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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看世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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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小弟得知此事，埋怨家人为何不将他早早送给城里人家享福，却舍不得，留在农村受洋罪。
父亲听后暴跳如雷：“早知道你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当初就应该扔到尿盆子里淹死，还能容你活到今天，丢人现眼！”
小弟命硬，终于活了下来。到了第二年，即1975年入冬的时候，二姑父突发疾病，必须住院治疗，家庭状况也陷入窘境，二弟又辗转送到了八舅爷家。男孩子淘气劳神，记得有一次，小弟趁人不注意，爬上饭桌，掀翻了热水瓶，烫得浑身是伤。八舅爷托人带话，父亲与我前去探望，买了两个新热水瓶带着。我们刚一进门，舅爷、妗奶言未开，先落泪：“孩子小小年纪，便遭此大劫。”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便宽慰，众人潸然。然几十年过去，终未见到小弟的“后福”，至今仍在乡下受穷拉烂杆，而我们高寨村前几年已经荣获“省级文明小康示范村”称号了。
舅爷、妗奶年事渐高，小弟也一天天长大，愈来愈顽皮淘神。父亲担心将小弟长时间寄养在亲戚家里，尽着性子宠着、惯着，到时候谋生的本领没有，反倒学个馋嘴懒身子。于是，一商量便把他又接回到家里。
从此，我的负担愈加沉重，早上、中午上学，下午顶替爷爷放羊，捎上镰刀、担笼，顺便割草。最多时，家里养了三只羊，五头猪。
八舅爷、八妗奶是大大的好人，在村子里有口皆碑。可是好人难做，好人未必就有好报。张家谋担任长安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时，在引镇包乡镇，做了八舅爷的入党介绍人。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八舅爷感激知遇之恩，勇挑重担，当了生产队队长，从此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带领社员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了个没完没了，没黑没明，最终“斗”瞎了自己的眼睛，基本丧失劳动力。步入古稀之年，连唯一的儿子都未能保全，其子在驾驶拖拉机犁地途中，刹车失灵，坠崖而亡，八舅爷老年丧子，媳妇改嫁。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莫大焉。
八舅爷于我家有恩，眼睁睁看着老无所养，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时跟前连个端水送饭的人都没有，父亲于心不忍，遂将八舅爷、八妗奶接回家中，小心伺奉赡养。而小弟虽已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对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整日以赌为生，游手好闲，不思进取。
高寨村的梯田多，土色红，瘠薄，所产红薯，个儿小，干面，味甜，似板栗，远近闻名。其蔓叶做酸菜，汤显红，比醋酸，色味俱佳，是半年最主要的副食。已故著名秦腔老艺人阎振俗先生的《教学》台词“萝卜缨子红苕蔓，窝浆水比醋还酸”。唱的就是此菜。
进入冬季，人们称之为“冬闲”，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并不闲。土地结冰上冻，便到了给梯田施肥的绝佳季节。那时候，化肥极少，全部依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农家肥是最主要的肥料。有一则笑话称：“干部见干部，前面‘日本’，后面‘尿素’。”说的就是日本尿素用完之后，其包装袋归了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干部们废物利用，又做成衣服，穿在身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一般老百姓是无福消受的。
村子半坡半塬，梯田则全部在塬上，坡陡、路远，一个时辰来往一趟。拉粪是定额活，论“趟”计工分，每趟一分五厘工；一个人是拉不上去的，除非“气死牛”再生。生产队牲畜又少，倘若用牲畜挂坡，则每趟记一分工。我与姐姐凌晨睡梦正香，奶奶便叫，外边冷风飕飕，被窝温暖如春，就磨磨蹭蹭不想起来，装作瞌睡很死的模样。父亲不耐烦了，“啪”的一巴掌上去，揉揉眼睛，都醒了。戴上帽子，包上头巾，裹得严严实实，一人一根绳子，权当车襻拽车。开始很冷，不一会儿便暖和了，上坡时，屁股撅得老高，头几乎贴着地面，吃奶的劲都要使上。上完坡，满头大汗，卸掉帽子，热气腾腾的，仿佛刚从蒸笼中跑出一般。
第一趟回来，天还未透亮，奶奶便将红薯蒸好了。这么香甜的红薯，过日子的人，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得留着换苞谷。吃完香喷喷的热红薯，才胡乱地抹把脸，背着书包，飞也似的去上学。跑出老远，才听见奶奶在后边喊：“跑慢些，小心绊倒！”
小学时，一位同学叫利民，其父在公社食品站工作，背后人称“架子客”，和我现在的职业差不多，也是杀猪卖肉的。所不同的是，人家是公家人，当官差、吃官饭的，隔三差五还要到各村各户去验猪、收猪，根据膘的厚薄，把肥猪划分为一至五等，各等级价格不一。哪家喂了肥猪，备下上好的茶叶，买来“宝成”牌香烟，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迎财神似的捋顺得停停当当。
“他叔，来了，快请屋里坐。”听到招呼，“架子客”一脚跨进门来，全家人笑逐颜开，递烟倒茶，一时忙得不亦乐乎，比见了亲爹还热乎。末了，“架子客”跳进猪圈，这个捏捏，那个摸摸，从衣袋里掏出纸和笔，飞快地划拉几下，“二等！”一家人便喜形于色，若验得三等、四等，主人便蔫了，顷刻耷拉下脸，怪这个怨那个，将刚才的热情抛到九霄云外。
那时候提倡养猪，猪也分“口粮”，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肉却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说苏联变修了，故意刁难我们，给苏修还了账；还有人说发扬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支援了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总之，大肉很紧缺，得凭票供应。大油、下水、骨头、猪血都成了紧俏物资，被有头有脸的人抢购一空，甚至连猪毛也被“学农学工”的学生做成了刷子。因为这个原因，利民在学校很有面子，老师们时不时地会从他那儿拉拉关系，走走后门，接点猪血蒸着吃，弄点骨头炖汤喝。
当然，这点光我也能沾上。我在学校学习成绩好，经常受老师的表扬，一俊遮千丑，同学们都乐意与我套近乎。可平时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吃肉的福分？然而农村人讲究“宁穷一年，不穷一天”。逢年过节，拿着供应的肉票，拉上利民，食品站的“架子客”们将刀子一偏，就能买到较肥的肉。那年月，食粮紧，没有人担心长胖，也鲜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类的怪病，自然而然，大肉就愈肥愈好了。
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一年一次的缴猪了。
拿到“架子客”的验猪票，我们起个大早，把肥猪喂了又喂，装上架子车，然后，带上奶奶精心准备的干粮，父亲驾辕，我拽车，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一路上步履轻盈，箭步如飞，心想，赶个早场，早早地缴完猪，街上再逛逛。遇到父亲高兴，偶尔还会“吼”几句光棍乱弹。待到了镇食品站，前面已排起长长的队伍，原来，人们凌晨便开始排队了。没办法，只有耐心等待，好不容易缴完猪，结了账，日已偏西，饥肠辘辘了。于是，豁出去了，父子俩往食堂里一坐，也充当一回大爷的角色，美美地吃了一碗红肉煮馍，直吃得满嘴流油，满头冒汗。
上小学三年级时，正值全国开展“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宋江”运动。为了批判的需要，学校请人作报告，讲述《水浒》故事梗概。从小到大，从未听过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我被书里的故事情节完全征服，听完一遍不过瘾，于是产生了通读《水浒》的强烈欲望。
瞌睡时便来了枕头，一位同学不知从何处搜寻了一部残缺不全的《水浒全传》，自己又看不明白，在同学之中炫耀。我便借来，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两遍。自此，我开始迷上小说，且一发不可收拾，至于以后报考北大中文系，大抵与喜读小说不无关系。
农村人养牛，无形中受到牛的熏陶，无论干什么事都有一股牛劲，喜钻牛角尖。门中本家伯叫陆福善，是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民国时当过伪保长，家中有不少珍贵藏品，可一场“破四旧”运动化作了灰烬，“社教”中又被订下大成分，从此家人不再读书，不再为官。我的祖先虽然读过几天私塾，但久不与文字打交道，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记得银票上的几个字之外，其他的都已经忘光了。家中唯一的藏书，就是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了，我翻过几页，看不大懂，就提不起兴趣。然读小说上了瘾，又无钱购买，往往十里八村地赶着去借，一本难得的小说，读了一遍读二遍，读了二遍读三遍，直至烂熟于心。
父亲常告诫我，不要看闲书。我说是课本，正经书，反正他又不认识。
农村的冬天很冷，又经常停电。为了御寒，我们用废弃的搪瓷缸，缸底打上小圆眼，自制成小火炉，以玉米芯、小树枝作燃料，上学时候带着烤手。借一本小说不容易，有时天黑了，又不能从引人入胜的情节中自拔出来，就借着小火炉微弱的亮光孜孜夜读。当时还意识不到对视力的伤害，蓦然发觉，为时已晚，为后来“眼镜肉店”的招牌埋下了伏笔。
学校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开门办学，把学生分成学工、学农、饲养三个兴趣小组。农村没有什么工厂，所谓学工，无非是成立了一个木工组，修理学校破败的门窗、桌凳；学农，出身农村，父母本身就是农民，时常帮大人干活，镢头、铁锨、架子车都很熟悉，绝不会像城里的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把麦苗当作韭菜，胡乱发一番感慨；我喜欢小动物，学校买回一些小兔子，唇红，毛白，腿短，跑起来一蹦一跳的，煞是可爱。待兔子长大了，食量大增，青草、树叶、秸秆什么都吃，而且繁殖特别快。到了冬天，缺少饲料，连树皮都要被它啃光了。学校便发动学生到麦田里挖野菜、拔野草、甚至撅麦青，许多学生双手都因此冻肿冻烂了。
学校还养了一头老母猪，很大，生育力也特别强，两年下五窝猪崽，每次都是十多个。
老母猪跑圈子时，老师便叫上两位同学，每人手持一根小树枝，吆上老母猪，老师在后面背抄手跟着，到几公里之外的公社配种站配种。配种的过程老师是不让同学们看的，用老师的话说“不雅观”。但学生们偷偷地看，回来讲给其他同学听，大家津津乐道。猪公见到猪母，摇着尾巴，哼哼着先在头上、脖子上磨蹭，叫“耳鬓厮磨”，然后转到背后，嗅着，拱着，待母猪动了情，屁股自动撅过来，尾巴高高地翘起，猪公不再柔情，前蹄腾空而起，搭在猪母背上，使劲地晃了晃，片刻便没了精神。同学们最初的性教育就是从动物身上获得的。
老母猪口粗，平时吃青草，苞谷秆等粗饲料。待到下崽时，为保证猪崽有充裕的乳汁，老母猪就可以改善改善伙食了。
发现老母猪不吃食，嘴里噙着柴火，满学校到处乱窜，急忙去叫老师，老师噙着旱烟袋，趿拉着破拖鞋，四平八稳地来了，瞅上一眼“早着呢！”又回家睡觉去了。
待老母猪哼哼着卧下，使劲，再去叫老师，老师已顾不得许多，衣衫不整地急急跑来，母猪已顺利产下两个。于是老师指挥我们将手指伸进猪崽嘴里，把黏膜掏出，再用干净的抹布将身上拭净，然后放到母猪肚下喂奶……一个时辰之后，已有十七个猪崽落地。母猪歇息片刻，又开始使劲，不一会儿便下来一堆黑糊糊黏稠稠的东西，恶心而吓人。我们没见过，很怕，不敢用手去动。老师便解释：“那是泌包，也叫胎盘，不会咬人的！”
我们仍战战兢兢，缩手缩脚，老师不耐烦了，亲自动手，把剪刀放在炉火上烤了烤，剪断了泌包。不一会，大家没在意，老母猪竟将泌包给偷吃了。
老师“唉唉”了几声，虽未言语，但从其表情上明显看出，老师不高兴。后来才知道，胎盘可以入药，治疗不孕不育症，是大补品，老师可能想要，我们一时不慎却喂了老母猪。
猪崽“一”字儿排开，挤在母猪怀里吃奶。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个猪崽嗷嗷直叫，却怎么也找不着奶头。原来，母猪只有十六个奶头，而一窝却下了十七个猪崽。
接完生，老师安排我们给猪煮食，用的是老师灶房的锅灶，熬小米粥。因小米产量低，伤工费时，现在的关中农村已经很少种了，人也很难喝到。
我们用心淘过米，倒进锅里，先用大火，待锅烧开，再改用文火慢慢地炖，不一会，便香气扑鼻。我们肚子“咕咕”直叫，终于禁不住诱惑，也顾不了许多，趁老师不在，借用老师们的碗筷，一人舀了一大碗，稀溜溜地喝下，那滋味，胜过世间任何美味佳肴。
“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大队为支持学校开门办学，专门给学校开辟了几亩试验田，用于培育小麦良种。第一年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每位老师均分得百余斤小麦。后来收成每况愈下，最后居然长成了“苍蝇头”。学校终于失去了耐心，干脆不种了，局内损失局外补，就发动学生拾麦穗，每个学生夏忙之后必须交纳10斤小麦。这个办法好，不用操心费神，且收入稳定，老师们尝到了甜头，遂形成惯例，延续至今。
回头来想，当年学校引进优良品种，为确保优势，秘而不宣，与左邻右舍之劣等品种混种，互授花粉，逐渐失去了优势，可惜当初无人想通其中的道理。推而广之，生物之习性、规律亦适合其他领域，包括科技。
我虽对“学农”无太大的兴趣，却喜欢果树嫁接。
将软枣核埋在院落里，待长成拇指粗的小树时，立春前后，将它齐腰锯断，正中开杈，采两枝柿树的枝条，分插其中，以麻绑紧，再用泥巴厚厚地密封，浇上水，变戏法似的，不久便有嫩嫩的绿芽冒出。还有一法，名字不雅，叫“热粘皮”，选择软枣树将出树芽的地方，刻个小块儿，再于柿子树上取下同样一块树皮，快快地贴于软枣树上，用牛皮纸包严，出芽的地方留个小孔，然后用麻扎紧，泥巴薄薄地糊上，便等出芽了。嫁接得多了，渐渐地摸索出了规律：凡成熟期相若的果树，都可以互相嫁接，如苹果与梨、杏儿与李子，动物也一样，凡孕育期相同的动物，都可以杂交，如马与驴、家猪与野猪等等，由此看来，博士猪倌陈声贵搞的那一套，也算不得什么新鲜玩意儿。
现在，在我的农村老家，院中有五棵柿树，碗口般粗了，果实很繁密，都是我儿时的杰作。
极“左”路线时期，时兴的提法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副业是不许搞的，但搞草编——掐草帽辫儿却是例外。把掐好的草帽辫儿交到大队合作社，根据粗细、手工质量的不同，每辫儿可卖一毛六到两毛五，用以称盐打醋。
每到麦子上场，家家户户都准备好剪刀、小铡刀等工具。碾场时家家出动壮劳力，将麦个子抢来，麦穗儿齐刷刷地剪掉，再把第一节秸秆铡下，便是掐帽辫儿的原材料——麦秆儿了。麦秆儿愈细愈好，我们第二生产队土地贫瘠，庄稼不好，麦秆长得很细，却是掐帽辫儿的上好材料。
储备够一年的麦秆儿，学校就该放暑假了，也到了农闲季节。晚上，凉风习习，婆娘、女子、大男人，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趁着月色，或唠家常，或讲古今，或哼酸曲，或吼秦腔，嘴不停，手亦不停。不知不觉，夜深了，一把帽辫儿也就掐成了。
那时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附近哪个村庄放映电影了。赶场子似的，挎着帽辫儿，十里八村赶着去看。尽管开始总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新闻简报”：毛主席会见柬埔寨贵宾，周总理接见西哈努克亲王等等，然后是一些老掉牙的黑白战斗片，但对于文化生活干枯的农村人来说，百看不厌，好在能够眼看电影，手掐帽辫儿，两不耽误。
我二姑有个堂侄，叫常恩娃，烟酒不沾，克勤克俭，勤快得出了名，人称“假婆娘”。他擅长掐帽辫儿，既快又好。兴修农田水利时住在我家，白天上水库挣工分，拿补贴，晚上掐帽辫儿搞副业，每天一辫，从未间断。三五年下来，竟用卖帽辫的钱娶回了一房媳妇，假婆娘引来了真婆娘，一时传为佳话。
在“人定胜天”的思想指导下，1974年公社革委会决定在我们高寨村修建蓄水库。为了加强领导，公社设水利建设总指挥部，生产队则设一正两副三名生产队长，队长管全盘，两个副队长分抓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库，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
既然是场群众运动，学校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设一名专职副校长，带领各班劳动委员，专门负责义务劳动。为了加快工期，全民动手，全体动员，男女老幼，全力以赴，肩扛背驮。考虑到小学生年幼，不堪连续的重体力劳动，学校把高低年级岔开，分成两拨，一、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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