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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特色的改朝换代（2）
公元1560年6月12日，二十六岁的织田信长抽调五千兵马中的一大部分，主动挑战另一位战国大名今川义元，而今川义元的有效支配兵力至少为两万五千人。
　　在桶狭间，少而有谋的织田信长发动奇袭，致使今川义元战死在阵前。
　　桶狭间一战，今川军溃败。之后，今川家势力甚微。这一战不仅奠定了织田信长的声望和根基，而且使得原来受今川家支配的三河国大名德川家康也取得了独立成长的空间。因为暂时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结成“织德同盟”。
　　织田信长经过长达二十二年的苦心经营，不仅各路军阀被其成功荡平，而且室町幕府的末代将军也被他从京都流放。织田信长完成统一大业就在眼前。
　　历史充满偶然，织田信长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中道崩亡。
　　公元1582年6月2日拂晓，其部将明智光秀发动叛乱——明智光秀以一万三千军力突袭在京都本能寺短暂逗留的织田信长。
　　织田信长当时仅带一百多位随从，织田信长兵败后自杀。时年四十九岁。
　　乱兵之下，织田信长不仅在死前计划焚毁自己的尸体，还有心爱的茶具。
　　明智光秀所率领的那一万多名武士，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所围攻的对象是织田信长。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织田信长在生前对西方文化和物质充满兴趣，并且不仅仅停留在感兴趣层次。
　　公元1580年，也就是织田信长去世的前两年，传教士欧冈蒂诺拿着地球仪，向他讲解地球是圆的。织田信长在众家臣还目瞪口呆之时，却十分肯定地说，有道理！并且对“南蛮品”——实为欧洲货物很是喜欢。在阅兵中，织田信长经常穿丝绒外套、戴西洋帽子。在战场上，也会穿着“南蛮铠甲”。他的一名随从甚至是非洲黑人。
　　织田信长的被刺除了其个人性格原因，比如易怒，动辄斥责下属之外，更为根本的一个因素在于，“战国”之“乱”并非一人一事可以解决，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参与围攻织田信长的人，大多都是他在后期战争中发展来的家臣，他的前期家臣对他还是很忠诚的。
　　织田信长虽死，但他已经统一了日本大半，而最终结束战国乱世的是其麾下爱将——丰臣秀吉，他后来成为1590～159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丰臣秀吉出生于织田信长的发迹之地尾张国，但其父本为下级武士，但最终落迫于乡间务农。丰臣秀吉幼时身材瘦小。十七岁那年，他以“足轻”（临时征集的步兵）身份成为织田信长的部下，他的聪明才智和忠于职守很快展露无遗，颇得织田信长的信任。织田信长经常以“秃鼠”称呼他，不吝于对其超擢提拔。
　　公元1560年左右，丰臣秀吉成为足轻“组头”，并参与了使织田信长一战成名的“桶狭间之战”。二十年间，丰臣秀吉在战争的磨练中一步步成长，尤其擅长打攻城战，成为协助织田信长进行军事扩张的左膀右臂。
　　织田信长遇刺之时，丰臣秀吉正率兵在外攻城略地，三天后他才得到消息，他立即率兵以日行百里的速度折回京都，突然出现在叛军面前。最终，丰臣秀吉成为京都一带的实际控制者，他花去一年时间逐个剪除织田家内部的反对势力，并于公元1583年建大阪城，该城之坚固被时人称为“战国无双之城”。
　　第二年，织田信长次子织田信雄，联合德川家康对丰臣秀吉展开对抗。在这一战中，丰臣秀吉虽然以优势兵力主动出击德川领地，但德川家康的用兵之神武也可见一斑。丰臣秀吉惨遭德川军伏击，损兵折将。由于织田信雄的投降，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达成“不战”和议，德川家康派出次子德川秀康前往大阪作为人质。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日本特色的改朝换代（3）
两年之后，丰臣秀吉将其妹嫁与德川家康，并为家康之正室，将自己的母亲也送到家康身边，实为互换人质。丰臣秀吉以此为代价，将德川家康收拢在自己的臣从队伍之中。此间，丰臣秀吉通过军事和政治双重手段逐个*仍在苦苦对抗的各个战国的大名。
　　公元1586年，丰臣秀吉获任“关白”之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随后，通过“检地”和“刀狩令”等政策的实施，不仅解决了税制问题，而且彻底使兵农分离，得以打造出一支庞大的专业军人队伍。这种军事和经济措施，还为江户时代的德川幕藩体制打下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任太政大臣的第二年，丰臣秀吉突然发布命令全面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由于前一阶段的乱世局面，以及织田信长主政时期对“南蛮”（“南蛮”本来是中国早期中原文明对南方民族的称谓，在“华夷思想”的构架中带有歧视色彩。但在“中世”至近代以前的日本则用其指称东南亚一带，并引申用以称呼从日本南方传入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文化采取宽容政策，基督教一度在日本发展势头迅猛，从公元1549年传教士沙勿略到日本，经过三十多年，日本基督徒已近二十万。甚至爆发信徒联合对抗武家政权的起义。更有战国大名本身就是虔诚基督徒。在丰臣秀吉的禁教令的第一条就强调“日本是神国”。这说明在亚洲文化圈中，日本人进一步在强化自身的特殊地位。
　　日本不仅吸收和消化了中国大陆的“华夷”理论，而且自视为“华”。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在他的书信、笔记中经常出现“天下”一词。他甚至走得更远，表现出早期的“脱亚”苗头。传统中国“华夷秩序”在对外关系中得以表现出强大的能力，必须建立在实力不对等的前提之下，一旦周边民族开始走向成熟甚至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政治模式，“华夷秩序”将为他所用，甚至成为外围民族国家反攻中国的一种理论借口，因为中国大陆内部的“以夷变夏”事件时有发生。当内外现实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如果依然固守这一理论，就会在现实中被其拖累。
　　公元1591年，丰臣秀吉将“关白”之位让给外甥也同时是养子的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并进行他人生中最后一场国内战争。日本结束战国纷争局面，再次得以统一。
　　随之，丰臣秀吉便明白无误地向臣属表达了一个更大的“宏愿”——他决心到比日本更广大的土地上一显身手：首先征服朝鲜，再征服中国，继而征服印度，建立一个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在内的空前大帝国。
　　丰臣秀吉不是心血来潮。早在公元1577年织田信长在世时期，丰臣秀吉就曾对织田信长建议：
　　臣借君之威武，迅速平定中国（指日本本州西部地方），而君家的宿将老臣未得领土者极多，益将中国分予之。臣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
　　后来在自己统一日本指日可待之时，丰臣秀吉更是向人夸耀道“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
　　到公元1587年，丰臣秀吉在亲征九州之时，面对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在给其爱妾浅野氏的私人信件中更是宏图在胸：“应督促朝鲜王入朝，派急使去对马。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指中国）纳入吾之版图。”。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　日本特色的改朝换代（4）
作为一个名满全国、称雄日本的成功男士，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在女人面前展示自己的人生蓝图更得意了。丰臣秀吉的这一想法，不仅是历代文弱天皇所不敢想、历代幕府将军所未曾想的，更是连伟大的圣德太子、启动大化改新的中大兄皇子都没有过的念头。
　　在征服九州的反对派后，丰臣秀吉实际上就已经初步将征服朝鲜的意图付诸实施了。他命对马藩藩主赴朝鲜，要求朝鲜国王派遣使者赴日，臣事日本。丰臣秀吉此举也许只是一种试探性行为。以为日使一到，朝鲜王即派使来日称臣。
　　对马藩藩主为完成任务，在朝鲜国王面前对丰臣秀吉的说法进行了技术性处理，最终朝鲜以十分模糊的“报聘”名义遣使赴日。
　　公元1590年春天，朝鲜使臣京都，但是丰臣秀吉直到八个月后才予以召见。朝鲜使臣呈上朝鲜国书，祝贺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并希望两国敦睦修好。
　　丰臣秀吉的反应让朝鲜使者大吃一惊。
　　臣秀吉在回复朝鲜的国书表示他有意于次年（1592年）春天假道朝鲜进攻明国，并要求朝鲜予以协助。
　　朝鲜国王看到丰臣秀吉国书后感到事态严重，一边向宗主国明朝中央政府报告，一边作书责问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早年的“伟大理想”之所以这么快就付诸实施，与其面临的现实局面也是分不开的。
　　战国大名由于处于相互竞争的政治氛围中，往往比较重视本藩、本地商业发展，这是日本版的“重商主义”时代。到了丰臣秀吉四处扩张的时代，其背后更有京都富商的大力支持，他们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其统一战争提供军费和物资。反过来，丰臣秀吉为其提供贸易渠道、经营渠道和保护政策。这种政、商紧密结合的方式，不仅影响到后来的德川幕府，而且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着力推动的崛起模式，是迄今仍在日本政治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政商”的雏形。
　　随着商人资本的扩大，与日本国内市场需求有限的现实形成矛盾。
　　元、明时代“倭寇”在中国、朝鲜沿海的兴起，即是这种商贸扩张需求的扭曲表达。而长期活动于九州、博多等港口城市的商人尤其希望重启中断已久的对大陆“勘合贸易”。对于这一需求，丰臣秀吉给予大力支持，签发出许多国际贸易特许证件——“朱印状”，上面详细登记许可贸易项目和出发日期等数据。一艘艘“朱印船”从日本港口出发，跨海奔赴中国大陆以及南洋诸岛从事国际贸易。
　　在和葡萄牙等欧洲新兴国家接触之时，丰臣秀吉已经意识到来自南洋的军事和商业压力——这一点也是他企图拓土朝鲜和中国，争取更大生存空间的一个因素。可以把这种思路视为近代日本“失之欧美，取于亚洲”的最早版本。
　　此外，丰臣秀吉急于进行海外扩张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借助对外战争削弱国内诸大名实力。战时成长起来的大批好勇斗狠的武士，在和平时代将毫无用武之地，一旦他们跌入贫困境地或沦为浪人，必然会成为日本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
　　本来丰臣秀吉的直辖领地就不占太大优势，如果地方大名建立起同盟关系，丰臣秀吉将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双重劣势。实施对外战争，不仅可以满足地方大名对土地的占有欲望，而且如果战争成功，可以就此强化丰臣家族的压倒性强权统治；即便战争失败，仍可以消耗掉大名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各据一方政治影响力。

一　日本特色的改朝换代（5）
对丰臣秀吉的这种一箭双雕之举，多谋武勇的大名们也都心领神会，其中一部分对战争前途存在着极大的乐观，跃跃欲试；一部分在国内战争中被步步蚕食，希望通过对外战争获得弥补。也有一小部分竭力逃避，对战争前景并不看好。德川家康、伊达政宗便是这类大名的代表性人物。
　　德川家康成功保存了自身实力，这就为他日后在日本政坛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军事基础。
　　伊达政宗作为另一名地方实力派，曾经是领地达百万石的大名，拥有的版图非常庞大。
　　在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出兵*政敌之时，曾下令伊达家出兵配合，但是伊达政宗多方推托，迟迟按兵不动。丰臣秀吉盛怒之下，计划将其剿灭处死。伊达政宗顺势而变，全军着白甲临战，为丰臣秀吉冲锋陷阵，以表顺服，虽然出兵有功，但功过相抵，还是被丰臣秀吉削去一部分领地。第二年，由于被告谋反，伊达政宗虽然亲自面见丰臣秀吉进行解释，但封地还是被削弱至五十八万石。
　　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命令伊达政宗派兵三千出征朝鲜，伊达政宗仍是在百般推托下才成行，公元1595年获准回日本。他没有参与“庆长之役”，即第二次侵朝战争。丰臣秀吉死后，伊达政宗与德川家康结下姻亲关系。
　　以上的所有因素都只是促因之一，是丰臣秀吉发动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动力。而武家政权即军事政权特质再加上“神国”思想，才是丰臣秀吉发兵朝鲜的根本原因。武士政权无止境的“领主扩张”欲望与“神国日本”相杂糅，这一点与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有历史脉络上的继承关系。
　　公元1591年4月21日，六十九岁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再次对丰臣秀吉出兵大明进行进谏。这一次，丰臣秀吉没有再容忍他，将千利休处死。千利休是丰臣秀吉官邸的“茶头”，多年贴身侍奉丰臣秀吉，朝夕间因言获罪。丰臣秀吉此举，正是在告诉日本诸大名：我意已决。
　　名护屋位于九州西北部的肥前国境内，因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最终被丰臣秀吉选定为侵朝战争大本营。也正是在名护屋，丰臣秀吉的一名爱妾怀孕，生下幼子丰臣秀赖，这个男孩的出世，使得关白丰臣秀次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在日本人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商人实行贸易的时候，由于对异域文明的生疏和排斥，日本人起初对欧洲人很轻视。但很快，他们对欧洲人的技术与文化进行了消化和吸收，特别在军事方面受到重大影响，比如在火绳枪、铠甲以及造船技术等领域。
　　公元1543年9月23日，一艘中国商船因遭暴风袭击漂流到了日本种子岛，船上有三名蓝眼睛高鼻梁的葡萄牙人，身着奇装异服，犹如天外来客，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轰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船的还有中国人，并且日本人是从中国人那里得知这是“西南蛮种之贾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更吸引日本人的是船上的人随身佩带的武器，就是火绳枪，在众人面前试射之后，日本人立即意识到它的不凡之处。该岛领主时尧立即不惜重金求购，同时下令属下的能工巧匠尽快学会制造术。
　　在火绳枪传入后一年之内，日本剑工与铁匠开始规模型复制葡萄牙枪。
　　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三十二年以后的公元1575年，织田信长、德川家康联军在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武田胜赖的骑兵队时，就组织了大规模的火枪队参加战争。从此以后，枪成了不可缺少的新式武器，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将们竞相组织枪队。
　　仅仅经过五十年，到丰臣秀吉时代，火枪在日军中的配备已非常普遍，根据日本史料记载，侵朝战争前，日军装备火绳枪的部队高达六万人。可以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战争就是靠火枪完成的。甚至有种说法是普及程度超过欧洲军队。
　　这种枪械的普及性配备，在黑泽明的《影子武士》、《乱》等日本战国题材电影中都有着艺术性再现，场面蔚为壮观。战国日军对盔甲也有着很高的重视程度，与“元日战争”年代相比，当时的日本盔甲得到长足发展，已全面弃用藤甲。盔甲队伍在进行全面防护的同时，也受到西洋盔甲制造方式的巨大影响。日本盔甲质量的飞跃得益于欧洲技术，日本刀源于中国“唐刀”，到了战国时代，日本盔甲与日本刀因为制品精良，反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外贸商品。
　　日本商船由于与“南蛮”的频繁基础，较早受到葡萄牙帆船制作技术的影响，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前，就有地方藩主模仿制造这种欧式战舰。为了备战朝鲜，丰臣秀吉特意委托欧洲传教士购买两艘葡萄牙式最新战舰，并加以仿造。在首次投往朝鲜前线的战舰中，有仿葡萄牙式军舰五百艘。但是从后来中朝一方与日军的海战结果来推断，日本军舰在实战中并不具备优势，这是因为日本对火炮技术的运用还不够重视。
　　

二　中朝两国战前实录（1）
公元1368年，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在南京建制，大明王朝诞生。
　　称帝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派遣使臣去到日本、高丽、安南、占城等国，通告他们明朝政权建立，希望各国来使奉明朝为正朔。第二年；其他地方均派使节来朝，唯不见日本使节。
　　当时日本正处在南北朝时期；双方都自称正统；激烈对抗，都没有理睬明太祖的使团。同时；倭寇掠夺中国东南沿海。
　　明太祖再次派出特使，在国书中斥责日本既不通好，又纵倭骚扰明朝疆域，并称日本为“倭”，执政南朝的良怀亲王恼怒之下杀死明朝五名使者成员。但因为日本国内开始发生不利于南朝的动向，良怀亲王接见了明太祖派出的另一批使团，并于公元1371年派遣僧人祖来等九人奉表入贡明朝，同时送还被掠中国人七十余名。第二年，明太祖与日本北朝也建立了关系。公元1374年，日本南北两朝使团先后抵达南京，遣使入贡。
　　至此；中日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改变了宋、元两朝官方交往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