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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正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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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序篇：黑暗是不会突然降临的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歹饭了。

——歹饭了。

——歹饭了。

我的二奶奶，一个身高不到1。60米的小脚少妇，站在我家房山旁的高粱地头，冲着黑魆魆的后山坡，可着嗓子唱歌儿似的一声声呼喊着，要我的太爷爷、太奶奶和三个爷爷、两个奶奶，还有几个姑姑，回家吃饭，同时宣告着一天劳作的结束。

“歹饭”即吃饭。我查遍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一套《汉语大字典》，也没找到这个“dǎi”字，不得已生搬硬造，弄成了“歹”字，以便保持本书所写的那个年代的滋味。而笔者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上学读书后，才把“歹饭”改成“吃饭”的。至今在东北一些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口中，特别是乡间，仍是“歹饭”。张学良在台湾、夏威夷，仍旧管“出生”叫“下生”，管“枪毙”，叫“枪瘪”，到老一口乡音未改。

这里是辽宁省凤城县（今凤城市）弟兄山乡碾子沟。我家的5间茅草房，坐落在个椅子状的山洼里。中间是厨房，东西两头是南北大炕的卧室，两个灶坑里的余火是一条沟里唯一的光亮，大子、小豆饭和土豆炖倭瓜的香气，在夜色中弥漫着。比篮球场还大的院子，周围一圈碗口粗细的原木一劈两半夹起了一人多高的障子，西侧矗着个比房子还高大的包米仓子，东侧靠大门处是猪圈，外面是小山一样的粪堆和比粪堆还大的柴火垛。后面将会写到，我的祖辈固执地认为，就是这粪堆和柴火垛，在冥冥中主宰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

像辽东大山里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一样，这里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一派原始的荒莽与生机。据父亲生前讲，我爷爷的爷爷，道光年间从山东莱州闯关东，在鸭绿江口一带上岸后，走到这里就不走了，看中的就是这里荒无人烟，远离官府，没人管。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在离我家3里多远的沟口，才陆续搬来几户人家，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

我家是个老少三代的20余口之家。这等人口的家庭，在我的童年时代就少见了，那时却不稀罕。农耕生活，原始劳作，把人们紧紧地吸附在土地上，也维系着传统的大家庭。优越性之一，是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掘劳动力资源。像我家，三个奶奶轮流值班，每人一个月，做饭喂猪，操持家务，还兼“幼儿园长”的职责。里外忙活，不时要瞭上几眼，喊两嗓子，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那些还不能劳动的孩子，玩耍时别跑远了，让虎呀狼呀什么的叼跑了。

我一口一个“我家”，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从未在那里生活，甚至没有去过那里，连我的父亲也只是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应该说，对于那里的印象和记忆，连我的父亲也不是多么深刻的。

但是，我敢说，我的二奶奶唱歌儿似的喊叫着“歹饭了”的那个晚上，就是那个悲惨、耻辱的“九一八”之夜。

相信读者会和我一样，记住我的祖辈第一次见到日本人的情景。

一天晚上，一辆汽车由远而近，驰来碾子沟。那巨大的轰鸣已使人胆战心惊，把一个小山村和半面山坡都晃照得雪亮的车灯光柱，则要把人唬得魂飞魄散了。还在油灯下忙着什么的人，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都以为是什么“妖物”来了，有的拔脚就跑，有的想跑却硬是拔不动脚。汽车进村了，车灯熄灭了，山野间复归静谧。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先是几个胆大的汉子，接着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人都跟了上去，手里都操着家什，还有几杆放蚕用来轰赶鸟兽的老洋炮。大家蹑手蹑脚的，大气儿不敢出，唯恐把这个“妖物”惊醒了。不知谁喊打烂它的眼睛，老洋炮“咚咣”一通响，人们拥上去，棍棒锄镢又抡起来一顿砸。

据我的爷爷讲，当时人们认定这是个“妖物”，必须惩罚它，降伏它，起码也要让它晓得这方水土中人是不好惹的，使它不敢兴妖作怪，降灾弄祸。

燃着松明火把的夜色中涌动着一种庄稼人难得的悲壮与雄烈，更多的还是胜利后的激动、喜悦和轻松。

第二天早晨，这个“妖物”却轰隆隆一阵怪叫，又箭一样地跑了。

我的老天爷！山民们大眼瞪小眼：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眼睛瞎了还能跑，还不“掉道”（脱离路面掉进沟里）！

我的三个爷爷都说，是第二天早晨见到几个日本人的，是搞矿山探测的“矿山鬼”（管做生意的叫“买卖鬼”，当警察的叫“警察鬼”，开拓团种地的叫“庄稼鬼”——以此类推）。我的祖辈最初称日本人为“琉球人”，说他们是从琉球岛来的，一个个长得球球蛋蛋的，十有九个罗圈腿。据我所知，这种“矿山鬼”都是有武器的，跑到这辽东大山里，更是非有专门的武装保护不可的。可我祖辈的叙述中，却见物不见人，没一个“琉球人”影儿。那身心和视听，整个都被这个“眼睛瞎了还能跑，还不‘掉道’”的“妖物”占据了。

末了，我的很会“讲古”（讲故事）的老爷爷，却也重重地来了句：那“小鼻子”鬼精鬼灵的，那才歹毒呢，咱中国人可没少叫他们“踢蹬”（整死、杀死、完蛋的意思）呀。

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我的祖辈，称俄国人为“老毛子”、“大鼻子”，叫日本人为“日本子”、“小日本子”、“小鬼子”、“小鼻子”。

几天后，我的祖辈听“村上人”（村干部）讲：“小鼻子”占了咱们的奉天（沈阳）城！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

且不说肥美的黑土地，怎么会孕育了这样一支悲怆的歌，娩出了“满洲国”这样一个怪胎。先让历史定格在关东军炮轰北大营的那一刻，看看我们能够看到、并该铭记些什么。

1931年的9月18日，为农历八月初七，是上弦月。这个季节的上弦月，应该在晚上8点左右逝去，大地随即漆黑一片。

后面将要写到，我的祖辈并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特别是在这“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据我推测，当我的二奶奶唱歌儿似的喊着“歹饭了”的时候，正是日本关东军和守备队利用月逝夜黑，向北大营及各个目标运动之际。而随着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爆炸声，架设在南满车站（今沈阳车站）附近日本守备队院子里的24厘米口径重炮，开始轰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时，我的太爷爷以下三代20余口人，该是在油灯下吃罢晚饭，或是在那热乎乎的南北大炕上响起鼾声了。

至于见到那辆跑到辽东大山里，被山民视为“妖物”的汽车时，是不是整个东三省，乃至热河，都早已罩在太阳旗的阴影下了？

他们听不到日军攻打北大营的枪炮声，在睡梦中就当了亡国奴，而且当了那么久竟浑然不觉。他们苦巴苦业劳作一天，那热炕上的梦一定是非常香甜的。他们实实在在就是地地道道的乡野草民，世世代代原本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我并非为我的祖辈开脱。后面将会写到，提起我的祖辈，特别是我的三个正值青壮年的爷爷，我是不能不有些脸红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些执掌东北大权的人物，那一刻在干什么？

当我的祖辈视汽车为“妖物”时，张学良是不是会开汽车、又能驾驶飞机的“中国第一人”？

对于“九一八”这个日子，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比这位少帅再悲惨、再凄苦、再刻骨铭心的了。年轻英俊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强势人物，那一刻正与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北平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的包厢里，欣赏京剧大师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随张学良在北平。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其父大办丧事。

在奉天坐镇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前一天为其父做寿，事变当日意犹未尽，仍在家中应酬，宾客盈门，灯烛交辉，收礼发财。

算是在职在位的两位大员，一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位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不久即投进日本人怀抱，当了汉奸。

另一位也是很快就认贼作父的，将吉林拱手让给日本人的代行吉林省军政大权的督署参谋长熙洽，正在粮米行街吉长报馆胡同的淫乐窝吉林俱乐部花天酒地。

再看看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的王牌，对奉天防务堪称举足轻重的国防军7旅。

为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事变前中将旅长王以哲，曾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议定出7条纪律，最后两条为：“（6）各级军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7）团、营、连的值星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可事变当夜，从旅长到所属3个团的团长，全回家了。就剩个没有决断权的参谋长赵镇藩，留在北大营看堆儿。

还用说什么吗？

既定方针“不抵抗”

北大营9点钟熄灯。

7旅620团3营9连上尉连长姜明文，这天赶上宿假，却是营值星官，营长于天宏又不在营中，就更不能回家了。熄灯号响过，到各连查夜，回来已过10点。脱衣上床，心神不宁，有种要出事的感觉。随手抓过床头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看到“开门揖盗牛马一生休”一段时，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不好！他翻身跃起，传令全营起床，领取枪弹，紧急集合。

十多分钟集合完毕，姜明文立即指挥各连奔向既设阵地。

事变前，7旅官兵利用营房四周围墙，构筑了一些掩体、散兵壕和半永久性地堡，一旦战事发生，即可进入阵地。另外，刺刀开刃，枪支每天擦拭，士兵每人发2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机枪弹盒装满子弹，火炮、坦克等重型装备也都保养得好好的，处于战备状态。

队伍未出620团院子，中校团副朱芝荣喘吁吁赶上来，让把部队带回去。姜明文问为什么，朱芝荣说旅长来电话，叫部队不要动，把枪交回库里，士兵回去睡觉。如果日本人进来，由官长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

姜明文等几个连长强压怒火：“要命也给吗？！”

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

枪炮声中，赵镇藩拼命摇动着电话机的摇把子。

先给在三经街的旅长家打电话，旅长说他去找荣臻参谋长研究一下。

赵镇藩一边命令各团进入阵地，一边又直接向荣臻报告。

荣臻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枪炮声越来越激烈，赵镇藩抹把脸上汗水，硬着头皮又给荣臻打电话，说明官兵大都在火线上，收枪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荣臻道：“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荣臻是11点左右赶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的，5分钟后王以哲也到了。

电话机的铃声，救火车般鸣叫着。

北大营告急：日军已经突破西卡门，见人就杀，打不打？

小西门警察告急：日军攻城，如果不开城门，他们说要用炮轰！

奉天典狱长告急：日军爬城，在城上向狱内开枪！

东北航空处告急：机场有42架待飞的飞机，怎么办？

无处不告急，十万火急！

战事已经发动，怎么办？王以哲望着荣臻。

给北平打电话，请示一下。荣臻边说边拿起电话。

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震惊世人的“不抵抗”——还是“坚决性”的！

1996年9月18日晚，笔者在离休前为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的抗联老人单立志家采访出来，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街道上各种车辆随即停驶，鸣起喇叭，整个一座沈阳城都被震撼了。

从1995年开始的每年的这天晚上，沈阳从10点20开始鸣警3分钟，是为了让世人铭记半个多世纪前那个悲惨、耻辱的时日，警示今人和后人。

警示之一，就是对于任何敢于来犯之敌，都要坚决抵抗、誓死抵抗！

北平，十万火急。副司令勋鉴：日军大举向北大营和奉天进攻。如何应付请速示机宜。

接到荣臻的电话和这封没一个“！”的电报，三十岁的少帅那张因患伤寒病刚愈而显得苍白的脸上和怦怦跳动的心头，会镌刻下多少惊心动魄的“！”和“？”？

日本人真的就动手了？！

这一天真的就到来了？！

对于张学良来说，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张学良从戏院匆匆赶回协和医院，立即向蒋介石发报请示。

半夜时分，收到回电：

相应处理。

五十九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专访时说：

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这话没错。

可东北人那十四年亡国奴的日子呢？

“铁岭事件”；“龙井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盛产大豆、高粱的黑土地盛产“事件”，因为关东军需要“事件”，需要把“事件”变成“事变”。

自1881年起，岛国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并由此逐渐形成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则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满蒙权力，乃是第一大关键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一衣带血的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许多。而对于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国各地的大小军阀，从大帅到少帅，理应比较熟悉，甚至可说非常了解的。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四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日本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而放弃他的“大谋”吗？

“一衣带水”这个成语，有段时间我们好像讲得太多了，似乎那血真的已经变成水了。而在那个还没有“地球村”概念的时代，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义的，莫过于大帅、少帅治下的东北了。守着这么个横蛮、强悍、野心勃勃的邻居，黑土地上的中国人凭空多了那么多苦难，却也曾使奉系军阀受益。只是子继父业的少帅，无论想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对这个有杀父之仇的强盗，都不能不怀有戒心。他知道发展经济、强大实力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反倒可能刺激得日本越发急不可耐，那就把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都置于一面旗帜之下。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的动因之一，就是企图以此遏制日本的野心，一旦刀兵相见，能倾全国之力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