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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中日-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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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战白江口
历史上第一次中日战争因朝鲜半岛古国百济与新罗之争而起，主战场在白江口——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入海处。这一段看似波澜不惊的江水，亲历了中日之间的首次大对撞，也曾见证了朝鲜半岛千百年来的命运。
时间：
公元663年（中国唐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二年）
战争发生地：
朝鲜古国百济境内，主战场位于白江口附近水域
牵涉国家及区域：
中国（大唐王朝）；日本（大和朝廷）；百济、新罗（皆为朝鲜古国）；高句丽（中国东北割据政权）
一 中国“第二帝国时代”（1）
如果把秦、汉视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帝国时代”，那么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时代”。
同秦朝的存在对于第一帝国的意义类似，短命的隋朝为缔造第二帝国进行了初步而必要的整合工作。
天下初定，唐朝第二任君主唐太宗李世民，有着宽容的政治态度和任人唯贤的远见卓识，他即位后，对内不再采用高压政策，为这个无比光辉的王朝奠定了坚若磐石的根基。当然，一个如此灿烂的王朝得以铸就，仅靠对内政策上的开明还远远不够，在对外战略方面，太宗皇帝既能做到忍辱负重，更能做到当断则断，在暂时无力抵御外族侵略、无法有效管理边陲的情况下，他可以隐忍，但却从未放弃过远大抱负。
唐太宗即位仅仅十二天，帝国安全就面临重大威胁——*厥以十万大军组成大规模突袭兵团，由颉利可汗亲自率领，驰临大唐王朝首都长安城下，饮马渭水。太宗皇帝以为国耻。
然而仅仅经过三年，唐朝就进行了完全的战略报复，唐军深入突厥腹地，穷追猛打，于公元630年追击*厥至阴山以北，直至俘虏颉利可汗，*厥宣告覆亡。自此，大量突厥人开始自动内附，突厥血统从此成为中华民族滚烫血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鼎盛时期，唐朝五品以上的突厥籍武官多达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五品以上武职官员的一半。
《尚书》曰：有容乃大。
强大将带来强烈的历史黑洞效应，盛名之下，无远弗届。
公元630年，东北地区和西域的部族政权纷纷要求内属大唐王朝，边疆各族的首领来到长安，尊奉唐太宗为共同首领——是为“天可汗”。
同年，倭人（初唐之前日本人亦以倭自称，公元670年前后才正式对外采用“日本”国名）向唐朝这个大陆新政权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在此之前，他们共派出遣隋使三次。
公元7世纪初的日本各地豪强斗争不断，国家政局相当混乱，掌握倭国政治实权的圣德太子决意通过吸收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和物质文明进行全面改革。
十年之后，唐军征服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国王为汉人），设置安西都护府，将“西域”再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直属领地。
一名突厥籍将领在这次战争中功勋卓著，其名为阿史那？社尔，原系突厥王子，后被唐太宗封为大唐毕国公。毕国公入则为近臣，出则为战将，不避艰险，征战四方，先后参与征讨高句丽、西突厥等重大国家战争，尤其为再次打通“丝绸之路”做出了卓越贡献，使得中国文明的影响通过和平渠道再次辐射到中亚乃至印度、欧洲。
唐太宗在处理高昌善后事务时，没有接纳他的重要智库、重臣魏征的意见。魏征认为该地并不出产重要战略物资，并且经营该地耗费钱物，可以容许它的半独立性，设为属国即可。唐太宗之所以拒绝，不仅有坚实的历史性依据，而且是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可对西突厥实施必要的武力震慑，同时可以此为中转站，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方式，打通与中亚、南亚乃至欧洲等地区的国际联系。
“天可汗”不是一个帝王忘乎所以的自我吹嘘，而是给一个具有殷实国力、实行了正确的多民族政策的帝王的最高政治荣誉。这一称号所承载的实质内容和象征意义空前绝后：大唐王朝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备国际视野的超级大国，它不再需要劳民伤财筑建万里长城，因为长城内外皆唐土；它也不需要制定严酷的民族等级政策，因为民族兄弟皆唐人。
一 中国“第二帝国时代”（2）
大唐太宗先在西北击败突厥，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后在东北击败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黑水都督府。只贞观年间，唐朝就依次取得了对*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龟兹甚至可能还包括对古印度用兵的胜利。大唐江山，疆域之广，影响力所及，远超西汉。
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颇具现代特征，中央政府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即在各民族共同尊奉大唐朝廷统治的基础上，承认外围民族一定的自治权，不强迫他们改变习俗，不设立同中原一样的州县。
贞观时期的文臣武将，从所属政治派别来看，既有李世民早年的幕僚班底，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名臣，还有他的原敌对集团势力，如魏征、王圭、韦挺等人，更有隋末农民军将领，如李勣（原姓徐，名世勣，字懋功，亦作茂公）、秦叔宝、程知节（原名咬金）等；从身份背景上来看，既有贵族出身的李靖，更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等人，还有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等。
太宗选拔人才，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先后，唯才是举，且皆委以重任。正是他们的衷心辅佐成就了太宗一朝的贞观治世景象。
但要注意的是，太平盛世的取得不单单是因为太宗皇帝的雄图大略，大唐王朝的雍容华贵、开拓进取、包罗万象、威震四海更不是上天恩赐的，公元7、8世纪大唐王朝的盛世背后，是此前付出的高昂的历史代价换来的。
中国在两晋南北朝之后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前秦苻坚、北魏孝文帝都为此做出了伟大的尝试和铺垫，再经过隋朝的集中性夯实与巩固，到了李唐皇室手中，才形成了这一空前局面。所以说，大唐帝国的荣誉，并不只属于任何一个民族，而是中华民族经过数百年艰难大探索、大融合的历史性回报。
在唐朝，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博大的胸襟和不服输的气质在此刻已深入唐人骨髓、融进唐人血脉。
太宗时期，由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主持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修成《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玄宗下令编撰行政法典，尤其是历时十六年修订完成的三十卷《唐六典》，是唐朝政治体制的完善总结，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
从太宗即位到玄宗时期李林甫为相，共历一百零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唐政权缔造出了两个盛世高峰：“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
《旧唐书》载：东至海，南至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
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意气风发的时代，也只有在这个包容“胡气”的时代，才能诞生出如此意气风发的“边塞诗”：
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梦里几回贞观朝，烈马唐刀塞上行。但见大漠金戈铁骑，气吞万里如虎，却已成斑斑历史印迹，这般豪迈甚至成为古代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
二 “海归派”助推日本腾飞（1）
在中国东汉王朝光武帝时期，日本列岛上的一个地方政权向汉帝国进贡，光武帝赏其剑、镜、玉，直到今天，三件器物依然是日本镇国之重器；同时赐予日本国名：“倭奴国”。“倭”在这里并无大国对小国歧视的意味，实为“恭顺”之意。
此外，光武帝还赐“汉倭奴国王印”给该政权最高统治者，此枚金印原件于公元1784年在日本福岗出土。
公元3世纪后，列岛上逐渐兴起了一个强势地域性政权——大和。经过不断的军事扩张和政治联姻，大和朝廷统治的领土越来越大，至公元5世纪左右，已控制了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
从这一时期开始，向中国学习，成为一些有开拓进取意识的日本上层贵族青年的政治追求。
公元593年，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圣德太子摄政，掌控了大和朝廷的实际权力。
第二年，天皇下诏，提倡佛教。为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圣德太子在与中国大陆政权继续加强来往的同时，不再以臣属自称，极力摆脱中国政权所制定的朝贡体系。
隋朝时期，日本天皇以最高统治者的名义致书隋炀帝，便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之称，圣德太子在这份外交文书中强调了日本与大陆王朝的平等地位。内政外交上的开拓意识，使他在日本历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头像长期保留在日本最高纸钞上。
圣德太子对中国文化极为了解，他推崇中国的大一统体制，极力主张巩固皇权。在圣德太子的主持下，日本先后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
“冠位”依照才能和功绩授予，圣德太子试图以此为政改突破口，打破世袭贵族对权力的垄断。这一举措为日本官僚体制的逐渐成熟奠定了较为成熟的基础。
“宪法十七条”则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导，规定：“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同时主张以和为贵，缓和国内政治对立。
这一系列重要的内政改革，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大豪族权力，在日本这个岛国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思想，但并没有触动日本古老的“部民制”。
所谓“部民”，大致由两类构成：在大和朝廷对外征服的进程中，被迫臣服的部族被集体安置，这是部民的一种来源；此外还有一些从事专门领域生产的“部”，比如从事农业生产的被称为田部、米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的被总称为品部，这些领域的劳动者也被称为部民。
部民有少量的家庭财产和生产资料，主人不得随意杀害或买卖部民，但可以将他们转赠他人。部民和奴隶的人数在当时的日本总人口中超过一半。大和皇室和全国大小氏族不断占有土地，迫使大量自耕农沦落成为部民。
《日本书纪》记载：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
公元622年，圣德太子还没来得及给自己戴上天皇的桂冠，便病殁于斑鸠宫。这个政治权威的离世，使日本列岛再一次陷入大动荡。
外戚苏我氏家族势力庞大，是当时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家族代表人物苏我稻目曾在圣德太子之前就力倡改革，并通过朝鲜半岛学习中国文化。他本人与中国的来日人员交往甚多，其家族与中国移民一直维系着良好的关系。
圣德太子死后，苏我家族势力进一步渗向政治中心。苏我虾夷、苏我入鹿子父子排斥异己，通过血洗斑鸠宫，将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的势力完全肃清，并另立天皇作为政治和经济的既得利益者，苏我氏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动摇家族独揽朝政的地位，一步步走向改革的对立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 “海归派”助推日本腾飞（2）
接下来发生的“大化改新”，是对日本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大改革”之一，也是之首。
这次改革，同样是要流血的。
圣德太子去世的第二年，即公元623年，一批曾留学中国的“海归人士”上奏天皇，建议把留学人员召回国内，助推改革：“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他们试图靠输入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来拯救国家危机。
公元640年，圣德太子在世期间派到中国留学长达三十多年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归国。在他们之前，僧旻已先期归来，并在贵族阶层中传授中国文化。
这一批经历中国隋、唐两代大变局的留学生（僧）归国之后，带回的是大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为日本社会的封建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
日本来华留学生大都会在最高学府国子监进行系统学习，然后又争取机会在唐朝政府机构从事行政工作。日本留学僧则被唐朝中央政府派往各地名寺，师从高僧，领受佛法。这些遣唐使成为唐朝先进文化的热心继承者和播种机。
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派遣中国使节陪同赴日，进行礼节性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器物、书籍和日用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政治典章制度等在日本一步步“生根发芽”。
“大化改新”的主导人中大兄皇子以及重要辅臣中臣镰足都曾在南渊请安和僧旻等海归派门下求学，深得汉学精髓，并在这批归国人士的协助下制定了政治、经济改革的宏伟蓝图。
“坚定不移地向唐朝学习！”成为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主流政治理念。
在极权体制下，再崇高的政治理想往往都要借助血腥杀戮来实现，因为改革常常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发生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同样不能逃脱这个定律。
在“不妥协”、“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权力斗争格局下，政争就意味着你死我活。
公元645年（日本皇极女天皇四年）6月12日，大和朝廷太极殿。
朝堂之上文武对列，皇极天皇正在接见朝鲜半岛的来使。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记载，这一时刻是在举行所谓的“受贡”仪式。庄严的朝堂之上杀气弥漫，宫门瞬间被全部关闭，新一代政坛大佬苏我入鹿尚未反应过来，就被利剑穿心，当场毙命。
这次谋杀的策划者之一及直接执行者，是当朝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
在场的贵族大惊失色，就连皇极天皇本人也惊出冷汗，苏我入鹿在此前的*中曾经与她订立过攻守同盟，但是她作为过渡性领导人，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默认了中大兄皇子的政变行为。
在中大兄的背后，是其重要幕僚中臣镰足。主仆二人所策划的这次政变，改变了日本未来一千年多年的历史命运。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尽在中臣镰足的预料之中，中大兄皇子顺利将皇族和多数贵族拉拢到自己一方，并结集起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这支以私家军队为主力的部队盘踞在苏我家族雇请百济技工所建造的飞鸟寺，并以此为基地，准备迎击苏我入鹿之父苏我虾夷的反攻。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于第二天焚宅自尽。
消灭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之后，革新力量很快组成新政权。习惯于幕后玩弄权柄的中大兄支持另一名皇室贵族轻皇子即位，是为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中大兄皇子自立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实为高级政治顾问。新政权效仿中国唐朝建制，建年号“大化”，“大化”即“伟大变化”之意。以“法式备定”的唐制为蓝本，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并将首都从飞鸟（位于今日本奈良县境内）迁至难波（今日本大坂）。
二 “海归派”助推日本腾飞（3）
日本大化元年，即公元646年正月，新政权颁布《改新诏书》：
一、效法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变成“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国家计口授田，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按人口分田一次；所分田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政府。
二、建立中央集权制，群臣共同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以此强化中央集权思想。在入唐留学生的主持下，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设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中央设二官：神祇官和八省（中务、武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一台（弹正台）；地方设国、郡、里。
三、兵制方面，首都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公民服兵役。
除此之外，“大化改新”对日本的语言文字也是一次重要的刷新契机。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化改新，日语发音甚至不会有轻重音的分别。
圣德太子执政之前的日本处于氏族国家时代，执政后，他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革新：先是引入先进国家的思想文化，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的“大化改新”，是改革的深入阶段，经过这三十年的持续性变革，日本此前的落后面貌得到全方位的改观。
正如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成功改革一样，大化改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日本在此后近百年里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唐朝文明的积极学习与模仿。在此后发生的白江口之战日本战败之后，它的学习欲望和动力不但没有变弱，反而更加强烈。
从公元57年日本接受中国东汉政权授予的“汉倭奴国王印”，到公元607年遣隋使带到长安的那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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