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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法齐娅？库菲　著
章忠建　译

作者简介：
法齐娅？库菲是阿富汗第一位女议长，也是著名的妇女儿童权利激进主义分子。目前，她是2014年阿富汗大选的主要候选人之一，曾接受过英国广播公司、《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多家世界知名媒体的采访。2009年，库菲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被授予“全球青年领袖”殊荣。2002年至2004年间，当选议员之前，她曾受雇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担任儿童保护干事。目前居住在喀布尔，育有两女。

内容简介：
法齐娅？库菲是阿富汗唯一女性国会议员，出生在阿富汗最传统的家庭，却在政权动荡，战火纷飞的环境下不畏自身安危，投身政治。她的顽强、坚韧和昂山素季如出一撤，也有一个　“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的丈夫和一段凄凉的爱情。她代表阿富汗最贫穷地区的利益，代表正义的力量，她的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充满危险的未知旅程，而她只能在出门前用写信来告诉女儿，如果她不在了，女儿们要怎样面对生活。书中的每一章开端都是一封信，是一个坚强女性对女儿的期望和教育，也是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爆发出强大的振奋人心的力量。


献给
我的母亲———世界上最善良、最有才的老师；
我的一对女儿———我生命中的星星；
阿富汗所有的女性朋友们。


目录

序言I

第一部分

真主让我活着有他的理由
童年往事
痛失父亲
新的开始
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正义何处寻？　075
内战不休
痛失母亲

第二部分

一个平凡的星期四
冒着生命危险的求婚
全线飘“白”　
一场塔利班式的婚礼
准备迎接新生活
黑暗蔓延
重归故里
两个女儿诞生
走出黑暗
新的征程
一切为了变革
后记：战乱之国的梦想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今天我要去法扎巴德和达尔瓦兹处理政治事务，希望很快就能回来见你们，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们的是：或许我不会回来了。
这次旅途中我已经遭遇多次生命威胁，或许下一次他们就会得逞。身为母亲，我真的不忍心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但是，请你们理解，如果我的性命能够换来阿富汗的和平，能够为这个国家的孩子们换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那么我牺牲得心甘情愿。
我之所以过这样的生活是希望你们———我的宝贝女儿们———能够自由地过你们想要的生活，实现你们所有的梦想。
如果我遇害，再也见不到你们，那么，我希望你们记住以下这些话。
首先是不要忘了我。
你们还小，还要去上学，而且还不能独立生活，所以我希望你们去跟赫蒂彻姑妈同住。她很爱你们，一定会代我把你们照顾得好好的。
你们有权支配我在银行里的所有存款，但一定要省着点用，要用在学习上。务必以学业为重。想要在这个男人主宰的国家里出人头地，女孩子非得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可。
待你们毕业后，我希望你们去国外留学，通晓全球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广阔、魅力、神奇的世界，等着你们去探索。
一定要勇敢，不要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心存惧怕。
人总有一天会死，或许今天就是我的忌日。如果我真的走了，那么请你们记住，我是为了一项崇高的使命而死。
不要死于一事无成。要以帮助他人、致力于改善国家和整个世界为荣。
吻吻你们俩，我爱你们。
你们的母亲


真主让我活着有他的理由
1975年
从出生的那天起，我注定是个“该死的人”。
　　　　在35年的生涯里，我无数次直面死亡，但至今仍然活得好好的。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只知道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或许他想让我来管理这个国家，带领它走出腐败和暴力的深渊；或许他还想让我好好做一个母亲。
　　　　我父亲有23个孩子，我是第19个，也是我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怀我的时候，她已有7个孩子，养育这么一群孩子使她疲惫不堪，偏偏在这个时候，父亲新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令她十分沮丧，所以她真的不想把我生下来。
　　　　我是在田间出生的。每年夏天，母亲都会和一帮仆人到附近最高的几个山峰上去放牧旅行。因为那里的草甜美可口，他们就在那放牧奶牛和绵羊。这是她能够出门的好机会，而且一走就是好几个星期。她负责安排整个行程，带上充足的干果、大米、食用油，够一帮人在外头吃上三个月。行前的准备和收拾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一件事的准备工作都做到了极致，然后，大家才骑着马和驴起程，穿越山道，寻找更高的山峰。
　　　　母亲喜欢这样的旅行。骑着马穿过一个个村庄，暂时摆脱了家庭和家务的枷锁，呼吸着新鲜的乡间空气，她的神情也很明显地轻松了起来。
　　　　在当地有一种说法，一个女人越强大、越有激情，她穿上蒙面长袍骑在马背上就越好看。人们也常常夸奖说，没有人骑在马背上比我母亲更好看。她骑马的时候背部挺直，端庄高贵，自有一种风格。
　　　　但是，1975年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并不怎么开心。13个月之前，她站在我们家的呼利大宅门口，观看一场婚礼。呼利大宅是一间单层的大房子，墙壁全是泥巴做的。母亲就站在大宅的黄色大门口，看着一群迎亲队伍沿着山路蜿蜒而下，迂回着朝我们村中心走来。新郎是我母亲的老公。我父亲正迎娶第7个妻子，一个才14岁的女孩。
　　　　每次他再婚，母亲总是很受伤——尽管父亲开玩笑说每次迎娶一个妻子，我母亲都会越发漂亮。在所有的妻子当中，父亲是最爱我母亲贝比简（字面意思：漂亮宝贝）的。但是，在我父母所处的山村文化里，爱和婚姻几乎完全不搭界。结婚是为了家庭、传统、文化，服从这一切比任何个人的幸福更为重要。在当地，没有人需要爱，没有人去感受爱。爱情只会招惹麻烦。人人都认为，幸福在于不加怀疑地履行个人的责任。我父亲想当然地认为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有责任娶不止一个老婆。
　　　　那天，母亲站在呼利大宅大门后面的大石阶上，看着十几个人骑着马从半山腰缓缓而下。父亲穿着上好的白色夏尔瓦克米兹（一种及膝外衣）和棕褐色马甲，还戴了羔羊皮帽。他骑的是白马，马勒上挂着浅粉红、绿色、红色的羊毛流苏，晃来晃去。旁边是几匹小马，驮着新娘和她的男性亲戚。这些男人都穿着长袍，负责护送新娘到新家去。在这个新家里，她要跟我母亲和其他叫我爸爸丈夫的女人一起相处。我父亲身材矮小，双眼瞳距短，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此刻正大方地朝那些迎接他、观看婚礼盛况的村民们微笑，并一一握手。村民们交头接耳，“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来了”，“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新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他的民众都喜欢他，是打心底里喜欢。
　　　　父亲全名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是阿富汗国会成员，是代表巴达赫尚省人民的，就跟今天的我一样。在我们父女俩成为国会议员之前，我父亲的父亲阿扎姆沙阿是社区领袖，部落里的长老。据家里人回忆，在当地担任公职，参与政治一直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和荣耀。可以这么说，政治就如流经群山和巴达赫尚省峡谷的河流，在我的血脉里静静地流淌着。
　　　　我的姓和名取自巴达赫尚省的库夫区和达尔瓦兹区。这两个地区偏僻多山，即使在今天，从省府城市法扎巴德坐汽车到该地也得花上三天时间，这还是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到了冬天，山上的道路根本没法通行。
　　　　我爷爷的工作职责是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和实际问题，在群众和中央政府驻扎在法扎巴德的办公室之间建立联系，和省里的区域长官办公室一道向人们提供服务。他从山峦起伏的达尔瓦兹区到法扎巴德政府当局办事，唯一的出行方式就是骑驴或者骑马，通常需要花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时间。他的一生中从来没坐过飞机，也没开过汽车。
　　　　当然，我爷爷绝不是唯一一个以这么一种原始的方式出行的人。乡亲们与大一点儿的镇来往的方式也是局限于骑马或步行。农民买种子、到市场上卖牲畜、病人去医院、因嫁娶而分开的家庭要互相往来探望，靠的也都是这两种方式。在这些山区，也只有暖春或者夏天的几个月才可以出行，而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里也是险象环生。
　　　　最凶险的地方要数阿坦加横渡。阿坦加是一座大山的名字，阿姆河就从它边上流过。这条清澈的水道正好是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分界线，虽然美丽，却也非常危险。春天，积雪融化，雨水充沛，河水暴涨，形成一系列湍急的水流，足以致人于死地。阿坦加横渡由一系列粗糙的木梯系在两侧的山上而成，供人们从一侧爬上去，从另一侧爬下来。
　　　　这些梯子的横档很窄，摇摇晃晃，又特别滑。脚下一绊，人就会直接落入水中，被湍流一冲，必死无疑。想象一下，你从法扎巴德购回一袋七公斤重的商品，要么是大米，要么是盐，或许也有可能是油，你一家人全靠这些东西过一个冬天，你负重徒步走了一个星期已经疲惫不堪，此刻还要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一个危险重重的关口，而这个地方或许已经夺去了你许多朋友和亲戚的性命，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的爷爷实在不忍心看着人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被夺去生命，于是就尽其所能要求政府建造一条像样的公路和安全一些的渡口。尽管他在巴达赫尚省比大部分人富有，但他只不过是个身居偏远乡村的地方官。他最远也只到过法扎巴德，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前往喀布尔，那里才是国王和中央政府的办公地点。
　　　　爷爷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什么实质性变化的了，于是就让最小的儿子接手他的位置去参加竞选。爷爷开始训练我父亲从政的时候，他才不过是一个小孩。多年之后，有一天，当我父亲经过了无数个月的不懈游说，他终于实现了我爷爷的梦想，那就是在国会里成功说服政府在阿坦加隘口修建一条道路。
　　　　说起这条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讲的是我父亲和查希尔国王为了这个项目而吵架的事。父亲站在国王面前，说：“国王陛下，这条路计划了多少年了？可如今什么行动都没有。你和你的政府官员虽然有规划讨论，但现在却不守诺言。”尽管国会那时由选出的代表组成，但真正掌握国家治理权的仍然是国王和大臣。很少有人当面批评国王，除非那人实在非常勇敢，要不就是莽夫。国王摘下眼镜，严厉地盯着我父亲看了好一会儿，说：“瓦基勒大人，你最好记住，你现在是在我的宫殿里。”父亲吓了一跳，意识到自己做得过了头，于是赶紧离开宫殿，他甚至担心在出去的路上就会被捕。但是，一个月之后，国王派来了公共工程部长到巴达赫尚省与父亲会面，并筹划修路事宜。部长到达之后，看了一眼山就说这项工程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就没再多说一句话，准备打道回府。父亲聪明地点了点头，接着让部长先跟他骑马走一遭。部长答应了，两人就并肩骑到隘口的顶端。就在部长下马的那一刻，父亲一把抢过他的坐骑，一个劲儿地往山下跑，把他一个人丢在山上过夜，让他尝尝村民平时被困隘口的滋味儿。
　　　　第二天上午，父亲回到山上接部长。部长勃然大怒，他身上被蚊子叮得满身红肿，还因为担心被野狗或者狼群攻击，吓得整夜都没合眼。但这样的一个晚上令他对当地居民的艰苦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于是，他同意带工程师和炸药来给村民建一条通道。父亲建议修建的阿坦加通道至今还在。多亏了这项工程，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巴达赫尚人才得以幸免于难。
　　　　在我父亲还没成为议员，通道也还没修成之前，我爷爷早就任命这个小阿卜杜勒　·　拉赫曼为“阿巴卜”，也就是社区领袖。实际上这等于就把部落长老的权力赋予了一个才12岁大的孩子。父亲就这样开始承担起解决村民们的土地、家庭、婚姻争端的责任，谁家想要给女儿嫁个好人家、挑个好夫婿都会先跑来征求他的意见。过不了多久，他就开始跟法扎巴德的省政府官员会面，谈判卫生、教育项目，商量如何共同筹集资金。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个孩子，但这些官员深知，在我们的“阿巴卜”制度下，父亲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所以他们不得不做好与他打交道的准备。
　　　　早期的这些年月给了我父亲处理社区问题的机会，等他成人之后，很自然地就能领导社区了。他真是生逢其时，因为那个时候，阿富汗刚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1965年，国王决定组建民主国会，允许人民投票选举地方代表，赋予他们从事国家决策的权利。
　　　　巴达赫尚省的人们此前一直觉得被中央政府忽视了，此刻突然得知自己的呼声能够得到中央的回应，非常激动。在选举中，我父亲被选为新的议会成员，是达尔瓦兹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议会的人，他代表的人们不仅仅是阿富汗最穷的，也是世界上最穷的。
　　　　巴达赫尚人虽然贫穷，但非常自豪，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动摇。他们像多变的高山气候一样狂野暴怒，也会像长在河岸上花岗岩丛中的野花那般娇柔坚韧。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当地居民。他一走上新岗位就全力以赴。
　　　　那个时候，巴达赫尚省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方式是通过收音机。父亲从爷爷那里继承了村里唯一的一台收音机。那是一台笨重的俄国产木质无线电收音机，上面有个黄铜按钮。我父亲第一次在喀布尔国会发言的那天，所有村民都聚集到我们家来收听广播。
　　　　没有一个村民会开机、调音，除了我哥哥贾迈勒沙哈。因为丈夫当上了国会议员，我母亲满心自豪。她打开呼利大宅的大门，让村民到家中听他演讲，还打算叫贾迈勒沙哈为她打开收音机。
　　　　可是，我哥哥那天刚好不在家。惊慌失措的母亲跑遍村子去找他，就是找不到。父亲的讲话马上要开始了，呼利大宅里人越聚越多，表兄弟、表姐妹、村里的长者、妇女、孩子都来了。有些人甚至还从来没听说过收音机，所有人都想听听新代表在国会上的发言。母亲知道自己不能让父亲失望，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弄那个新发明的玩意儿。
　　　　她朝收音机走去，试了一下所有的按钮，但是没成功。聚集起来的人们都看着她，满怀期待，她内心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竟至于要哭了。她想，丈夫的脸都要被自己丢尽了，要是贾迈勒沙哈在就好了。这孩子去哪儿了呢？绝望之际，她举起拳头猛地朝收音机上面砸了一下。神奇的是，收音机居然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她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不过，由于音量太小，没有人能听清里面在讲什么。她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朋友，也就是我父亲的第四个老婆，建议拿一个扩音器来。女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只见过男人们曾经用过那玩意儿。他们搬来了扩音器，放到收音机旁，想尽了一切办法，把两个机器连接起来。最后居然成功了。整个村子的人都听到了我父亲在国会上的现场发言。母亲满心欢喜，甚是满足，她成功地经受住了父亲的种种苛刻要求。后来，她对我说，那一天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
　　　　很快，我父亲赢得了国会里最辛勤的议员的名声。巴达赫尚省依然穷得可怜，但是，那段时期却是阿富汗难得的好日子。国家安全，经济、社会总体上比较稳定，但这样的稳定局面却是我们的邻国不愿意接受的。阿富汗位于欧洲大国、中国、伊朗、俄罗斯之间，有人说，这样的地理位置对阿富汗自身来说是悲，对世界来说是喜。这话非常在理。只要问问玩过里斯克征服世界游戏的人，他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赢了阿富汗，你就赢得了通往全球其他地方的通道。此话千真万确。那个时候正值冷战高潮时期，阿富汗的战略地位和地理位置已经预示了它日后的悲惨命运。
　　　　我父亲直言不讳、勤勤恳恳、慷慨大方、诚实守信，恪守伊斯兰教价值观，不仅在巴达赫尚省，就连在整个阿富汗都受人尊敬。当然，因为拒绝向权贵行磕头礼，又不喜欢像同侪那样玩弄权术，他在宫廷里招致个别人的反感。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虽然是个守旧的政治家，却笃信担任公职和帮助穷苦的人们是崇高的事业。
　　　　他长年累月在喀布尔，主张修路、建医院、建学校，并成功争取到资金，完成部分工程，尽管某些工程一直没能争取到。居住在喀布尔的统治者们没把我们的省份当回事，所以父亲很难争取到中央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