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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著名作家-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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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词赖叫梁ジ锩馓跣橐坏愕南咚鳎有梁サ缴鲜兰�60年代“*”高潮这条实一点的线索，通过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来求证我们对幸福和谐的向往。写任何一部小说都应有一种“大局观”，这是很重要的。从国共两党斗争开始后大半个世纪以来，种种文学作品一直纠缠在谁胜谁败、谁输谁赢、谁对谁错这些问题上，但是我们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一百年之后再来看对和错、输和赢就一点不重要了。
周：你认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写作有什么区别？
刘：作为文学家，在写历史时，必须用现在的眼光而非当时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实，应该有新的视角、新的意识。否则就很难超越，那样我们无非是在模仿别人、刻录别人。
周：最初触动你写《圣天门口》的机缘是什么？
刘：对我而言，那是内心的一种情结、感觉。从我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有一种东西在积淀，多年的写作，一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所以，我一直想写一部能够表达我成长至今的经历中最为纯朴、深情和挚爱的作品。
周：《圣天门口》素材的积累是怎么来的？
刘：从我出生的那天开始，很多东西仿佛就在那里等着我去搜集等着我去发现，还有一些民间流传的东西。具体讲，比如说我小说写到的那个小曹书记——曹大骏，这个人是有真人原型的，是当时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局长兼任红山中心县委书记，“肃反”时杀人如麻。小时候，大人都用“曹大骏来了”吓唬我们。那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人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后来却发现，他竟是一位在革命纪念馆里挂有大幅照片的烈士。在写作《圣天门口》之前，这类可以化做文学元素的东西，可以说是早已在血液中流淌着，而无需临时抱佛脚。
周：《圣天门口》标志着您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发表《黑蝴蝶，黑蝴蝶……》开始，您的小说就开始了对人的精神和生存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道德救赎的主题。而从《圣天门口》开始，对人的救赎转向神性救赎，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敬畏。小说中的一系列人物都体现了这个观点。请谈谈对作品中梅外婆、阿彩、马鹞子、杭九枫等人物的感想。
刘：在谈梅外婆之前，我想先打个比方。我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完整的，就好像我们说的一杯水，它应该是一个整体。它由水、杯子以及杯子中没有水的空的那一部分这三部分组成。而我们往往会忘记杯子中无水的空的那部分，不去写这一部分，而好的小说应该是完整的，应该包括这三个部分。《圣天门口》中梅外婆就是杯子中没有水的空的那一部分，就是需要去充分想象、完善和提炼的，这就提供了一种艺术空间让你去展开想象。中国小说以往的问题就在于把这些都割裂了，你要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就不能写什么。其实，藏在“实”的背后的应当是一个时期的理想、梦想。梅外婆就是被作为这个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梦想来写的。想想我们在以往作品中所见到的那么多暴力、苦难、血腥、仇恨，如果仅仅是这些东西，我们民族怎么能延续几千年？我时常在想，说中国人只有阿Q精神，以及有人被处决了而我们还在拿着馒头蘸那个血吃的精神，汉民族如果仅仅就这样，那是绝对延续不到现在的。我们的文学，缺乏对一只杯子的整体表现与深究。杯子本身以及杯子里的水，普通人都能看见。文学除了这样的看见外，还要发现杯子中那些确实存在的无形部分。比如总让马鹞子和杭九枫感到敬畏的梅外婆，那才是脊梁所在。写这部作品时，我怀有一种重建中国人梦想的梦想。我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我觉得中国人的有些梦想是要重建的，我们不应该继续采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能再崇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小说中，我写到巴黎公社那一笔，我以我的梦想来看这段历史，我认为巴黎公社没有失败，它是换了一种方式，不是用暴力的方式，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其理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刘醒龙（12）
周：很多人喜欢拿《圣天门口》和《白鹿原》相比较，您对《白鹿原》这部小说是如何看待的？
刘：《白鹿原》写得很好，它是一部很诱惑人的小说。从小说本身来说，它将陕北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头到尾贯穿得非常好。它肯定会是中国小说的一种标志。
周：您的创作从文学题材来看，主要是表现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有很强的“底层意识”，您对“底层写作”有何看法？
刘：“底层”这个词语对我不合适。用“底层”这样一个充满政治倾向的词汇来说文学更不合适。我认为，用“民间”两个字更合适一些。我所有的写作，正是体现了来自民间的那些意识。
周：为什么您的作品有那么强烈的民间意识？
刘：除了我的文学启蒙教育主要是民间文学外，还有两点决定了我的作品充满民间意识。首先，我从小生活在这种地方，我没有见过大世面，既不知道主流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地方的人关心什么，大地方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我是1990年5月第一次去北京，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武汉我也是二十多岁才第一次来的，就连县城在我们少年时期也是不常去的。当时的这种环境使我们无法接触到“精英”和“主流”。且不说非正规的茶余饭后，就连正式的乡村课堂，也不过是一种换了模样的民间。其次，我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我和主流思想、精英思想保持了一段距离。在别人眼里，“*”是天大的灾难，可“*”对我的最大影响，是让我成了实实在在的自由人。这种自由自在很容易使我处于无政府、无组织和无主流的民间状态。所以“*”时的主流成分，在我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无法对我施以特别大的影响。正是这样的无拘无束，使得我习惯于当一种“主流”产生时，基本上下意识地先表示一种不认同，回头再说其理由。真正的写作确实需要与一己之经验、与外界保持距离。
周：您被看做是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您是如何看待乡土文学的？
刘：乡土是我个人的情感所在。乡土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调整、不同的意义。只要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只要人还对自然，对田野，对山水怀有深深的留恋，乡土和乡土文学就一定会沿着它既定的模式发展下去，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周：这就是您的文学作品一直弥漫着乡土气息的主要原因吧。您认为好的乡土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中国乡村小说有几大败笔。第一个败笔是刮东风时写东风、西风来了写西风的应景之作，其间生硬地安插写些投城里人所好的所谓乡村的变化，和极为媚俗的所谓人性觉醒之类的情爱，还美其名曰敏感。这类写作态度不诚实，有人媚俗，有人媚上，这种人是在媚自己，其笔下的乡村，只不过是个人作秀的舞台。第二败笔是所谓时代的记录员，经常带着笔记本下乡，记到什么东西回来就写什么。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本是由主编《上海文学》的周介人联手雷达先生一起提出来的，但周先生却明确说过，他其实不喜欢有些人的写作。还有一个败笔，那就是将乡土妖魔化，还硬要说成是狂欢式写作，我对这样的小说总是感到深深的恐惧，读到最后很害怕，因为我所读到的全是仇恨，没有一点点爱与仁慈。
周：那么您认为真正的乡土写作是什么呢？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待乡土？
刘：首先不是上面说的三种。在乡土越来越处于弱势、边缘化的局面下，首先必须有一种强大的、深沉的爱和关怀，它既不应该是乡土的浅俗的“粉丝”，也不是乡土的指手画脚者。应把乡土当做自己一生的来源之根和最终的归宿。具体怎么去写，那是个很宽泛的话题。
周：您刚才说的关怀和爱怎样理解？关怀什么？爱什么？
刘：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当然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爱心。爱乡村，不是要给乡村、乡村人提供多少物质援助，这种物质援助可能是一种恩赐，是一种居高临下，真正的爱乡村是一种由衷的爱，你可以不给它任何东西，但是你的心应该和它在同一位置。回到写作上，我说的这种爱这种关怀，应该是一种对乡土的感恩。没有乡土，哪来的我们当下的文化和当下的一切？
周：最后我想请您谈谈您的小说观。
刘：从长篇小说来讲，它应该是有生命的。在小说当中，中短篇小说确实很依附于一个时代，如果它不和时代的某种东西引起共鸣，它很难兴旺下去。但长篇小说不一样，长篇小说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它可以不负载当下的任何环境而独立存在，可以依靠自身的完整体系来充实自身。比如这几年一些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马桥词典》、《尘埃落定》，它们和时代没有什么关系，但它们都有自身的丰富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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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1）
邓一光简介
原名邓渝光。
1956年生于重庆市。蒙古族。
在重庆市读完小学至高中后到农村插队落户，1978年进入重庆市特钢研究所当工人。
1980年后，先后调至湖北省汽车配件厂、武汉《青年人》报社工作。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后任《芳草》杂志编辑、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
《父亲是个兵》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
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等。
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
作家自述：我的读书简史
邓一光
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不长。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学校停课，师生们忙着写大字报、拖着“黑五类”上街*、去全国各地搞串联，我那时年龄小，没能像大哥大姐那样当上红卫兵，四处威风凛凛，胆子也小，不敢像二姐那样满世界去看大字报，追着抄家的队伍去看“旧社会”留下的金条和旗袍，基本上待在家里自己玩。初中和高中分别是两年学制，其中初中的一年用来“学工、学农、学军”，高中的一年用来“反击资产阶级教育体制”，正经上课的时间不过两年，加上小学的四年，算是在学校里读了六年书。
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候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准确地说，不是一个会读书的学生。读小学的时候成绩尚可，考试基本是双百分，偶尔考了98分，会委屈地哭一场鼻子，被父母说成是没出息。到了中学就成了差学生。也不知为什么，好像对那个动荡的时代很害怕，不能适应。
我在中学时学习成绩从来没有出色过，唯一露了一次脸，是高中时写作文，大概是老师让歌颂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我不知为什么，一时冲动写了一首诗交上去，当时挺得意，没想到被老师在课堂上当众嘲讽了一番。记不得是为了什么被嘲讽，就觉得当时挨了一耳光，又不敢还老师一耳光，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有阴影，一写作文我就紧张。
在学校读书的时间短，这个经历在我心里落下了后遗症，以后老想进学校读书。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在农村务农，当时我是知青标兵、青年突击队队长，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带人挖沼气池，到高考前一个星期匆匆看了几页书，上了考场，只考了一个地区的师范学校。我那个时候想读复旦新闻系，以后当新闻记者，没去招生办报到。第二年忙着办理回城的手续，以后再也没有参加高考。到我真当上新闻记者后，又想进学校读书，有一年武汉大学招插班生，我去参加考试，结果没考上。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已经四十岁了，那一年听说华中师范大学办了一个在职研究生班，专业是现当代文学，我头一个去报了名，交了八千元钱学费。以后一年多时间，每星期有两天天不亮就起床从汉口往武昌赶，赶到学校去听课。记得头一堂课是王又平教授讲当代文学史论，我认识王教授，也喜欢看他把胳膊架在讲桌上激情飞扬讲课的样子，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或者受了漂亮的阶梯教室的怂恿，课上完后，我从座位上起来，抱着书包去讲台上和王教授讨论问题。我说王老师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您说一体化政治扼杀自由，市场经济带来自由环境，我认为自由经济同样是一种霸权范式，照样从根本上剥夺人的自由，现代文明没有自由可言。我话没说完，班上的学生上来群起而攻，纷纷指责我不尊重老师，竟然敢不同意老师的观点。我看出这里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是挨板砖的地方，便和王教授告别离去。我走了以后班上的同学们还生气，说哪儿冒出来个戗家子，以为他是谁呀？王教授痞笑道，告诉你们他是谁，他是邓一光。同学们说，哦，原来是他，难怪。
邓一光（2）
我个儿高，上课时坐最后一排。我很喜欢坐最后一排的感觉，特别是教授们在课堂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老想，他们会不会走到我面前来和我讨论问题？要是这样，最好他先叫下课，让其他的同学出去抽烟或抄笔记，咱俩单独讨论，别让人说不把师道尊严放在眼里。那一年多，听了王先霈、黄曼君、孙文宪、王又平等一批教授的课，还在学校的学生食堂里和王又平教授喝酒聊天。都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要两个菜、一瓶酒。王教授不喝酒时冷眼看人，人都看成类人猿，一喝酒就神采飞扬，上下五千年任由驰骋。我也属于驰骋类，且绝不在四千九百九十年的时候被他丢下。但我只驰骋到一点五十分，一到一点五十分准勒住缰绳买单走人，把王教授丢在那里自己对付酒杯。有一次王教授不高兴，说你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礼貌嘛。我说您是老师，您课上完了可以不去，我是学生，我得去听课。王教授说你可以不去，我就不明白你来听什么课，人家交一篇作业你还交两篇，显摆你能写字呀。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说过以后王教授再也没有生过气。我说我得去听智者说话。
我读完了那个班所有的课程。老实说，那一年多时间对我的知识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教授们也没有改变我的写作观，但那一年多的时间，人特别安静，小说也不想写了，还老爱叹气。我想我在学校受教育的历史真的可以结束了，没必要老惦记着往学校里钻了。课程结束后，班上的同学张罗着办毕业证结业证，老给我打电话，班主任也给我打电话，我没去办，从此再也没去过学校。
我的读书经历更多的属于自觉阅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读到了第一本课外书——小人书除外。父母给的零花钱，我大多花在看小人书上。小学我读的是寄宿学校，星期六回家，我和二姐常常省下乘公交车的八分钱，去书摊上看小人书，然后怀着对小人书的思念，走很远的路回家——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小说《红岩》。那时我家在重庆，小说写的是在重庆发生的事情，讲一群隐匿了真实身份的革命者的故事，符合一个九岁孩子的阅读心态。以后读了《青年近卫军》、《铁木尔和他的伙伴》、《牛虻》等俄苏小说。“*”开始后，有一次，当红卫兵的大哥从外面拖回一大箱子小说，里面有《红字》、《十日谈》、《一千零一夜》、《白静草原》、《人间喜剧》、《叶尔绍夫兄弟》、《罪与罚》、《罗亭》，是红卫兵从图书馆里搜出来准备烧掉的。那时重庆的武斗打得正厉害，为了避流弹，家里人都躲进防空洞里，我独自躲在桌子下，一本一本读那些书。如果遇上停电，夜里我就点着矿石灯读，头发因此烧了不少回。那些小说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光是我身处的世界，还有我没看见或者看不见的世界，它们给了我最初的美好诱惑。小说中的主人公还给了我一种怂恿，我从他们的命运中逐渐意识到，人的内心可以比他的身体自由，也可以比他的身体强大。
除了大哥拖回来的那些书，我还在组织上发给父亲的“内部读物”中读到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静静的顿河》。这些书是供批判使用的，父亲担心我学坏，不让我读，我就偷偷地读，有时候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有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读，我以为那样做很隐蔽，像神出鬼没的地下游击队，可父亲是正规军，他不会被游击队蒙蔽，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尊重游击队，我常常被他从被窝里或卫生间拖出来扇耳光——军人家庭，一般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尤其不喜欢书读到迷迷瞪瞪的孩子，这是我长大以后才明白的道理。
邓一光（3）
我的成长期处于变革和动荡之中。我在少年时代几乎没有看到过安静的微笑，身边的人总是忧心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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