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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种种甚多，不用多说，特别是我干部同志的生活真是不亚于高官富贾一类，鱼盒子、果子点心类——一师同志更甚——舛不多每日皆用。

这种情况，各军或多或少都存在。

同年12月1日，《赵尚志关于整饬军队纪律问题给各师负责同志的信》，在回顾了从珠河游击队开始的光荣历程，取得的成就后，写道：

正因为在整个革命形势的开展，不断的胜利中数量的增大，同时也因队伍各地分散活动及忠实英勇的中心干部先后伤亡，结果使队伍内发生许多不良的现象。首先是诸负责干部同志逐渐放弃以往过去对工作的紧张性，不把全部精力集中到革命工作上，对各部活动方策上的指导缺乏，对队内的政治军事教育的放松，对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斗争工作的放弃，近几年来军长个人生活上的浪漫，历次的不正当的错误的浪漫行为等等的恶劣现象的影响，不严格检查干部的工作及行为，特别是允许和纵容了各级同志犯着各种错误，放弃政治军事工作，逐渐同化于义勇军的危险现象。如张寿海А⒄帕�科之在巴木，关化新、王玉生之在二三师，孟广才、康山、王德富之在六师，（未）站在革命需要上来公正分配，而表现了任意取用，如许多干部同志在每次军事胜利行动中所得来的胜利品，首先滥行取用，服装用品的讲求漂亮（如二师的远征北黑，首先由景永安及蔡近葵同志挑选一切美好衣服及用物为自己享用，魏宝林等人浪漫行为；三师的远征梧桐河，由上级领导者首先取用，雷炎、张建邦等的浪漫行为。西方各师在数次胜利中，如李熙山、王德富、康山、李泰、李靖宇、雷炎、吴新才的任意取用重要物品及支配等等）。

借故支用公款，如孟克曼、赵一曼、马宏力等同志假借养伤养病的关系，每人支出均在五六百元以上的疗养费（普通的指战员最多没有超过五六十元的），侯启刚同志假借治病为由，支出竟达数百元以上的医药费，生活脱离群众，如张寿海А⒐鼗�新、侯启刚、周庶范等同志历次不正当的浪漫行为，如张寿海А⒐鼗�新、周庶范等同志认干亲事实上丧失本军威信，甚至对公款的不加撙节，如雷炎、李靖宇、景永安、王德富、吴新才、于保合诸同志的滥支公款，并且有的假公济私及自私自利的现象，如蔡近葵同志的偏私分配公物，如康山、雷炎、景永安、蔡近葵对队内军事纪律的执行，表现着打骂，特别是有的干部甚至腐化到私自吸食鸦片、酗酒等程度，如刘海涛、李广、□□□（原文3字不清）、高品一、魏连山、毕锡笏等。特别有许多人有打骂群众的现象，而张连科则更加堕落，如在巴木等地舞弊多端，假公济私，滥行支配，私用公款，奸宿民家等等，老敏的奸杀妇女行为，被服厂诸女同志的不正当浪漫行为，并因为争对象的冲突互相用许多危害革命的战争行为，不顾运输与采买之艰难而大兴土木及缴纳毛毯等奢侈的现象。

同一天，还有《抗联三军党委会为纠正腐化现象、实现共产党员在三军中光荣模范的决议》，主要内容与前者几近一模一样。

关于义勇军失败的原因，除前已叙述，还有一条，就是腐化。比如辽宁民众自卫军，其主体存在不过半年左右，可以往官吏那些腐败糜烂的东西，好像是不用学而自来会的。总司令唐聚五、参谋长张毅，贪图享乐，沉迷女色，结果自然是军心士气受到打击。赵尚志所言“逐渐同化于义勇军的危险现象”，即在于此。

五个月前召开的省委执委扩大会议，提出“反对党内腐化，扩大和巩固党，保障党纯洁，防备敌人奸细混入组织，彻底改善三军党政工作，求得三军质量数量上新的转变，使要成为北满各抗日军中模范军”。具体动作，是调整各师政治干部，同时加强各级党的建设，像执法处、后方办事处和学校、医院、被服厂、军械所等非战斗单位，也都建立起党支部，严密党的组织生活。至于“浪漫”的人和事，不管是谁，批评教育决不含糊。

有老人说，在一次讲话中，把师团级干部几乎点名批评个遍，这在当年也是少见的。

“赵尚志毙他舅——公事公办”，一句歇后语道出个故事。说的是1934年春，被珠河游击队改编的“丑殿五队”，从游击队中叛出，重新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个李某，是赵尚志的亲戚，论辈分还是赵尚志的舅舅。此人好吃懒做抽大烟，受不了游击队的纪律约束，也跟着惯匪丑殿五跑了，并为其出谋划策。赵尚志率队将这支叛队包围、缴械，然后召开全体队员大会，大家一致同意将丑殿五枪毙，轮到李某时就没人吭声了。赵尚志问了两遍这个人怎么办，才有人说他是初犯，打几棍子就行了。赵尚志瞪了这个队员一眼。有个队员说他犯了军法，也该枪毙。赵尚志大声道：这个弟兄说得对，就这么办。

“荒原水畔战马鸣”——在向自身的疾患开战时，这支队伍的突击力也是非同一般的。

1937年6月25日，《周保中同志给王克仁信》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李华堂同志个人生活在未提出参加党以前，他有不合条件、乱婚之爱。你不等这问题解决以前，你向他宣布同意介绍入党，这事差不多使我们感受相当困难，可是经过寿海Ш臀业慕馐秃鸵�求，李军长表明愿在共产党的原则下去自己解决这问题。

看过《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乙68本书的人，对于本书写到的一些英雄人物的这样那样的错误，自然心中有数。而对于“乱婚”、“乱爱”，非夫妻而“发生极热情的肉体爱”的人，同样也会了然于心，有的还是很有名的人物。有老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几个人，说他们在这方面不检点。有老人说×××（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下同——笔者）是老毛病了，被他看上的女的没个跑。有老人说，有的坚决不干，说军事命令、政治命令俺服从，这种命令不服从。有人说这就是政治命令，威胁人家，要把她送回家去。不是送回家去做地方工作，而是开除了，不要了——这不就是给敌人送去了吗？

在某红地盘，有老人说×××来了就住老×家，后来把×大姑娘带走了，再没回来。有的还说老子冰天雪地打日本子，你们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得给俺做做贡献。

有老人说，×××被派到苏联学习后分配工作，说什么也不回原部队，因为那儿有许多人追她，她谁也不爱，谁也得罪不起。分到另一支部队还是这样。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结果被开除党籍，后来牺牲了。这是个女英雄啊！

有老人说出时间、地点，谁让他们把个女的绑在树上，用树条子抽她，说她扰乱军心，问她还敢不敢“乱爱”了。那时年纪小，不大懂，心里也不大是滋味儿，这事能都怪她吗？

“浪漫行为”——违纪行为

关于“浪漫”一词，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富有诗意，充满幻想，二是行为放荡，不拘小节（常指男女关系而言）。而在本书叙述的那个年代，第二种解释则几乎囊括了所有负面的东西，批评人时经常把“浪漫”挂在嘴上。像“这个同志很浪漫，临走时跑到烟馆里去抽大烟和一个韩国人大闹，结果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抓去”。

从游击队到抗日联军，自始至终抓得非常紧的，是“不抢不夺”的群众纪律。

赵明山老人说，俺参军不久，在老乡家睡觉，房东大婶给俺个枕头。早晨醒来，班长说你犯纪律了。用纸糊个高帽子，上面写上几团几连几排几班几号战士，领着俺在堡子里转了一圈，边走边说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俺也没抢没夺呀？那也不行。那时叫你睡地上，你就不能上炕，没叫你枕枕头，你枕了，就是犯纪律。

1935年1月，1军攻打碱厂镇，战后行军，一个小战士总掉队，问怎么了，说脚疼。负伤了？没有。那是怎么了，脱鞋看看吧。不让。这就蹊跷了，更得看看了。原来脚趾上套着个金戒指，把两边脚趾都磨烂了。戒指怎么戴到脚上了？是打进镇子后，从一个老太太手上撸的。开会后处死。战场上发现抢劫者，各军几乎都是当即执行战场纪律。

1937年6月，后来改编为11军的独立师攻打富锦县洪家店，有个士兵从老百姓家抢个包袱出来，正被祁致中看见，一枪打死在门口。

赵文喜曾因鞋小，跟老乡换双合脚的，被撤销大队长职务。

1942年春，3路军6支队机枪手陈才，一双鞋破烂得只能用绳子捆绑在脚上。路过个屯子，农民在田里插秧，鞋放在田埂上，陈才就拿了一双。政委发现了，当即将他处死。

另一个抓得非常紧的，是哨兵职责、纪律。

警卫队队员曲日文（原属四军教导团）平日不断过犯，尤以每值步哨勤务，不问情况如何，屡屡在警戒勤务睡觉，虽经多次严责不改，今晨又在步哨勤务睡觉，处死刑，执行枪毙，就地埋葬。

吕司务长本厚不堪造就，放弃警戒职责已处死刑。

一双鞋，一条命，哨位上睡个觉也没命了，“乱婚”也要处死，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1935年（无月日），《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内婚姻简则》中规定，未婚男女自由恋爱，“须于订婚、结婚之前，男女双方须向所属部队上级长官或相当上级机关申告”，“认为与游击队内、队外的军事的政治的利益没有重大妨碍时，应予批准”。“男女双方应保持夫妻的正常关系”，不得与他人“有私通、恋爱之乱婚行为”。“凡违反上条规定者按其情节事实的大小，应受军事纪律处分。处分法：由严重警告、强制隔离、开除出队、以至死刑”。

1938年（无月日），《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关于〈步哨日常守规〉和〈特别守规〉的规定》中，第13条为：“在步哨线上绝对禁止睡眠（违者重罚以至死刑）。”

从奖惩、组织、纪律、士兵优待条例，到婚姻简则、步哨守规等等，都是各军、路军制定的。即便如上述婚姻简则前冠以“东北抗日联军”字样，也只能属于某一地区的联军。因为在过界成立抗联教导旅之前，东北抗联并未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条例、规则也就不能没有差异。比如3军、3路军，包括政军干校，其步哨规定多则20余条，少则10余条，笔者所见最严重的处分为开除。

游击队成立之初，晚上宿营，有的不知道派出哨兵警戒。马不吃夜草不肥，庄稼人知道何时该起夜给牲口添草料，把它们伺候得周到妥帖。但是，让他当哨兵去站岗，即便是猎人出身的神枪手的队员，也难得懂得在哨位上如何才能便于隐蔽自己，并发现敌人。半夜三更，睡眼蒙眬爬起来，摸出烟袋抽袋烟，提提神吧。更大的可能，是抱着枪在那儿睡着了。

那时令各级领导头痛不已的，是被称之为“跑排”的走火。那时枪少，是个稀罕物，都爱摆弄，摆弄摆弄枪就响了。一个人站岗，这回得机会了，鼓捣鼓捣枪响了。至于打伏击，第一次参加战斗，紧张，老远看到敌人来了，不知不觉就把枪弄响了。

怎么惩戒呀？赵明山枕了老乡个枕头，被戴高帽游街，显然是跟关内苏区学的。犯了纪律、错误，更多的是打军棍，再就是罚站，有的还举支枪，这就是旧军队传下来的了。传下来的也不一定见过，打法就不一样，有的脱裤子打，有的不脱裤子。有人学文化不认真，也被打军棍，一边打，一边问你还好不好好学了。

站岗走火，虚惊一场没什么。若是敌人来偷袭了，哨兵睡着了，那后果就严重了。实际上，从游击队到抗联，这种苦头各军都没少吃。各军、路军的条例、规则，就是在这样的经验教训中建立、并细密起来的。而随着斗争环境愈来愈残酷，比之后面将会陆续写到的那些难以下笔的惩戒行为，上述这些已是小巫见大巫了。

九、萧墙之患

第31章　下江无政府

办事处，事难办

5月的下江，树叶关门了，鲜花漫山遍野。万紫千红中最惹眼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大烟花，一片片在阳光下流香溢彩。两个月后，花朵变成鸡蛋大小的绿色的烟桃，就是收大烟的季节了。一顶顶草帽在烟海上漂移着，两个人“一把刀”。前面的操刀手，刀尖在烟桃上旋一圈，乳白色的汁液就渗出来。后边那人左手中指上挂个小铁盒，其余手指抓住烟桃，右手食指在上面转圈一抹，再把沾上的汁浆在盒沿上一刮。晚上还要炼烟膏，把烟浆倒锅里熬成咖啡色的软膏，放到抹了豆油的牛皮纸上，每份半斤，叫“大烟分子”。收烟人的工钱，一般都在所熬烟膏的1/10左右。

每年7月，是庄稼人挣几个活钱的时候，也是反日、不反日的各色武装收大烟税的时候。

在救国军、山林队都集中于大烟地的时候，我的意见：最近把队伍代到北部去，主要的是进行农村运动及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收大烟税，征收的办法不是去队保护，而是向保护烟地的队伍提出，随便他们给多少，向大烟地主提出百分之以几，以不妨碍我们的重要任务及活动为原则。

这是1935年7月10日《老胡给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及五军党委的信》中的文字，也是笔者见到的最早的有关文字。

至于其他捐税，就不像大烟税的季节性这么强。而在大烟种植地区，捐税也常是大烟。“满洲国”的特色之一，大烟就是钱，在一些地区甚至比钱还好使。在1938年以前，有了大烟，就意味着有了粮食、衣物，乃至弹药。

谈到1937年下江的抗联部队，当时各军的文件几乎都用了“猬集”两个字。

后来抗联的11个军，除了1军、2军和10军，这时基本都在下江地区。

1935年9月初，李学忠率2军2团西进南满，在濛江县那尔轰与1军会师时，场面热烈感人。当地民众杀牛送面，倾其所能弄“好嚼裹儿”，款待远道而来的2军。举行两次军民联欢会，之后召开联席会议，交流游击战争经验，制定两军共同作战计划，订立“抗日救国竞赛公约”。还互赠礼品，1军送给2军两支匣子枪，2军送给1军几颗手榴弹。

尽管史料中没有记载，采访中也无人提及，类似情景在北满、吉东也是应该有的。特别是敌我搏杀得难分难解，或者力不能支时，一支联军赶到，那种胜利后的战地会师，心情不言自明。

但是，1937年松花江下游10余县，猬集了8个军的两万左右联军后，不时听到的就是碗碰碟子、碟子碰碗的声音了。

1938年2月23日，《五军三师党委关于木营税款分配问题给军特委的信》中说：

关于五军三师与七军三师对独木河木营问题之初步讨论，我们认为非常的不满意。查该木营并非小规模之木营而外大批所预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万五至两万多之圆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钱税款，圆棍子每根二元钱的税款，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们根据了“联军洼峰会议草案”，有权利提出分得该项收入之一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山林出产，并不是哪一个军单独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个军自己单独工作的结果。

一年前的2月，在洼峰河9军行营召开的联军会议，关于“经济军需筹划措置及征发”、当年“春季服装费实行地亩捐”、“地亩捐各军分担征收区域”、“给养征发区域”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划分。参加会议的为3军代表和5军、8军、9军的军长，虽无4军、6军、7军和独立师人员，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操作的“联军哈东办事总处”，总处长由联总任命，“总处长以下按哈东及松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现实情形，各军选派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或军参谋长为代表参加总处”。

1938年5月17日，《冯治刚关于六军征收地亩捐问题给宋一夫的信》中说，原以为6军在这方面没什么问题，“接到宋同志来信，这从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军本身上错误了，我接见这封信，决（绝）对照宋同志提议及联军决议施行才使办事处工作顺利”。

只是有多少个冯治刚？

庄稼人散漫，长期的游击战又养成了独行其是的游击习气。山林队改编的队伍，地盘观念重，不许别人染指。就是正儿八经的基干队，或多或少也难得没有这种意识。这是俺的地盘，凭什么划给他了？有人则有意无意地越界，特别是邻近自己的捐税大户，都想去捞一把，吃一口。一个屯子，今天这个收捐，明天那个征税，联军内部纠纷，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远远超出这种行为本身。

下江10余县，地域辽远，办事总处鞭长莫及，又先后设立了依东、牡丹江、下江、罗勒密等分处。还有未经总处同意，擅自组建的。

谈起这段历史，一些老人说，下江地区富足，10多个县养活两万多联军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捐税征收混乱、无序。几支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到一块儿，矛盾、纠纷是难免的，特别是像抗联这种非常规的队伍。那时到哪儿都有“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