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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读懂博弈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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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中在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例证是学生减负的问题。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的“应试教育”备受诟病，但孩子们无一例外地在接受着这种教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试着用“囚徒困境”来分析一下：
现实中，学生（或家长）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减负”与“增负”。选择“减负”策略，学生则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课本以外的东西，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选择“增负”，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做大量的习题，以“学透”、“学精”课本规定的东西，此时，学生没有时间学习课本以外的没有规定的内容。“减负”的结果是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增负”的结果是学生获得高的分数。
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下，学生（或学生家长）如何选择呢？每个学生这样想：如果其他人采取的是“增负”策略，我采取“减负”策略，我的考试分数不如他人，接受不了好的教育，在未来求职时我也赶不上他人；如果其他人采取的是“减负”策略，我采取的是“增负”策略，我的考试分数会比其他人高，我会上好的学校，在未来的职业竞争中我会处于优势。因此，无论其他人采取的是什么策略，我采取“增负”策略都是最好的。
说到底，路只有一条，不管别的学生增负还是减负，你都得选择增负，因为这是你的“优势策略”。这就如同看足球赛，如果前排的人为了看得更远而站起来，后排的人必须也得跟着站起来，如果不站起来你就看不到——而人人都站起来，实际上相当于人人都没站起来来——即便如此，你还是不得不跟着站起来。
所以，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学生减负”只能是一句美妙的口号，没有家长会真正让自己的孩子“减负”的。
■旅行者困境：聪明反被聪明误
有一位因车祸而住院的老大爷，想借此机会敲诈肇事司机，于是就在医院开了许多与车祸创伤无关的营养药品，花了许多不该花的钱。他认为这些钱都应该由肇事司机出。结果交通队查明了事故原因，老大爷承担60％的责任，也就是说，他花的越多，自己承担的也越多。得知这个消息后，老大爷一脸的沮丧：“早知道是这样，我不开这营养药啊，医院的药这么贵！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第2章 囚徒困境：傻作精时精亦傻，输为赢处赢还输（5）
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每个人对这句话都不陌生。究其出处，原来却是出自宋代大文豪苏轼口中：“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生活中的人们，谁都希望自己聪明，聪明的人希望自己更加聪明，没有人愿意自己是个傻子。聪明不是坏事，但自以为聪明，总认为自己了不起，往往就会做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来。正如孔子所说：“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阶之中，而莫之知辟也。”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被驱赶到罗网陷阱中去却不知躲避。
武则天时的周兴和来俊臣，二人是著名的酷吏，成千上万的人冤死在他们手下。有一次，周兴被人密告伙同丘神绩谋反。武则天便派来俊臣去审理这宗案件，并且定下期限审出结果。来俊臣深知周兴为人感到很棘手。他苦思冥想，生出一计。一天，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酒过三巡，来俊臣叹口气说：“兄弟我平日办案，常遇到一些犯人死不认罪，不知老兄有何办法？”周兴一向对刑具很有研究，便很得意地说：“我最近才发明一种新方法，不怕犯人不招。用一个大瓮，四周堆满烧红的炭火，再把犯人放进去。再玩固不化的人，也受不了这个滋味。”来俊臣听了，便吩咐手下人抬来一个大瓮，照着刚才周兴所说的方法，用炭火把大瓮烧得通红。然后站起来，把脸一沉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太后命我来审问你，如果你不老老实实供认的话，那我只好请你进这个大瓮了！”周兴听了惊恐失色，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只好俯首认罪。
⊙旅行者困境
由哈佛大学教授巴罗提出，它通过一个生动的虚拟案例，揭示了如果是人彻底理性、能够算计到十几步甚至几十步的话，那么他推论出的结果，很可能并不符合自己的现实利益。
如果周兴自己不给来俊臣出馊主意，自己或许能躲过一劫，但倒霉就倒霉在他太“聪明”了。由此可见，吃亏的人，常常是自认为自己聪明、然后自恃聪明且不知适可而止的人。对于上述论断，哈佛大学教授巴罗在研究囚徒困境时，给出了一个著名的“旅行者困境”模型。 两个旅行者从一个以出产细瓷花瓶著称的地方旅行回来，他们都买了花瓶。提取行李的时候，发现花瓶被摔坏了，于是他们向航空公司索赔。航空公司知道花瓶的价格大概在*十元的价位浮动，但是不知道两位旅客买的时候的确切价格是多少。于是航空公司请两位旅行者在100元以内各自写下自己花瓶的购买价格，如果两人写的一样，航空公司将认为讲的是真话，则如数赔偿；反之则价格写的低者为真话，按写低者的价格赔偿，并奖励其2元，对写高价格者认为是讲假话而罚款2元。
这样就开始了一场博弈。本来，为了获得最大赔偿，双方最好的策略就是都写100元，获赔100元。但甲却精明地认为如果写99元而乙会写100元，这将得到101元；可是乙却更聪明，他算计到甲会算计他写99元，而准备写98元；可甲更聪明一个层次，算计到乙会写98元而准备写97元……如此重复博弈下去，两人都“彻底理性”地能看透对方十几步甚至上百步的博弈过程，最后落到每个人都写0元。
可能你会想，生活中不会发生如上述例子中的事情，但巴罗教授提出这个案例旨在告诉我们：一方面，人们在为私利考虑的时候不要太“精明”，因为精明不等于高明，太精明往往会坏事；另一方面，它对于理性行为假设的适用性提出了警告。比如我们的古语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当然足够理性，甚至可以说是“真理”，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理性”的话，那么每个人得到的都将是“三分真话”，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加人们的交际成本。所以，对于纯粹的“理性”，我们也是要辩证地看待的，否则事情的结果会与初衷大相径庭，非但损人，而且不利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2章 囚徒困境：傻作精时精亦傻，输为赢处赢还输（6）
■“撑死胆儿大的”与“饿死胆儿小的”
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打破“大锅饭”。那么，“大锅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锅饭”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全*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后来，“大锅饭”发展为对分配领域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和概括，它在生产中体现为团队生产。而团队生产最大的麻烦就在于，人们能观察到的只是团队的成果，对于每个人的努力和成果难以观察。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最后所有的人都没有积极性，勤劳的人也就变成了“懒汉”。后来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我们看结果怎样呢——用课本上的话说是“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
为什么两种制度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可以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来进行探析。在“大锅饭”的机制下，由于对劳动成果的考察落实到团队而非个人，这就发生了以下的情形：假设团队中有100个人，每个人选择“努力工作”都要承担10元钱的成本，同时为团队的预期产出增加20元；而每个人偷懒则无须支付任何成本，也不会增加团队的预期产出。结果我们会发现：如果其他99个人努力工作，而自己偷懒将是最优的选择，因为可以不付出成本就享受到好处。而如果其他人都偷懒，则自己更应该偷懒，因为自己努力工作付出了10元钱成本，但为团队增加的20元收益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属于自己的。这样，偷懒就成了“大锅饭”（团队生产）中每个成员的优势策略。
明白了上面所讲的，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公司、企业都要对员工实行岗位责任制、实施绩效考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才能以多劳多得的机制来促使能者多劳。否则谁也不愿意让他人来分享自己的劳动所得，其结果必然是陷入囚徒困境。
为了弄清楚机制是如何对效率发生作用的，让我们再来看一则《韩非子》中所讲的故事：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愍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以上这则精短的寓言后来演变成了更为精短的成语——滥竽充数。如果把 “大锅饭造就懒汉”中的结论应用到“滥竽充数”的故事中来，我们会发现，每个乐师最合算的选择都是不吹——因为这是他们的最优策略。但结果为什么只有南郭先生一个人在“滥竽充数”呢？因为有惩罚机制在起作用。如果一旦做假被发现，齐宣王一怒之下，十有*会要了这个人的脑袋，所以大多数人不敢冒这个险。
那南郭先生为什么敢于做假呢？就在于他发现了“机制”中的漏洞。我们谈论“滥竽充数”这个成语的时候，总是充满了贬义，把南郭先生作为典型的反面教材，其实南郭先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根本不会吹竽，却敢于到齐宣王那里自荐而且把自己的技艺吹得天花乱坠，因为他很明白这样做固然有风险，但风险不大，他了解在现有的机制下，他的做法是不太容易“穿帮”的。而机制一变——当继承王位的齐愍王喜欢听独奏、南郭先生发现老办法行不通时，他溜之大吉了。在这个博弈中，南郭先生白吃白拿了好几年，到最后也没有任何损失。 。。
第2章 囚徒困境：傻作精时精亦傻，输为赢处赢还输（7）
这就是老百姓们通常所说的“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南郭先生胆子大，所以他占足了便宜。而现实生活中的成功者，大多是“胆儿大”的、敢空手套白狼的。比如刚刚创业的史玉柱在深圳开发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时，手里只有4000元，却敢向《计算机世界》定下了一个8400元的广告版面，唯一的要求就是先刊广告后付钱。他的期限只有15天，前12天他都分文未进，第13天他收到了3笔汇款，总共是15820元。大多数人都不敢这样做，因为没有人能确保15天之后一定会有进账。但史玉柱做了，并且因此捞到了第一桶金。我们反过来假设一下，假如15天之内没有进账，史玉柱没钱向《计算机世界》支付广告费怎么办？广告已经做了，他没有损失；天也不会就此塌下来——最坏的结果不知道是什么，但一定是在人能承受的范围内的，至少要比南郭先生当初冒的风险要小得多。
对此我们也可以试着用“囚徒困境”来加以解释：胆儿大，可能有风险，也可能没有风险，但收益可观，而且即使有风险，也是在自己心理预期范围内的；胆儿小，没有风险，也没有收益。或者换句话说，胆儿大是找死，但可能死中求活；胆儿小是等死，而且必死无疑。那么“胆儿大”和“胆儿小”哪个是博弈论中的“最优策略”呢？当然是“胆儿大”。所以人们说“撑死胆儿大的”，如果你是“胆儿小”的呢？虽然不一定真的会被饿死，但一生充其量也只是忙忙碌碌地找饭吃，不会有太大的成功。
■美忠啊，你慢些跑来慢些跑！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个青年向哲学家萨特提出过一个问题。这个青年人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参加抵抗运动，离开自己年迈的、需要照顾的母亲；还是留下来和母亲在一起，听任德国占领者的肆虐。无论选择哪个行为，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萨特的思想以“自由”闻名，他认为凡是追求自由的行为都是道德的行为，也是值得肯定的和有价值的行为。比如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与为了自己的幸福而牺牲别人的幸福，这两种对立的道德是等同的。理由是在这两种选择中，压倒一切的目的都是自由。基于此，萨特这样答复年轻人：“没有一般的道德准则供你参考，你是自由的，所以你自由选择吧。”
人的选择真是的绝对自由吗？在选择上，是否会遭遇类似“囚徒困境”的情形呢？我们来看一下2008年在汶川地震中一个因“追求自由与公正”而引发全国人民热议的事件。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地震后，都江堰一位名叫范美忠的中学教师在网上发帖详述自己在地震中弃学生而逃的经历，其中称：“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
范美忠此帖颇为符合萨特的“自由主义”论点。此帖一发，一周内在天涯社区上的浏览量达14万余次。范美忠从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变成民众热议的焦点人物，更被义愤的人们讥称为“范跑跑”。一时间，“范跑跑事件”沸沸扬扬，举国皆知。
第2章 囚徒困境：傻作精时精亦傻，输为赢处赢还输（8）
显然，萨特所倡导的“绝对自由”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因为自由必然会受到责任、法律或者道德的约束，萨特本人最终也放弃了“绝对自由”学说。但是，在经济学领域，假定“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而以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来分析范美忠此帖中的言论，倒是颇有一番道理。我们可以看到，当那地动山摇的一刻猝然来临时，范美忠与学生们都面临着跑与不跑两个选择。这就出现了下面的四种可能：
1、 范美忠与学生们都在第一时间跑，大家都有存活的机会；
2、 范美忠先跑，学生后跑，则范美忠存活，学生遇难；
3、 范美忠后跑，学生先跑，则范美忠遇难，学生们存活；
4、范美忠与学生都后跑，或者说范美忠留下来组织同学们一起跑，则有可能因为时间耽误，大家一起遇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学生是否跑，对范美忠而言，先跑都是生存的可能性最大的选择。第一章中已经讲过，博弈论的基本假定是“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这一假定排除了人的道德因素，即：不考虑职业道德的情况下，范美忠当时的行为是符合博弈论的“优势策略”原理的。
那么范美忠为何又因其生死关头的“脚底抹油”之举而遭受千夫所指呢？我们可以设想，假设你是一个士兵，与你的战友们在战场上遇到了敌军。因为你们都是“理性经济人”，活命是你们的最高目标，这时逃避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只有你逃跑，其他的战友都留下来战斗。当然，如果其他战友也选择逃跑，那么你选择逃跑就更显得明智了，因为当敌军打过来时，你一定不希望只剩下自己在应战。因此，不管其他战友怎么做，逃跑都是你所能采取的最优策略。
当然现实中很少出现战场上一方的所有士兵都逃跑的理象，因为排除军人荣誉、爱国心等主观因素，部队以战场纪律打破了上述囚徒困境——如果有士兵在战斗中逃跑，就会被“就地正法”，或者事后被送上军事法庭，因为在战斗中，除非接到“撤退（逃跑）”的命令，“不跑”乃是军人的职责。也就是说，如果在战场上逃跑，会被人视为“可耻的逃兵”，会受到军纪、法律及道德的三重制裁。
我们可以以此来解释范美忠为何因其“跑”而遭受的指责与非议，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海明在2008年6月6日接受《中国青年报》就范美忠事件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作为一名教师，他享受了权利，如工资、福利等等，却没有履行义务和责任。这就是只索取不奉献，这就是不公正。
职业道德最基本的境界是责任，高一点的境界是“分外善行”。救助素不相识的路人是“分外善行”，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作为一名教师，在地震的情况下救助学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不是“分外善行”，是分内的事情。这种境界固然高尚，但它属于公正的范畴，属于履行责任的范畴。逃跑这种行为本身，属于最严重的不道德行为，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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