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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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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沼泽中，仅有的三五百户的村庄上，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这是“北方会议”决议中的一句话。北方会议的决策者，对北满的地理性状好像挺熟悉。如今北大荒一望无际的良田，当年大都是沼泽地。而且好像还有实践为依据，因为“九一八”事变前，在那山高皇帝远的梧桐河，共产党人不就建立过自己的红地盘吗？只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离群独居”，又谈何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建起苏维埃就是目的吗？
但是，中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省委、县委就是这么要求的。现在，汤原游击队就去尝试、实践了。他们不是去荒无人烟的沼泽地，而是到汤原北部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上寻找一块世外桃源，“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关于这次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怎么看都是匪夷所思的行动，亲历者几乎都在后来的抗战中牺牲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活的资料。而无果而终，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没有人烟，没吃没住的，老天爷也绷起脸色，风雪一阵紧似一阵，继续盲目地走下去，那后果是谁都有数的。
县委决定，继续夺枪，把徒手队员都武装起来。
没枪不能打日寇。枪少，装备不好，各色武装也随时可能吃掉你。
目标是梧桐河福丰稻田公司的保安队，硬打不行，得智取。春节前公司要开佃户会议，选些队员混进去，鸣枪为号，里应外合，一齐动手。
各地游击队成立之初，通常都是对地主武装、小帮胡子下手，几支十几支地夺枪。之后，才是在战斗中从日伪军手中夺枪。
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队员暂时放假回家。枪怎么办呀？回来的路上，有个队员带枪开小差了。就决定把枪收上来，分几捆包好，藏在稻草垛里。
来了帮报号“荣好”的胡子，六十多人，还有机关枪。把青壮年看住，就要钱要肉，不给就到处翻。那时有钱人家，为了防备胡子，平时都把点值钱的东西藏起来。胡子有经验，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在外面用枪探条这里捅捅，那里探探，没找到什么好年货，倒是发了笔意外之财，把枪都翻出来了。
李福臣和赵华瑞恨不能一头撞死：怎么就没防备这一手呀？
妈个巴子。李福臣铁青着脸，也不知道骂谁：利没生着，老本都赔进去了。
假投降变成真叛变
话分两头。
汤原游击队的领导人，中小队干部，或者是有点儿文化的庄稼人，或者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共同的特点是对军事一窍不通。中心县委就不断向省委报告，要求派调军事人才。就在汤原游击队组建没几天，3个人到了。原本是让他们领导汤原游击队的，这时游击队已去小兴安岭建立“离群独居的苏维埃”了，就派3人去依兰做兵运工作，再拉起一支队伍。
王永江、杨树明和张旋风都是行伍出身。王永江当过排长，他和杨树明在“中东路线事件”中作战被俘，在苏联待过半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王永江三十来岁，大眼睛，细眉毛，单眼皮，中等身材很结实，“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做兵运工作，人称“士兵王”。这人脑瓜聪明，能说会道，张口“马克思说”，闭口“列宁讲”，用当时大家的话讲，“马列主义呱呱的”。那时中心县委以下党内，谁能引用一句马克思、列宁的话，立刻会被高看一眼。大家都觉得这人有真经，出马一定成功。杨树明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话语不多，心中有数，人们都叫他“老杨”。张旋风年纪最小，读过几年书，心直口快，一口浓重的山东腔。
依兰县的山林队中，有不少是东北军的底子，义勇军失败后啸聚山林的，其中一些既抢劫、绑票，也有抗日愿望和行动。王永江去的是一支报号“仁宇”的队伍，头领孙仁宇原是东北军的连长，两个人挺谈得来，很快成了好朋友。王永江就跟他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男子汉，大丈夫，来世上走一遭，就得轰轰烈烈干一场，留个好名声。你眼下这样子，日本子打你，老百姓恨你，到头来算咋的？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正是好男儿报效国家的时候。
杨树明、张旋风的进展也挺顺利，几支队伍凑成一个团，命名为“哈东抗日义勇军”，有1000多人，10多挺机关枪，还有门迫击炮。
谁当团长呢？张旋风的意见是王永江，或者杨树明。
王永江不同意：俺和老杨当这个团长没问题，可咱们一进门就把人家的家当了，这话好说也不好听呀？俺说还是让孙仁宇当团长。一来他的队伍人最多，别的队伍说不出什么。二来不让他当团长，他心里不乐意，当团长才能好好给咱干。三来能够影响别的山林队，有利于以后拉队伍。这一条最重要，咱们得把眼光放远些，不能就看到眼面前这一个团。
杨树明说：俺看这个人不大地道，怕是靠不住。
张旋风说：这个人旧军队意识很重，俺看“悬得乎的”（不牢靠）。再说了，省委、县委都讲要保证党的领导，把1000多号人交给他，党的领导怎么办？
王永江说：在旧军队撸枪杆子的，谁还没点儿旧意识？他当团长，他听咱们的，这不就是党的领导吗？
张旋风说：你在背后领导他，名不正、言不顺的，早晚是个事儿。
杨树明说：这事得往细里琢磨琢磨。
王永江急了：看你们俩娘儿们家家的，这事就这么定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三个人中，这时上级并未明确谁是负责人。王永江马列水平高，当年在东北军时官也大，处事果断，无形中也就成了领导，他也常把“出了问题俺兜着”挂在嘴上。
转眼就看大雪飘飘了。
东北人讲究猫冬，胡子也猫冬，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更是东北的自然环境使然，老天爷叫你猫冬。南方四季如春，一年种两季，脚后跟撵脚指头地忙活。这东北，特别是北满，一年中半年时间大雪封山捂地，庄稼上场、进仓了，庄稼人就猫冬了。胡子打家劫舍，从春忙到夏，树叶落了，腰包鼓了，就“插枪”（把枪藏起来。把枪用枪油擦拭，或是把蜂蜡融化了内外涂遍，用油布包上几层，装箱埋入地下，几年都不会损坏）回家了，或是寻个地方吃喝嫖赌去了。第二年开春天暖了，再回来重操旧业。较大的队伍有山寨（胡子称“底窑”），胡子头有的在山寨猫一冬，有的也下山花天酒地。当然，也有春夏秋冬连轴转的。东北的冬天太冷，伸不出手。而且大雪铺地，官兵很容易寻着脚踪找到你，危险性大。可若“年景”不好，之前收获不大，连年都过不好、过不去，那也就顾不上这些了。这本来就是个脑袋掖在裤带上的营生。只是眼下兵荒马乱，胡子一帮接一帮的，这营生就不大好干了，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就不大好使了。
“高粱割（音ɡá）了，义勇军垮了。”在当年的资料和如今九十岁左右的老人口中，都能听见这句话。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是被日军打垮的，也是因为军饷无着、衣食艰难，被1932年的严冬击垮的。
孙仁宇是秋天拉队伍上山的，山大王还没怎么当出感觉，那人就一阵阵开始发抖了。几百弟兄的棉衣还没着落呢。这位原东北军的连长，能被王永江说得热血一阵阵热起来，不光因为之前打过日寇，还因为想靠共产党的力量，帮他熬过这个冬天。倘若像那些老山林队那样插枪猫冬，明年春天，这些弟兄还能回来吗？他心中没底，说不定就散伙了。这种心理，在这个团其他几支同样经历的队伍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王永江很急，不断向县委报告、求援，县委也一样着急上火。1000多人的队伍，一半左右没穿棉衣，那种环境、条件，发动群众紧赶慢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干出来的呀！
就在这时，驻依兰县城日军派人送来劝降信，答应保持原队建制，官升一级，还发“奖金”。
“假投降”的意见，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反正孙仁宇是极力赞成。
王永江不同意：孙团长，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种事不能干。
之前一直挺听话的孙仁宇，这回不听摆弄了：不干也行，你说怎么办吧。不抢不夺不绑票，这是你宣布的纪律，那也得有个进项、财路呀！草爬子光吃不拉，人能光拉不吃吗？你说咱们打日本子，抢夺日本子的，这话没错，可弟兄们冻得刚出壳的鸡崽子似的，这日本子怎么打？假投降，糊弄它一把，白捞它一把，有什么了不起的？它日本子不也是一个鸡巴俩卵子吗？去趟依兰城，就得随了它呀？俺孙仁宇也是七尺男儿中国汉，也打过日本子！
能言善辩的王永江，就有些无言以对。
没收日寇、汉奸的财产，用作抗日经费，这是后来的事。那时候有句像口号又不是口号的话，叫“不抢不夺”。不光汤原地区，整个北满，还有南满，在游击队初创时期，都这么讲。红军怎么能抢夺老百姓呀？那不成了胡子了吗？打土豪当然可以，特别是在“北方会议”之后。问题是一些义勇军闹得欢的地方，义勇军失败后，胡子闹得也欢，因为溃散的义勇军，许多都变成了胡子。像孙仁宇这样又抢劫又抗日的山林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乡下的有钱人躲胡子，都跑到城里去，没土豪可打了，城里的土豪什么的又打不了。眼下几支队伍凑成的这个团，实际就是乌合之众，不经过一段教育、整顿、训练，是根本上不了阵的。而要挺过这段时间，不想个什么法子，就这么“不抢不夺”下去，迟早是要散伙的。
王永江咬咬牙，决定假投降，骗鬼子一些给养弹药，再把队伍拉出来。
奉系军阀时代，山林队假投降屡见不鲜，只不过这回对付的是日本鬼子。而马占山那段投降又反正的经历，无论怎样千差万别，在眼下一些当事人的心目中，也是差不多的。
杨树明和张旋风不同意，都说这事儿太悬乎了，弄不好假戏真做，那就全毁了。
王永江叹口气，道：那你们说怎么办？
你瞅我，我瞅你，谁也拿不出办法。
王永江说：就这么办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杨树明心头实在不踏实，提议去请示县委。王永江也觉得事关重大，于是两个人去中心县委汇报，张旋风和几个党员留下，随孙仁宇带队伍去依兰假投降。
日伪当局竭尽所能地“欢迎”、“款待”孙仁宇和这支队伍。
先是大灌迷魂汤。识时务者为俊杰，孙团长可是当今的大英雄、大豪杰呀。无论内心怎样鄙视这个没气节的胡子头，带翻译、不带翻译的日本人，都毫不吝啬地将这类语言奉献给他。汉奸、走狗则大讲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以及“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什么的。同时不惜血本地大发“薪金”、“奖金”，成天大米白面，有鱼有肉。对孙仁宇自然更不会亏待，单独一幢小洋房，专门一个做饭的，还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日里夜里伺候着。
比之枪打炮轰死伤人，哪多哪少，鬼子当然会算账。不过，比之同期和后期伪军所受的待遇，这一次确是非同寻常的。据笔者所知，这时如何对待像孙仁宇这类的队伍，伪满最高当局尚没有统一的条条框框，那就是各地随机处置了。而如此“厚待”孙仁宇这些人，意在招揽更多的孙仁宇为其效劳，则是无疑的了。
能在东北军中当个连长，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人上人了。当了胡子头，虽然吃香的，喝辣的，毕竟委身草莽，经常露宿风餐。他未必不会想到日本人只是利用他一会儿，就像那个年代民间大众常用来比喻的揩腚的棍子，我们也不好断言他一开始就想假戏真做。但是，现在那骨头确实在那温柔乡中酥软了，曾经沸腾过的热血很快冷却了。
几天后，张旋风和几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拒不投降的血性汉子，被孙仁宇绑出依兰城南门外。枪声中，有人扑倒了，还在用最后一点儿力气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骂“孙仁宇走狗汉奸”，“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和胡子合伙又垮了
鹤岗煤矿矿井队有个迫击炮排，通过党的秘密工作，争取了两个士兵。约定12月底的一个晚上，由他们打开枪炮库，里应外合，夺取武器，得枪又得炮。
两个士兵中有个姓杨的上士，这人不担事，成天算计着动手的日子，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排长姓那，有个弟弟当班长，这小子鬼精鬼灵的，看出杨上士心里有事，而且不是一般的事，就把杨上士拉到个小饭馆里套上话了，结果就套出来了。
到了动手的那天晚上，王永江带人来到矿井队西边围墙的缺口处，刚探头朝里张望，一阵排子枪打过来。王永江知道又坏事了，赶紧下令撤退。
还得夺枪，这回盯住的是黑金河金矿矿井队。当地党组织派进去个外号“张大眼珠子”的党员，发展了几名反日同盟会会员，那天晚上站岗的全是这些人，进去就把矿警队收拾了，缴获长短枪27支，还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王永江抱着那挺机枪，像抱个刚出生的大胖儿子，乐得合不拢嘴，泪流满面。笔者判断，这极可能是东北共产党武装拥有的第一挺机枪。
队伍又像模像样地拉起来了，叫个“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50多人编为一个中队，王永江为总领导，杨树明为中队长，戴鸿宾和两个骨干为小队长。
“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对内的番号，对外叫“仁和”——一听这名字，不就是绺子（胡子队）吗？
像说道朝鲜（族）人一样，不说道说道东北的胡子，本书许多内容就说不清楚。
东北胡子源远流长，究竟始于何时，笔者请教过一些专家，难有定论。比较一致的见解是，绝对数量不好说，按人口比例，在近现代史上，在东北被称做“胡子”的土匪，应为全国之冠。而且，一位胡子出身的人物能够成为“大帅”、“东北王”，并控制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还有被称为“辅帅”的张作相，以及后来江桥抗战的民族英雄马占山等等，寻到根头，都是胡子。榜样的力量即便不是无穷的，也是很大的。不能金榜题名，那就当胡子，受招安，当大官——这也是东北胡子多的原因之一。
还有日本胡子、白俄胡子。一些日本浪人，有的是追求或向往杀人越货、恣意妄为的胡匪生涯，并幻想以此出人头地，有的是犯了罪铤而走险，有的还有陆军情报部门的背景。他们想方设法加入绺子，也学得一口黑话，与中国的胡子首领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有的还当了头目。像报号“红颜龙”的山本重太郎，报号“小白龙”的小日向白郎，报号“铁甲”的根本豪，还有女胡子头“满洲阿局”等。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这些从装束到语言都难看出是日本人的胡子，操纵、利用胡子，成为日本政府和军部推行大陆政策的别动队。白俄胡子，即苏联十月革命后逃到东北的白俄匪帮。“九一八”事变后，一心恢复昔日天堂的这帮东西，把希望寄托在日军北进上，死心塌地效忠日本，抗联没少与这帮东西作战。
为什么东北管土匪叫“胡子”呢？有关专家和民间老人说法不一。一说是打家劫舍前要化装，把自己搞得青面獠牙，头发、胡子染成红色。后来有了火药枪，为了防火药、铁砂倒出来，枪口要塞以红缨，作战时将其拔出来顺便叼在嘴上。所以，最初的胡子，据说是被称做“红胡子”的。一说是最初的胡子都留长发长胡子，既能镇骇对方，又可掩盖真面目。虽然有几代为匪的胡子专业户，毕竟多数人迟早还要回家过日子、做好人的。那时没有透明丝袜什么的套在头上，满脸胡子一刮回家了，就是最便捷的整容术了。一说是满清入关后，汉族移民渐多，并带来比较发达的农业、商业，富有阶级就受到抢劫。历史上，汉人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人”，这些抢劫者就成了“胡子”。还有一种说法，一是顾名思义胡来，胡作非为，二是用“胡子”形容其多。一位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民俗学者，干脆用了这样四个字：“遍地都是”。
“九一八”事变后就“遍地都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叫“遍地起胡子”。
有资料称，事变前辽宁全境胡子为1800余人，事变后一些地区一个县就不止这个数。像兴京县，多则几百人，少则十几个，光有字号的胡子队就30多个。
把义勇军一竿子打入胡子之列，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属原则性错误。“九一八”事变前，称“山林队”也好，叫“胡子”也罢，就是胡子。当然也有区别，有的只绑大户，有的连穷人也一样祸害。事变后就不同了，各种抗日武装统称义勇军，包括胡子。有的真抗日，有的一边抗日，一边发财，有的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打家劫舍。“海伦经过长时间的义勇军蹂躏”，“他们对于反日军之土匪行为，将有深深的增（憎）恶”。这类文字在当时各地党组织给省委的报告中，不时可见。193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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