一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独立的购书经费,教授可以任意购买他认为有用的书,不管大学图书馆是否有复本。当Waldschmidt被征从军时,这个买书的权利就转到了我的手中。我愿意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书买回来以后,编目也不一定很科学,把性质相同或相类的书编排在一起就行了。借书是绝对自由的,有一个借书簿,自己写上借出书的书名、借出日期;归还时,写上一个归还日期就行了。从来没有人来管,可是也从来没有丢过书,不管是多么珍贵的版本。除了书籍以外,世界各国有关印度学和东方学的杂志,这里也应有尽有。总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专业图书室。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畅游于书海之中。我读书粗略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细读的,一类是浏览的。细读的数目不可能太多。学梵文必须熟练地掌握语法。我上面提到的Stenzler的《梵文基础读本》,虽有许多优点,但是毕竟还太简略;入门足够,深入却难。在这时候必须熟读Kielhorn的《梵文文法》,我在这一本书上下过苦功夫,读了不知多少遍。其次,我对Oldenberg的几本书,比如《佛陀》等等都从头到尾细读过。他的一些论文,比如分析Mah ā vastu的文体的那一篇,为了写论文,我也都细读过。Whitney和Wackernagel的梵文文法,Debruner续Wackernagel的那一本书,以及WGeiger的关于巴利文的著作,我都下过功夫。但是,我最服膺的还是我的太老师Heinrich L ü ders,他的书,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细阅读。他的论文集Philologica Indica是一部很大的书,我从头到尾仔细读过一遍,有的文章读过多遍。像这样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文学、碑铭等的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极为枯燥、深奥的文章,应该说是最乏味的东西。喜欢读这样文章的人恐怕极少极少,然而我却情有独钟;我最爱读中外两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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