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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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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嫂子叫我去给家里买菜。不知怎的，在集市上，我好像看到了哈米德的身影。每次离开一家店或是拐个弯，我都觉得看到了他，接着他又消失了。刚开始我以为自己眼睛出问题了，回到家，发现家里来了个客人，他十几岁左右，是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跟哈米德家也有姻亲关系。我又开始感到沮丧，于是礼貌地对他说我想回自己的房间。那男孩跟了过来，然后一边向我道别，一边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
我关上房门，打开纸条看了起来，是一封信。我把目光直接移到信末，看看究竟是谁的来信，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已经猜到是谁了——哈米德，他就在普勒胡姆里。在集市的时候我眼睛没出问题，我真真切切见到哈米德了，原来他一直偷偷地跟着我。信上说，他来到本地，打算明天就来跟我哥哥谈我们的婚事。这一次，他保证能成功。
那一晚我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第二天，正如他在信里所承诺的，哈米德来到我家，提出见我哥哥。当哈米德拿出两万美元现金和一份房契的时候，米尔沙卡伊大吃了一惊，或许是有点被怔住了。尽管如此，米尔沙卡伊还是没有立即答应。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没有给出哈米德最期望听到的那两个字——“好的”。
虽然哈米德家远远称不上富足，但他家在巴达赫尚省有土地，为了筹钱，已经卖掉了一些。倒不是说他们家一无所有，但是，我的哥哥不这么想，因为他自己在喀布尔有四套房子，在拉合尔还有一套。
商谈婚姻大事仍然还是男性的专利，我们女人只能在另一个房间待着。默默地坐着，竖起耳朵听着自己的前途被当做一场交易似的谈判，对我来说这不是滋味。我想起了童年时代曾偷偷来到父亲的会客室外，偷听里面的谈话。听着听着，我百感交集，有骄傲、有好奇，更有无助。
当听到他们筹足了钱，我再也抑制不住地尖叫了一声。普勒胡姆里的生活真是发霉了，没有大学，没有一点儿刺激，无所事事。我不知道婚姻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比现在的日子有趣许多。
在阿富汗，订婚跟结婚一样严肃，有着几乎同等的约束力，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解约。我突然想到了解约的严重后果，耳边开始响起哥哥给我的种种警告。他总是不停地说：“法齐娅，不要嫁给这个穷小子。你想嫁给谁都可以，靠他的薪水很难过日子。嫁个有钱人，有权力的人。”不得不说实话，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了。你无法想象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一对新人的生活之艰难。安全保障和生存考虑总要摆在第一位，梦想只好退居其次。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塔利班势力会持续多久，这场战斗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们住哪里，我是否还能到哪里上学或者去哪儿上班？这一切的一切，我心里没底。
我姐姐见我脸色发白，就一脸严肃地问道：“法齐娅，你必须做出决定。马上！如果你不想结婚，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明白吗？”几天前，为了不让我嫁给哈米德，我哥哥曾做过最后的努力，劝我去巴基斯坦和他的第二个老婆一起住在拉合尔，还说可以到巴基斯坦的大学里注册上学。一想到能在一个没有战乱的国家学医，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尽管我几乎还不了解哈米德，但跟他交往的那段时间里已经足以让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结婚的。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阿富汗男人，能够平等地待我，真心支持我去参加工作。他的确不富裕，未来也充满变数，但在我内心里依然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我的选择。
按照我家的传统，需要一个女人做出最终决定。当姐姐马里亚姆要我做决定时，我没做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她敲了敲男人们商谈室的门，走进去要求跟我哥哥说话。她把哥哥叫出房间，严肃而又勇敢地对他说：“不要再为难这个年轻人了。钱他们也按照我们的要求准备好了，是该做出决定了。要么答应，要么拒绝”。哥哥撅着嘴，然后转了转眼珠子，发出一声叹息，最后同意了，尽管显得那么勉强。
姐姐于是准备了一碗糖果，里面放了些花和一条手绢，手绢上面还有一朵红花。我至今还保留着这条手绢。碗里的东西代表着我家人接受了男方的提亲，碗被端到房间里去的时候，哈米德正坐着。当他看见碗，知道自己的梦想实现的时候，他那喜悦之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我真希望能够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分享糖果是阿富汗传统的敲定订婚的方式，新郎的家人接着就会把婚礼费用放到碗里。哈米德拿了一颗糖，小心翼翼地剥掉吃了，之后又在碗里加了5000美元——他把糖果钱都准备好了。
第二天他们又来吃午饭，我早早起床在厨房里忙开了。我一边淘米，一边削黄瓜，内心的喜悦爬上了脸，那顿饭菜倾注了我全部的爱。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女人们能体会到，给心爱的人准备吃的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这一定是我们的生物属性使然，是有着千百年的历史传统的。我想起了母亲为父亲烧饭的情景，她总是做得很完美，我现在做的正是如此。切菜时，我确保把它们切成可爱的一小条一小条，好让他吃得开心。
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被允许见未婚夫的。那一天，唯一的一眼是在他和家人离开的时候，我躲在窗帘后面，偷偷看他走向大门。我猜当时他是知道我要看他的，因为他突然停了下来，做挠头状。他一定也在打算偷看我一眼，但显然觉得那样太冒险了，怕被我哥哥发现。
哈米德朝车子走去，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自第一次向我求婚到现在，已经快4年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的追求。这一年我21岁，终于要成为新娘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不知有多少次，我和家人幸亏由于好心人的帮助而渡过了难关。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给我们提供保护，帮我们藏起来。当然，得到这样帮助的不止是我们。在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男男女女开门接纳需要帮助的人们。邻居对小女孩们偷偷去地下室里的秘密学校上学故意视而不见，这些学校由勇敢能干的阿富汗妇女创办。尽管她们知道这样做是惹火烧身，但她们不忍心让塔利班破坏下一代的教育。
那段时期，阿富汗有许多因战争守寡的女人。这成千上万的女人失去了丈夫和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保证让孩子吃饱穿暖成了她们的职责。但是，塔利班剥夺了妇女工作的权力，于是，这些已经失去很多的妇女被迫去乞讨，靠着陌生人的慈悲施舍度日。一些人存活了下来，因为人们看到她们在街上乞讨时，不忍心从她们身边视而不见地走过。尽管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少东西，他们还是尽自己的能力给一点儿。这才是真正的穆斯林。施舍穷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教义之一，《古兰经》也教导我们不仅在大型庆祝活动时（如古尔邦节开始时）要施舍，在其他日子里也应该一样。
我们家门前经常有人排起队，我知道这让你们俩很沮丧。这些人不是找我说话就是找我帮忙的。每天从拂晓时分开始，这些人就开始在门外排队等候了。有时候，我们还没吃早饭就已经排了一打人。我知道，你们觉得烦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提前预约，占用我的时间又长，而你们俩也需要妈妈的时间和关注。尤其是在早上，我要帮你们整理书包，享受与你们在一起的难得时光，然后才去处理议会事务。但是，孩子们，虽然门外的那些人令你们很沮丧，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我是万万不能打发他们走的。
我希望你们记住：不要打发上门求助的人们，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需要他们的帮助。
挚爱你们的妈妈全线飘“白”1997年自从成功夺取喀布尔之后，塔利班继续在阿富汗北部攻城略地。游击队依然奋力抵抗，但是他们掌控的地盘越来越少，都已经渐渐输给了塔利班。在游击队政府控制的区域里，突然会有一个村子在某一天飘扬着白色的塔利班旗帜。
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他们的支持者，只要他们与当地人民有种族联系，就会出现他们的旗帜。过去的政府根据地，诸如马扎、巴格兰、昆都士，相继插上了白旗。塔利班在北部地区扩张势力的同时，还摧残当地的文化。他们禁止妇女穿白色裤子和白色短袜。在他们看来，穿与旗帜颜色相同的服装是对他们的不敬。但是，在许多北部省份，蒙面长袍最常见的颜色就是白色，只有在喀布尔和南方才是蓝色的。在北部的大多数妇女也只有白色蒙面长袍，但是塔利班分子依旧为此而毒打她们。先是因为不穿蒙面长袍而打她们，现在是因为穿的颜色不对而打她们，这帮人真是疯了。
这时的塔利班正迅速向北部扩张，他们完全控制了巴格兰和昆都士，只剩下塔哈尔和巴达赫尚省还没有他们的根据地。一旦夺取某个省份，他们立马关闭学校，逮捕人们，这是非常野蛮的行径。他们会不经审判、不讲任何公平正义折磨人们，规则他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阿富汗北方本来比南方思想开放，现在是万马齐喑，集体震惊。
后来，一些北方盟军指挥官（就是原来的游击队员）为了自保，开始与塔利班做交易。但这两派的意见根本无法统一，因为塔利班的思想比游击队更加趋于激进主义。再则，塔利班的幕后力量均在海外，因此并不需要联合阿富汗国内的势力，这些人被塔利班利用完之后要么被出卖，要么遭到暗杀。在塔利班看来，只有两种人，要么你是他们的一分子，要么你不是。
我们原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家庭到了这时已经散居在全国各地。我的大多数姐姐仍然住在巴达赫尚省，嫁给了当地的村民。我非常想念她们。自从穆基姆死后，米尔沙卡伊变了许多。他认为已经受够了阿富汗的生活，所以决定先到巴基斯坦，再带上妻子儿女，然后远赴欧洲旅行。
还没等他施行这个计划，马苏德和拉巴尼就派人来送信，命令他去塔哈尔省建立一支军队抵抗塔利班。我们就这样跟着他去了塔哈尔，开始了另一段寄人篱下的生活。几个星期之后，马苏德亲自从塔哈尔前往潘杰希尔峡谷组建部队，我哥哥趁机向他请求，要求将家人经由喀布尔安全送达巴基斯坦，马苏德同意了。
米尔沙卡伊脱下制服，穿上平民服装，女人们则匆匆忙忙地往行李包内塞东西。然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往喀布尔出发，来到了老地方——普勒胡姆里。因为天色已晚，我们决定留在那里和米尔沙卡伊的几个朋友过夜。第二天早上，这些人决定和我们一起回喀布尔。
除了我之外，家里的其他女人都穿上了蒙面长袍。我有一件黑色的阿拉伯式遮蔽面纱，和蒙面长袍一样，也能遮住脸。女人们起得很早，煮了鸡蛋和土豆，准备带在路上吃。路途并不遥远，但是，因为有战斗，我们不知道多久才能抵达目的地。
将近黎明时分我们动身起程。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战斗声，我们直接进入了前线。大路因为猛烈的炮火已经变得不安全，我们坚持走小道。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前方有一座桥，连接两座村庄，桥下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发出的响声就像有炮火在逼近。就在我们到达桥边的时候，一颗迫击炮弹落到桥上，将桥炸得粉碎，金属碎片和木片四处乱飞。
我们没得选择，只好下车步行。我嫂子最近刚刚怀上了孩子，身上还背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她根本没想到我们还要走路，而且，她还非常不明智地穿了高跟鞋。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要走路。这条小径并不笔直，而是蜿蜒迂回的。我们还得爬过一座嶙峋的山，穿过玫瑰花园和桑树林，然后沿着小径下来，因为两边都有炮火袭来，我们险些成了被袭击的目标。好几次，许多火箭弹就从我们头上嗖嗖而过。每每这时，我们只好停下来，躲到灌木丛里。偶尔我们还可以叫一辆出租车，载我们一程。这些车子不是正规出租车，都是普通人开车载人要钱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拉人，因为实在需要钱。
有一辆车带我们进入塔利班和马苏德交火的前线。那是舒马里平原上的一条道路，横穿加布萨拉区。过了之后，就来到了喀布尔的外围。正常情况下，这条路上车辆很多，但现在几乎没有出租车敢开到这里来。我们只好加入步行大军，这不就是塔利班占据喀布尔当日逃难的人们吗？这真是个天大的讽刺。现在，曾经寂静的城镇成了战场，喀布尔倒成了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饥饿的野狗在平原上奔走，不时朝人们咆哮。我在草上走的时候，差点儿踩到了一条蛇，我被吓了一大跳，因为蛇之于我就跟火箭弹一样恐怖。
就在这时，我嫂子哭了起来，她穿的是高跟鞋，怀里的男孩伊尔沙德快抱不动了。我穿的是平底凉鞋，于是主动提出跟她换鞋子。不知怎的，我穿着高跟鞋也能走健步如飞，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如此，我还跟他们开玩笑说这是我的一大才能。
就在我们停下来换鞋子的那一刻，火箭弹来得更加密集了，我们只好再次找地方躲起来。我躲到了一棵树下，享受难得的片刻休息。我们看到树上有几个苹果，正想伸手去摘，树开始晃得厉害，接着便听到一阵长长的呼呼声—— 一枚火箭弹刚好从头上飞过，我僵在那里一动不动。几英尺之外，火箭弹炸开，苹果树应声而倒，叶子也被炸得粉碎。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一秒钟前，我还在树下坐着，一秒钟后树就不见了。我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死里逃生了。
我们接着走，发现很多妇女和孩子没我们那么走运，死于火箭弹之下。我哥哥看到尸体尖叫着催促我们不要停下来。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是野炊圣地，就位于萨雅德河边上。这个地方溪流湍急，瀑布流淌，颇有一番田园风味。
赶了那么多路，我们个个筋疲力尽。高跟鞋让我双脚发疼。有一户人家看到我们来了，出门招呼我们进去，还上茶、上面包和桑葚，最后还给我一双凉鞋穿。像这样来自陌生人的好心帮助我都牢记在心。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恢复了体力，在向主人家道谢之后我们继续赶路。这次我们要穿过一条河流，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一座人工搭成的颤悠悠的人行桥。这座桥由一块块木板用绳子和金属丝简陋地联结而成，一些板块之间的缝隙很大，看上去随时都会塌下来的样子。我哥哥的一个保镖站在桥头，帮助大家一个一个地过桥。而他的口袋里藏着我们所有人的护照和文件，保镖抓住我的手，劝我踩在第一块木板上。这时已是黄昏，风很大，人站都站不稳。抓了他的手后，我总算到对岸去了，抱着孩子的嫂子也过去了。可就在她离开最后一块木板的时候，把我跟她换的一只凉鞋掉进了河里。她又开始哭了，哭得震天响。等所有人都过桥了，保镖自己才开始走，因为没有人牵着，他只好一个人独自过桥。走到了桥中间，脚下的一块木板晃了一下，他掉进了河里。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突然闪过一个令我难过的念头：他要是淹死了，我们的护照也全没了。幸运的是，这个可怜的保镖突然从水里钻了出来，一只手还高举着伸出水面，手里拿着护照。神奇的是，他竟然安全地回到了岸边，我哥哥马上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护照在他手里一点儿都没湿。所有人都喜出望外，包括保镖自己。我哥哥还抱了抱他，向他表示感谢。
这个保镖一直以来都是我哥哥最喜欢的部下，人很忠诚。遗憾的是，我哥哥去了国外，他被迫改投塔利班。因为没有别的收入，他别无选择，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迫加入这个组织的。他们或许并不赞同塔利班的意识形态，但是，当塔利班是唯一愿意支付他们薪水、供养其家庭的人时，他们就加入了。
又走了3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塔利班控制的区域，叫了另外一辆出租车。我实在太累了，瘫倒在后座，然后就睡着了。等我醒来，天色已黑，车子也已经进入我心爱的喀布尔的大街上。米尔沙卡伊让司机开到马克洛里安。我们不在的时间里，他的姻亲留守在那里。公寓温馨又熟悉，洗完一个热水澡，吃了一顿像样的饭菜之后，那种轻松真的是难以言表。穿着高跟鞋走了一天的路，一边走一边躲避火箭弹和子弹，然后能回到家吃一顿最简单的菜，这样你就会吃得特别香。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喜欢母女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每当听到你们喋喋不休，我就想起我们这一代人跟你们这一代的差别是多么巨大呀。你们讨论从电视上看到的野生动物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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