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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重擎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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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允许我跟随。
早上，我在一阵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中醒来的。太阳已经透过了窗子照在床头，院子里静悄悄的，经过了一夜雨水的洗刷，空气亮得透明，淡紫色的丁香在工区院墙的一隅静静地绽放，淡雅的香气在院子里徐徐地流动。除了火车通过时的轰隆声，剩下的只是寂静。鸟儿在工区里的树上叽叽喳喳地唱着，这在我居住的城市里是不可想象的。
吃过早饭，上工的铃声响过，工区里二十几个人齐唰唰地站成两排，点过名后，大家各自扛着工具上了汽车。我刚要跟着上车，副工长胡满才拉住了我，转头对田永富书记说：“他怎么能上线路，防护帽工作服一件没有，这不是违反规定吗。”现找防护帽已来不及，不能因为我一人拖延上工的时间，我只好退下来，回头看赵军，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吭，我知道这个时候找他也没用。赵军说等领回防护帽再说吧。
田永富书记不忍让我失望说：“先上线路，出了问题我负责。”
胡满才眼一瞪：“怎么，规矩你想破就破？出事儿你能担起？你要能说了算，撤了我这副工长。”说罢，蹬上汽车，丢下一院子人绝尘而去。田书记无奈地摇了摇头说，他就这脾气。
晚饭的时候我和胡满才坐在一个饭桌上，我说咱俩聊聊，他咽下一口饭，郑重地朝我一点头说行。我说现在聊吧，他边往嘴里扒拉饭边说吃完饭，吃完了饭咱俩再细聊。
就在我与其他工友说话的功夫，他又没影了，我挨个找了几间宿舍他都不在。走到他的宿舍前，我看见屋里黑了灯，拉着窗帘，心想坏了，莫不是他睡了？抬手看看了表，才八点多，天色还有蒙蒙的一丝光，我站在门口喊了几声，屋里没有一点声音。推了一下门，门没锁，隐隐约约地看见被窝里躺着人，我转身叫来了田永富书记。
田书记进了门一掀被子，胡满才已经脱了光腚。田书记说：“二虎你起来，人家还在外面等你呢。”
但任凭田书记怎样掀被窝，做工作；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就是不穿衣服。摆弄急了一声牛吼：“你们领导讲理不讲理，累一天了，休息一下行不行，还让人活不了！休息不好明天怎么干活！顾采访还是顾工作。”这倒也符合他的性格，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田书记出来，把门关好，笑着说他就这个牛脾气，明天我找时间，再不配合我收拾他。
第二天还没等田书记找时间，他自己找到我，客客气气地把我让到他的宿舍。他一边忙着给我沏茶一边还不忘做检讨。
昨天是我的不对，我给你赔理道歉，希望你能原谅。昨天太累了，这两天正在整治线路，每天的活多。自我们工区被中央宣传部列为全国重大宣传典型后，前来采访的人太多了。这些天，你接触工友们了吧，他们是不是个个落落大方，有问必答，出口成章？这与经常接触采访有关。第一次面对采访话筒和摄像镜头的时候都特傻，但眼下已经相当自然了。唯独我是个例外，我是一怕领导二怕记者。领导一来列队点名时我浑身不自在，声音都走调，接受记者采访时能憋出满头汗。说实话你们来我们也挺高兴的，你们把养路工的光荣事迹带出深山，带到千家万户，让多少人知道了我们福生庄养路工区。我是个粗人，羡慕你们有文化的。我的乳名叫二虎，看我的体形，工区第一壮汉，性子倔，净得罪人。在福生庄工区你打听胡二虎人人都知道，打听胡满才不见得有人知道。
标准爹傻子儿和工长（2）
他这一番检讨有理有节，门口已经有了笑声。他冲出去操着沙哑的嗓子粗声大气地吼：“全滚回屋去，做人厚道点，采访我你们捣什么乱。”我探头一看，工友们让胡满才抬脚射门一样，全踢走了。
其实每次采访，我就像轰牛赶羊一样把工区里的年轻人给轰到记者面前，自己站在后面。我一个干粗活的又没文化岁数也大了，年轻人还有前程，就当我是一块铺路石。昨天是我的错，今天我将功补过，你问啥我说啥。
他把水给我端过来，自己抱着个大号茶杯，杯里的茶叶有三分之二，茶水已接近红褐色了。端杯的一双大手如簸箕般肥厚，嗓子沙哑，他说你别往本上记，一记我就紧张。我笑了，说我肯定不记。他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你想到哪儿说哪儿，想说什么都可以。他看我盯着他的手，就伸出一只。
你看我的这双手，这是养路工的手，指甲厚得如乌龟壳，手心长满老茧，老茧磨掉又生新茧，就这样生生灭灭，这双手伸出来几乎看不见手纹，算命看手相的一看到这双手就摇头，说不是大福大贵就是大苦大累。我们养路工们就凭着这一双手把两股钢铁的轨道拨弄得服服帖帖。养路工有一怕，就怕跟领导握手，不使劲显得不热情，稍微一用力，领导便皱眉头，为啥？养路工那一双手如老虎钳一般，握住谁，谁也受不了。
胡满才杯里的水已经喝完了，我要给他续水，他摆了摆手，嘴里嚼着茶叶。他一动，身下的椅子吱吱响。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咳嗽起来，一张黑脸涨得通红。稍停下来他说又想起一件事儿。
是丁英的事儿。
2005年4月27日，福生庄车站站内4道50公斤钢轨改换60公斤无缝钢轨。命令是中午下达的，要求在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将准备工作全部做完。那天是星期天，正式工全部休息了，工区里只有当时还是班长的丁英和六个临时工，准备工作就是把近1公里长钢轨上的扣件全部卸掉。
接到命令，丁英带着六个临时工拿上工具就上了线路。要点封锁之后，几个人干起来。一公里的线路上近一千六百多根枕木，一根枕木上有四套扣件，卸的时候要将螺帽、垫片、弹条、扣板、底座、大胶垫全部清理干净。干到了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才卸完六百多根枕木上的扣件。傍晚时分又下起了雨，雨不紧不慢的下着，穿着雨衣干活碍事儿，不穿雨衣身上一会儿就湿透了。
有几个临时工一看还有一千多根枕木，四千多个扣件，卸到啥时候是个头，就不想干了，再看雨还在下，鞋早就湿了，脚就跟泡在凉水里似的，雨衣已经湿透了，根本起不到挡雨水的作用。四月份福生庄，到了晚上比较凉，他们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地方，风一吹冷得直哆嗦。就觉得这活儿太苦了，如果放在好天儿干还能将就，这天在这儿受这罪，想想家里的小酒和热炕，他们扔下工具就走了。这些人都是附近村子的村民，农闲的时候来工区干临时工。他们临走时说不挣这个钱也不想受这个罪，鼓动所有的临时工都走。
丁英火了，问剩下的几人，你们走不走，要走都走，看我一个人能不能一晚上把这些扣件全卸完，这点苦算啥。
剩下的三个临时工在工区干得时间比较长，知道这个工区人的脾气，遇到活儿，从来不讲条件，不怕吃苦，都敬业。他们耳濡目染思想也跟着进步了不少，正式工临时工都是人，人家能吃得了这个苦，咱庄户人就吃不了？就齐齐的地说，丁班长，咱兄弟们一起干，不信明天早上拿不下这个活。
标准爹傻子儿和工长（3）
他们干了整整一个晚上，四个人的胶鞋没有一双是好的，全被零件割得稀烂，脚上划得都是一道道的血口子，放在铁道边的雨衣也丢了……
与其说这是一次工作，不如说这是一场战斗，一场没有硝烟的四个人的战斗。想象一下，漆黑的雨夜，空旷的站场，四个移动的身影，不断被卸下的零件，没有抢险时的紧张，也没有换轨时的壮观，没有喝彩也没有观众，说得大些，这是一种永不言苦的精神和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我不夸张地说，这事儿放在福生庄工区任何一个人身上都能很好地完成，这就是福生庄。
建国初期，吃穿用品异常困难，铁路职工没有劳保，职工干活连副手套也不发。枕木是用沥青油浸泡出来的，摆弄一天油枕木身上沾得沥青那股臭油味能把人熏倒，怎么也洗不掉。职工们只好从河沟里撮半盆细砂，用砂子揉揉沥青油，沥青附着力特别强，根本就洗不净。不管洗净没洗净，半干不净穿在身上该干啥还干啥。时间长了，沥青就浸入了皮肤，轻者发痒起疹，重则流水流脓。过去的老职工，走进澡堂子，不用问职业，一看身上的疤，便知道这个是工务段的养路工。冬日，他们怀揣几个窝头上路，中午点一堆篝火烤窝头。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他们就这样就着咸菜吃窝头，守护着铁路，守护着安全，守护着新中国的西北大动脉。
多少艰辛，多少困苦，谁也讲不周全，只有伏虎山开眼，大黑河作证。
下雪刮风天，白毛风忽忽地把天地搅成一锅粥，滴水成冰的日子钢轨冻得叭叭响。养路工戴上狗皮帽子，嘴里哈出的气把眉毛染成圣诞老人，巡道工养路工像蜗牛一样在冰天雪地里蠕动，遇到“三折”（钢轨上的螺栓折断，两条钢轨接缝处的鱼尾夹板折断和钢轨折断），职工们就得紧急处理，为了干活方便，他们甩掉皮袄，帽子，手套，以最快速度抢修，当他们拧紧最后一个螺栓，打下最后一个道钉时，发现手冻成萝卜了，耳朵麻木了，鞋子结成冰坨了，赶紧抓一把雪搓，搓出点感觉，马上在雪地上转圈跑，待浑身发出汗来，把血脉都打通。一般人这样折腾非感冒不可，养路工们很少患风寒感冒，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适应了冷冷热热、风风寒寒。据卓资县志上记载，福生庄地区历史上最低温度曾达到零下45℃，记载年代是1954年冬天。
冬天是这样，夏天也不好受，在烈日炎炎下，钢轨像两根疲沓的面条，钢轨表面温度高达六十多度，空气中弥漫浓重的硫磺沥青味，你划一根火柴便能点着。
老一代的养路工们在烈日下作业，每个人脱得只剩下一件短裤，浑身上下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汗水油污泛成了京剧脸谱，这一团队在铁路上一字排开，远远望去，好像非洲的土著。客车开来，养路工们赶紧找一件衣服捂住，惹得旅客们打开窗户纷纷探头探脑观望。看到这一幕，旅客中对养路工略知一二的人便笑笑，对养路工不了解的人觉得这些人太粗俗，不是养路工不讲究，这天实在是太热啊。
干完活没个人样，谁看见谁都可乐。于是大伙一块跳进大黑河沐浴。那时工区没通自来水，要想洗一次澡还得去几十里之外的县里。
养路工能有时间吗？养路工能洗得过来吗？
大黑河就是养路工们的乐园，那时的大黑河水清沙白，鱼翔浅底，岸边的绿草茸茸，洗完后躺在草坪上，四仰八叉，一件衣服盖住*，那感觉不亚于夏威夷的海滩上富翁们晒日光浴的感觉，只有这时候，养路工也许才真正体味到了生活的甜美。 。 想看书来
标准爹傻子儿和工长（4）
养路人苦不，苦。
我在想，一座雄伟的大厦没有基石，何以矗立，一段长长的铁路，没有道砟，何以延伸。问题是，谁来做基石，谁来做道砟。一座大厦倒塌了，人们的第一感觉便是，这楼的基石不稳固不扎实，但是这座楼高高耸立的时候，谁又能想到它的基石呢？旗帜有飘扬翻卷之苦，基石有安然泰若之逸。历史在颠簸中前进，养路人在辛劳中快乐。
闫继才，工区的一名巡道工，子承父业，可大伙都叫他“傻子党员”。他看上去很憨厚，话语不多，不扎堆，行动举止也没什么异常，可大伙为什么都叫他“傻子党员”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了闫继才的父亲闫凤有的家，老人的家离工区不足百米。一进家门，看到闫凤友坐在炕上一声不吭，一双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
“唉，脑血栓，说不出话了。”闫凤有的老伴告诉我。
闫凤有的身体不大灵便，老伴拍了拍枕头，闫凤有嘴里发出“唔唔”的声音像个不倒翁一样“咕咚”躺下，可眼睛一直盯着站在旁边的儿子闫继才。
我不忍再打扰两位老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离开了这，采访没有收获，最终还是丁英为我解开了个谜。
有一年夏天，雨下得特别勤。星期天，我值班。
早晨起来天就阴着，天上的乌云黑压压就如同赶集一般由北向南翻滚。一声闷雷声响过，大雨倾盆而下，不大一会儿天和地连成了一片。这样的雨最容易发生水害。如果山水挟着石头冲到线路上，或堵住排水口，后果不堪设想。我冒着雨东倒西歪地跑到线路上查看情况。
平日里已经干涸的大黑河，这时候已浊流滚滚，走到卧佛山脚下，就听到轰隆隆的水响，抬头一看惊出他一身冷汗。只见山水如练，银蛇一般自上而下飞舞而来，铁路两旁的一人多高的排水沟漫出的水已经与路肩的持平。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往排水口跑。离排水口还有一段距离时，透过雨雾我看见排水口旁有个人影，跑到近前一看，是闫继才和他的妻子、女儿。她们身上的雨水顺着裤脚往下流，光着脚站在泥水里掏排泄口。
孩子的小嘴乌紫，一双小脚泡得都泛了白。丁英心疼的气不打一处来，吼着闫继才：“咋不叫工区的人，让嫂子和孩子大雨天跑出来遭这罪，你这个傻子！”
他爹闫凤有在职的时候是福生庄养路工区五六十年代的巡道工，白天巡道时发现的小问题，他先一个个标出来，利用夜间的时间进行修补，一般只要他巡道，线路上发生的问题就没有过了夜，人们都叫他“老标准”。
我豁然明白，有这样的“标准”的父亲就会有这样的儿子，闫继才的“傻”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福生庄工区采访的这些日子里，生活虽然清苦些，但精神上是很富足，与这样的一群人生活在一起，自己不知不觉间也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工区的职工们如同一面面镜子，折射着我的内心，让我不得不把一些世俗的想法处理掉，心里淤积的一些不快也慢慢地消褪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全没了，梦变得清纯起来，甚至有的时候一夜无梦。
这些都是因为福生庄，因为这里的人和故事。
在福生庄这个集体里，承前启后者不乏其人，甘做铺路石的也大有人在。自1948年至今，前前后后有多少养路工人一路走来，数得上名字的只是少数，数不上来名字的人不计其数，他们都在福生庄这24公里的线路上洒下过汗水。福生庄的工友们是不是都能成为一块块坚硬的道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如同福生庄的风景一般，于粗犷中透着那么点不寻常的味道。
今天的福生庄养路工区，从解放初期每天通过十五六对列车的线路发展到今天要通过200多对5000吨大列和不断穿梭的旅客列车的线路；从43 公斤的轻型轨到今天的60公斤无缝轨；列车从低速慢行到高速重载；作业从手工操纵到今天的机械养路，多少养路人甘作铺路石，他们奉献着，留下一个光荣的集体和一个精神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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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毫米也不行（1）
这里属于广袤的乌兰察布草原，莽莽阴山在这片荒野繁衍着古今传奇。北元阿拉坦汗和巾帼英雄三娘子在这里习武练兵，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硝烟弥漫的战场。站在福生庄工区向东南方向远眺，只要稍稍凝神敛意，你会发现一座栩栩如生的卧佛安详地横亘在远山之巅，这尊卧佛见证了福生庄工区60年安全生产无事故的辉煌成就。从50、60年代43公斤的轻型铁轨换成了现在清一色的60公斤无缝钢轨，列车通过速度从过去的每小时50公里低速慢行到现在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重载。他们用不失毫厘的标准保证了铁路运输的安全，保证了万吨大列的畅通。
曲线30多处，最小曲线半径374米。
500米以上长大坡道有9处，最大坡度9‰。
线路3天不养护，就有晃车现象。
一年换下的大小胶垫18000多块。
……这就是福生庄养路工区线路状况。
在冻害、水害常年肆虐，夏季酷暑难耐，冬季严寒刺骨，春秋风沙不断的恶劣环境下，做到60年安全生产无事故，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奇迹。
奇迹来自于福生庄工区四代养路工人执行规章不走样，创下了全国铁路干线养路工区安全天数第一的纪录。
我无法探知福生庄工区60年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也无法一一记录下两万多个日夜背后所隐藏的动人故事，更无法逐一倾听30任工长的苦辣辛酸。
是一种遗憾。但有幸见到已退休在家被誉为“铁人”班长的赵树生，他曾见证福生庄工区的职工们在艰苦岁月里凭着对党、对国家的感恩之情，风餐露宿，爬冰卧雪，保线路、保安全、保畅通的许多动人情景。
老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我讲起了他、他们和福生庄工区细微且感人的故事。
老段长张振举是对赵树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他让赵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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