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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中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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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57年日本接受中国东汉政权授予的“汉倭奴国王印”，到公元607年遣隋使带到长安的那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历经整整五百五十年。日本一方面看多了大陆政权的兴衰更迭，另一方面因为逐渐强化的民族意识进一步激发出成熟的国家观念，它从此正式淡出古代中国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华夷秩序。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航海技术的限制，中日两国在唐朝之前的交往，受到了很大的束缚，两个民族发生摩擦的几率很小，尽管日本对中国文化表达了敬意，甚至得到了中国皇帝的政治性赐封，但相比较其他陆地毗邻国家，中日双边关系一直以来维持在相对淡薄的状态。然而，风云际会，一旦存在接触，摩擦就变得可能，当摩擦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就会以比较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最极端的方式便是战争。
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朝鲜半岛注定要成为中日冲突的重要见证者。事情的复杂性还不仅如此，朝鲜半岛的各个地方政权也希望能从中日摩擦中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某种特殊的时刻，它甚至积极推动将本国事务推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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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剪不断，理还乱：百济与新罗
公元552年的某一天，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王向日本派出使者，他们带来了佛像和佛经。在大和朝廷的庙堂之上，天皇询问群臣是否可以崇信佛教。
大臣苏我稻目在此之前已与中国先进文明有深度接触，他认为日本完全可以像中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一样去信奉佛教，而且应该以佛教为国教，以实现全国宗教信仰的统一。他的政敌坚决反对，认为基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佛教会带来灾难，应该让人民继续信奉原来各氏族自己的神灵。
这场斗争发生在圣德太子摄政之前，其实是圣德太子改革序曲。另外，它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其背后则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
佛教先由古印度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继而传至日本列岛。毫无疑问，朝鲜半岛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着桥梁的作用。由于古代中国文明成熟较早，因而，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不仅仅是佛教。
由于地理因素，朝鲜半岛上的古国百济与日本的接触机率最高。当今日本明仁天皇甚至在六十八岁生日的当天承认桓武天皇的母亲来自百济王国的王室家族。
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4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大和王朝出兵朝鲜半岛，征服了所谓的“弁韩之地”，并设“任那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
《日本书纪》记载：百济割让“任那四县”。
韩国不少学者表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只能借助其他史料做出尽可能合理的推断——日本大和政权很可能在短期里发动军事攻势取得过一些四分五裂的部落领地，这些领地大致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也就是今天韩国庆尚南道一些地区。
关于朝鲜民族的起源，至今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韩国官方采信“檀君古朝鲜”这样的民族神话作为半岛文明的滥觞。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朝鲜民族系由中国商周之交的中原移民与半岛上的原住民融合而成，这一点在中国以及朝鲜文献中都有反映，具体为“箕子朝鲜”。
据《史记》记载，殷商王族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朝鲜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也都赞同这种说法，并肯定箕氏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朝鲜半岛土著居民很可能源于阿尔泰人，他们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之间从亚欧大陆迁徙到半岛后逐渐形成。
“箕子朝鲜”有可能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国家政体特征，也有可能只是具有共同利益的部落联盟。抛开具有争议的具体历史人物，可以认为在朝鲜半岛上所出现的最早政体与中国文明有直接关系。
这个政治共同体在中国秦汉时期为燕人卫满所灭，他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
西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在其旧地设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汉四郡，将朝鲜半岛北部收归西汉政府郡县体系之内直接管辖。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今天的大同江流域，汉朝实施了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行政管理。
朝鲜半岛上成熟的国家形态，至晚出现在公元2、3世纪前后，即半岛南部百济与新罗的出现，大体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百济先后以慰礼城（今韩国首尔）、熊津城（今韩国公州）、泗沘城（今韩国扶余郡）为都城，领土大致在朝鲜半岛西南部。
新罗首都为金城（今韩国庆州），最初领有朝鲜半岛东南部，后统一朝鲜半岛。
上述两国最初领土分布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在两国之间，有几个氏族部落成立的联盟区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日本有着较为频繁的接触。而新罗也盯上了这一带区域，对其不断发动军事攻势，为牵制日本，新罗也策动日本九州的部落反抗大和朝廷。
在中国中央政府控制力难以抵达的边疆地区，出现了诸如新罗、百济这样的文明共同体，东亚不再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拥有成熟的政治体制，对于大一统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来说，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成为新的战略命题。
在中国第一帝国阶段，汉朝皇帝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思想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同等的国家，仍旧努力将所知世界纳入王朝的直辖统治范围。
公元372年，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王遣使至中国东晋朝廷，双方建立起正式的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百济国王为镇东将军，并领乐浪太守，百济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还十分明显。
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更为密切。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由于新罗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相对较少。
公元594年，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公元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但是，直至隋唐时期，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两国与中国的这种持续性、制度性的政治联系与中日之间偶然性与间断性的关系，有很大的差别。
汉王朝的崩溃，意味着中国与朝鲜半岛结成的联合体的破裂。朝鲜半岛的局面也给中原各政权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朝鲜半岛与中原地区出自同一母体这一事实，使中原历代政权都认为，朝鲜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可是这种观念与现实的差距却如此之远。那么，就需要一种新的体系，以便将朝鲜半岛与中原联结为一个整体，而最好的也是最容易的选择显然就是，满足于朝鲜半岛内政权对中原政权的名义上的臣服，而放任其处于实际上的独立状态。到了唐朝，“羁縻制”成为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管理的可行性方案。
应该说，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朝鲜半岛最终建立起逐步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其早期是从属于中原王朝的，这种从属性一直到唐朝，虽然有所减弱，但是本质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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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能不说高句丽
“高句丽”作为一个地理名词，首次出现在《汉书》中。在西汉时期，高句丽是隶属于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其最高官职名称为“主簿”，与当时大汉王朝行政体制内的佐属官员名称一致。
发源于中国东北的高句丽地方政权，逐步统一了散落各处的部族政权，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中央政府的压制，于是转而向朝鲜半岛北部开拓，逐步将势力渗透、扩张到原西汉中央政权在东北亚地区设置的“汉四郡”，其势力逐渐取代了汉朝原来的郡县体制，这也是朝鲜半岛古国百济屡次向南迁都的重要原因。在其步入国家形态之初，其性质仍旧是中国地方政权组织。
从南北朝至隋唐，历代中央政府对高句丽的封号也都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依照古代政治体系考量，高句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由于中国中央政权从未放弃过统一东北亚，高句丽的扩张，导致了其与汉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武力冲突。大汉朝廷的军事压力迫使高句丽迁都到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市西面的丸都山）。随后，高句丽主动配合刚刚成立的曹魏政权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突袭辽东西部。公元244年曹魏反击，摧毁丸都城。
七十年后，高句丽重建丸都城，并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诸郡。
正是由于高句丽进入朝鲜半岛，使得这个原本与朝鲜半岛历史不相干的中国地方政权首次进入其历史范畴。其标志性历史事件是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时值北魏政权的崛起，强大的北魏遏制了高句丽向西扩张的步伐。
随着高句丽从东北地区进入并控制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它开始与朝鲜半岛原有政权百济与新罗处于频繁军事对峙时期，三国经常相互攻伐，公元551年，百济和新罗联合攻打高句丽。
公元594年，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几乎同时向隋朝朝贡，试图从大陆政权那里获得合法地位，以期对对方形成政治优势。
但在隋朝基本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公元598年，高句丽先发制人攻打辽西，引发第一次高句丽政权与隋政权之间的战争。隋文帝准备兴兵问罪，高句丽王上表谢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朝为此罢兵。
高句丽表面臣服，暗中仍四处联络反隋力量。当隋朝在突厥处发现高句丽的使臣后，开始意识到高句丽依旧没有被驯服，于是发动大规模战争*高句丽。
用尽一切政治手段都未使高句丽真正臣服，隋王朝发动战争便成为必然，其性质是古代中国维护王朝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战争，而非国家间战争。
从隋文帝开始，隋朝共发动了四次针对高句丽的战争，其中有三次是在隋炀帝杨广时代发动的。此间由于隋军进展有限，高句丽主动表示臣服，并且随着隋朝的覆灭，高句丽问题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韩、朝人士遂称这一历史时期为半岛“三国时代”。但此“三国”并无彼此认同感，与中国“魏、蜀、吴三国”是从统一王朝分裂而来、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情形完全不同。发源于中国东北境内的高句丽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有着各自不同的形成史。如果说三者文化之间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很大程度上也仅仅是：他们都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
在高句丽向南发展的同时，百济与新罗也在进行着领土的争夺。
大唐太宗皇帝执政初期，中央政府立足未稳，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无力也不愿对高句丽这个东北政权用兵。
在摧毁了突厥的势力后，大唐太宗将目光投向帝国东北隅，唐太宗带领李世勣、李道宗和长孙无忌诸将率军十万亲征高句丽。
太宗在亲征之时对臣下言道：“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雠，为高丽讨弑君之贼。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将对高句丽的征伐作为中国统一战争的最后部分的决心显而易见。
公元645年，唐太宗亲自率军冲破高句丽的层层防线准备攻打平壤，但在安市（今辽宁鞍山）受到有力抵抗，加上寒冬天气以及薛延陀入侵唐朝，唐军被迫返回。
消灭薛延陀之后，太宗皇帝开始集结陆海部队准备在公元649年再一次征讨高句丽，直到太宗去世前，唐朝一直在组建海军以备大举*高句丽。尽管终其一生太宗也未将高句丽征服，但收复了今天辽宁一带很多在南北朝时期被高句丽割据的土地，为此后唐朝统一中国版图打下了基础。
大唐高宗皇帝即位之后，由于西北局势一时吃紧，也没有立即大规模征讨高句丽。
日本此后出兵朝鲜半岛，不仅仅与百济有关，也有高句丽因素。日本大和朝廷害怕，一旦高句丽被顺利平定，中国在东北亚的优势地位将更加稳固，自身的比较劣势也就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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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唐远征军开赴百济战区（1）
公元7世纪初的朝鲜半岛，一方面，高句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朝鲜半岛之后，它的战略目的就是要挤压甚至打败百济、新罗。这就使得百济、新罗在相互攻伐的同时，还要对抗高句丽的扩张。
同时期的中国是大一统局面下的隋、唐两朝，并且两朝都东征高句丽试图重新统一辽东故土。
而日本想在朝鲜半岛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这样一来，不仅扩大了大和朝廷的领土范围，而且可以改变依赖半岛间接与中国发生联系的现实，达到直接与中国进行联系和交往的目的。
中国隋唐之际的日本，在谋求与中华帝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的同时，也显示了岛国扩张领土的野心。
史载：
公元391年，大和国军渡海攻打新罗；
公元399年，百济、大和联合攻新罗“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
公元404年，“倭不轨，侵入带方界”。
而百济与新罗因领土纠纷素有世仇。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从中斡旋。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这样说道：“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功笃邻情，即停兵革。”
对于太宗皇帝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佯称顺从，实际上并未停止对新罗继续用兵。
就在大唐太宗用兵高句丽前后，百济再一次入侵新罗。
公元642年（唐贞观十六年），有“海东曾子”之称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联合高句丽再次进攻新罗，夺其城四十余座。后来又夺取了新罗战略要地棠项城，从此阻绝了新罗向唐朝进贡的陆上通道。
新罗向大唐朝廷告急。
但此时的唐太宗正进行西北战事，面对新罗的求救，唐太宗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百济进行严厉警告。
唐太宗东征高句丽之时，百济又乘机攻占新罗十几座城池，并且不再向大唐进贡。直到大唐高宗即位之后，百济才又重新开始向唐朝派遣使节觐见，再次表示臣服。而唐朝对百济飘忽不定的外交政策已不再信任。
唐高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与其父太宗相提并论，但这位看似文弱的帝王，在发给百济国王的诏书中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姿态，他要求百济国王立即停止对新罗的军事行动，并把原新罗国土归还该国：“如百济国王决意对新罗继续采取军事攻势，朕将派遣包括契丹籍士兵在内的联合部队，经由辽地深入百济。对于事件后果百济王可先行自酌，以免后悔！”（“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百济王廷上下对大唐的国家实力和战略意志评估发生了严重差错，他们认为高宗时代的唐朝虽然已基本完成王朝初级阶段建设，处于国力上升阶段，但仍没有摆脱被动处境，认定这个庞大帝国在可以看到的将来仍会继续韬光养晦隐忍下去。并且百济继续用传统眼光衡量本国处境，因为从地理上来看，百济与唐朝陆路不通，两者之间隔着唐朝一直没有平定的高句丽割据政权，而于海路而言，两国隔海相望，今天的黄海对于公元7世纪的人类来说是一道难以从容逾越的天然军事屏障。百济王廷没有认真对待唐朝的警告，依然故我。
公元655年，即大唐高宗永徽六年，百济与高句丽再次达成战略默契，从西、北两个方向夹攻新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 大唐远征军开赴百济战区（2）
新罗局势再次紧张，立即向大唐中央政权告急。
唐朝这次放弃单纯的口头警告措施，立即做出实质性应对。高宗派出“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句丽”，试图从陆上减轻新罗的军事压力。
唐军兵力不多，以致高句丽低估唐朝战争决心，“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在这场战斗中，骄傲轻敌的高句丽军队被唐军“大破之，杀获千余人”。
但对于唐朝来说，由于所派兵力不足，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意图，新罗危机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高句丽军队对唐军的轻视，基于它认识到唐朝战略重点还在西北方向。
公元660年，即大唐高宗显庆五年，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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