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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看世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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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还有一位是司机，叫张建潮。
三个人红脸白脸，行当齐全，他们一唱一和，轮番上阵，不厌其烦地开导、引诱我，像烫手的山芋，吞不下，丢不得。时间久了，见我不为所动，转而进攻我的妻子。我担心妻子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摆手摇头使眼色又视而不见，时间久了必然露出马脚，心中一急，吼了一嗓子：“别理我，烦着呢！”
他们忙问何故。我信奉“指亲戚，靠邻里，不如自己学勤谨”。自己自作自受，不忍心将不相干之人拉下水，支支吾吾不肯明说。但终禁不住他们的软磨硬缠，遂将部队给养员如何借我的摩托车，如何被交警扣了，几个人又如何去交警队要车无果的情形诉说了一遍。
“车是新的，磨合期还未过。”我最后补充道，“停放一天就是二十元，是我卖一头猪肉的利润。”
“走，我帮你要！”伍伟说话斩钉截铁。
“有熟人吗？”我担心地问。
“还用熟人？”伍伟非常自信，“你忘了我们是干什么吃的。”
我将信将疑，稀里糊涂地上了他们的车，一起来到交警队。
我走在前面，伍伟扛着摄像机紧随其后，崔小羽拿着话筒，准备录音，一帮人装神弄鬼，煞有介事。
不愧是交警，手不忙，脚不乱，马路上练就的功夫，活学活用，立即运用到人际关系上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同凡响，放到常人身上，不摔个大跟头才怪哩。
警察毕竟是警察，颇有军人作风，一个电话，平时很难见面的队长立即便到了，忙不迭地递烟，买矿泉水，还准备请客吃饭。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伍伟脑子转速也高：“又不是拍英雄事迹，吃什么饭？！”
还是队长有绅士风度，喜怒不露声色，始终面带微笑地陪我们抽烟、聊天，同时马上指派专人为我办理各种手续，又到一公里外的停车场取车，手续简洁而明快，自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包括停车费。
在被扣的数百辆机动车中，我是第一个没有依靠熟人关系，正大光明地将车要了出来，而且手续从简，一切有人民警察代劳，未发生任何费用，可以说在“要车史”上是一个奇迹，史无前例，应当永载史册。
自从学校毕业，一脚踏入社会，好久未尝“第一名”的滋味了。那种感觉，何其美妙，以至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这一点，从对待顾客的态度上明显表现出来。顾客们都说，我如同换了一个人一般，态度和蔼多了，话也多了，脸上有了笑模样……
从贴身感受中，体验到了文明社会“无冕之王”的厉害，明晓了大众传媒的力量，从而改变了对媒体固有的成见。
出于对西安电视台的感激，也出于对伍伟他们工作的支持，我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上午依然开门营业，他们拍摄场景资料，下午关了门，则陪同他们回老家，走母校，见同学，逐渐拾起早已散落的记忆。
我一直纳闷西安电视台的编导们如何得知我的情况？又如何转弯抹角，七扭八拐地辗转找到我的肉店？像我这样一个形象欠佳，边幅不修，除了鼻梁上架着一副厚重的老式眼镜之外，外形与其他屠户并无太大的差异，都是手上油腻腻，身上脏兮兮的，连沿街叫卖《华商报》的报贩子都知道我目不识丁，在我的门前叫卖无异于对牛弹琴，因而省却了唾液。而我，自从做了屠夫，一直羞于提及北大，唯恐没出息的弟子辱没了母校的声誉。大家都知道，我是卖肉的，连幼儿园的阿姨都把我的孩子叫做“卖肉娃”。
事后才得知，燕导他们一帮人，为了弘扬主旋律，讴歌改革开放，在长安某机械厂拍摄专题片。该厂厂长李某某是我中学同窗，他们厂开发、生产的绞、切肉设备，我购买过一台，用着不错，曾在同行之中推荐介绍，卖出过不少，于是李某某知道了我在卖肉。拍片之中，涉及新产品开发推广，自然而然地提及了我。这样，李某某在无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我出卖给了媒体，才有燕导他们来我店里明察暗访的一幕。
经过剪辑、整理，西安电视台于2003年7 月24日晚上十时半，播出了题为“昔日北大生，今日卖肉郎”的专题报道。
因视觉媒体的局限性，加之播出时间较晚，大部分观众已经进入梦乡，所以节目播出后，并未引起多大的社会反响，恰为其他媒体提供了新闻线索，反让《华商报》拔了头筹。后来，当人们提及“北大才子卖肉”的新闻，都知道始作俑者是《华商报》，而鲜有人知是西安电视台首先“关注”。对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义举，伍伟一帮人始终耿耿于怀。
二新闻冲击波（1 ）
如果说西安电视台的“关注”是导火索，那么《华商报》的连续报道就是一枚枚重磅炸弹，而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新闻媒体的介入则是原子弹。
西安电视台率先报道，但真正将这个消息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当非《华商报》莫属。
据新闻圈内人士讲，西安电视台做节目的初衷，并非为了关注我这个小人物的命运，要给当地政府制造不愉快，而恰恰相反，旨在为党和政府分忧解难，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引导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朋友，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就业观。而其他媒体的介入，从不同侧面报道，却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价值取向等诸多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关注”播出的第二天，西安当地的一些媒体，如《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西安商报》、《西北信息导报》、《美报》等七八家平面媒体接踵而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的稿件未能通过审查，其他报纸又大多是周报，这样，就给《华商报》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
那天《华商报》是最后一家，来我处大概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我干了一天活，又接待了众多的媒体，早已精疲力竭。当《华商报》记者江雪、李杰再来采访时，我正仰面八叉地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听说又是采访，我觉得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翻过来倒过去反复诉说，无多大的实际意义，白白浪费我宝贵的休息时间，所以躺在床上动也未动。
两位记者听说众多媒体已经来过，不敢懈怠，立即给总编室挂了电话，让预留版面，然后慢条斯理，不骄不躁，左一声“老师”，右一声“老师”，叫得人心里直发痒痒。他们从拉家常入手，耐着酷暑，细问端倪。那种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后来听说江雪荣膺2003年中国新闻界十大风云人物，与采写关于我的连篇报道不无关系。
与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相左，我与妻子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事后想起当初的情景，怪不好意思的。
最后，来人买肉了，趁我起身打发买主之际，李杰抓拍了照片，第二天见诸报端。
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以南，三十八岁的陆步轩开的“眼镜肉店”颇有名气，除了价格公道、质量保证外，陆步轩鼻梁上一副厚厚的眼镜也把他和别的肉贩区分了开来。
陆步轩的小肉店是租来的约２０平方米的单间，前面卖肉，后面是一张床，这里也是他的家。妻子陈小兰忧郁地说：“我到现在也不愿意让他卖肉，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啊！”这个农村姑娘当年嫁给陆步轩是看中了他的文化，“可没想到，这文化现在一点儿也用不上。”陆步轩平静地听着，艰难的生活已经消磨了这位北大毕业生昔日的自信和风采。
１９８５年，长安县鸣犊镇农家少年陆步轩从引镇中学毕业，以高出本科线100 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北大中文系，是当年长安县的文科状元。四年苦读毕业后，陆步轩被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的县计委对这个高才生比较关心，借调他到机关工作。后来计委办企业，陆步轩自告奋勇去了企业，但几年后企业垮了，他失去了“饭碗”，以后他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长安县计委几经改制，后来变成长安区经贸局下属的工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陆步轩的情况，区经贸局也无能为力。陆步轩的单位“柴配厂”早已停产，去年厂里给他办了最低生活保障，对他也算是一点安慰。
２０００年，陆步轩租了房子开起了肉店，文弱书生操起了切肉刀。但卖肉的生意也不容易做，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忙到头，缴了水电费、房租后也就所剩无几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的理想被现实的生活负担所代替。陆步轩在说如今他不愿意看书时，表情有些痛苦。他说，自己还是喜欢研究语言，尤其是对方言很感兴趣。“其实我最适合去做编辑词典的工作。”言谈中，他流露出对“书桌”的向往。
陆步轩的遭遇也引起周围人们的关注与同情。记者到长安区经贸局采访时，他昔日的同事说，陆步轩是很有才华的，“现在这样太可惜了！他还年轻，应该有施展才华的地方”。
本报记者江雪照片上的我，背心，短裤，拖鞋，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旁边站着一位妇人，许多人以为是我的老婆，包括我昔日的同窗老白鸡，其实不然，她是买槽头肉的主顾。我若与这种人为伍，内心必备受煎熬，寝食难安，说不定有一天会“一头抢地耳”。
槽头肉即血脖子肉。肉肥而脏，带有淋巴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属肉中下品。有些生意人，贪图便宜，用之做馅，糊弄外八路。对于这类人，作为肉店，既离不开，又见不得。好肉买完，剩一些大油、骨头、槽头便是利润，倘没人要，变质了，等于折了利润，一天就算白忙活了；但这类人通常不出好价钱，大肉批发价三元钱一斤，槽头肉去皮两元，批发到二元五，仍给你两元，你爱卖不卖，反正他们总能买到，大肉愈涨价对他们愈有好处，以次充好，大发不义之财，你说气人不气人？
对付这种人，我自有办法。上午卖好肉时，你来绞肉馅儿，等待半天，我理都不理，权当没瞧见，反正你又不敢大声嚷嚷。待到下午，好肉卖完，才处理此等下渣。没人要怎么办？便宜呀！一块八、一块五毛钱一斤要不要？照片上的肉红白分明，看似不错，实乃下品，由此可见，李杰先生的摄影技艺何等高超。
果然是爆炸性新闻！
第二天是周六，天还未亮，我正在剔骨，书报亭老头喜眯眯地送过来一份《华商报》，神秘兮兮地说：“好好看看，有重大新闻，好消息！”
我正在忙碌着，来不及招呼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并未十分在意。老头讨了个没趣，丢下报纸，悻悻地走了。
自从肉店搬迁至此，与书报老头为邻接近两年，从未照顾过老头的生意，恐怕在老头的印象中，我可能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今天老头很诧异，兴冲冲地送报过来，热面孔碰着冷屁股，很没有颜面。回头想起此事，怪难为情的，几次寻思前去解释，又担心越解释越说不清，好在老头似乎并不介意，每次见我，依然笑容可掬。
天刚放亮，报贩子的叫卖声便悠忽传来，不绝于耳。我很奇怪，心中暗骂：“你们这帮蠢材，难道不知道我不识字吗？还喊叫个鸟！”
早晨八点，店前渐渐热闹起来，许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神情怪怪的。还有不少人买过肉，并不急于离去，而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站在肉店不远处，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害得我以为自己仪容仪表出了纰漏，偷偷跑进去照过好几次镜子。
听人讲，那天的《华商报》卖得特别火，不到上午十点，便被抢购一空。第二天，即7 月20日，《华商报》又推出“状元卖肉引出的人才话题”的专题报道，由此揭开了关于中国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大讨论的序幕。
一石击起千重浪，《华商报》连篇累牍的报道，打碎了我宁静的生活，一时之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舆论哗然。小店门前，更是车水马龙，宾客络绎。昔日名不见经传的眼镜肉店，顷刻之间，成为焦点地带。
《华商报》推出首篇报道的当天晚上，长安区政府办公室的一位科长便摆下饭局，差人约我。几年未见，此人从乡村教师一跃而为政府办科长，可谓官运亨通，仕途正旺。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际，我曾经想调入而最终未能如愿的某学校派人又至，两桌饭局顷刻挤在了一起【。52dzs。】，比见了亲人还热情，使我心里直犯嘀咕：“瞧那德行，若放在往日，街上碰到，恐怕也要绕道行走，装作未曾看见，这时却都来凑热闹。”
然而都是故人，颜面还须留住。好在我对烟、酒都很有感情，平日收摊，无论有无下酒菜，总要抿上两口，解解乏气。久而久之，居然上了瘾，一日不喝，便喉咙发痒，四肢乏力，浑身都不自在；几杯酒下肚，脸泛红光，印堂发亮，精神为之一振，全然是另一番景象。老白鸡一伙叫我“BEER CAR”，意即啤酒桶，我知道比酒囊饭袋好听不到哪儿去。人称“千杯不醉”，喝白酒以公斤计，啤酒则以吨位论。即使摆下鸿门大宴，我怕他个甚！于是，李玉和似的，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去赴宴。
此后几十天里，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外滩画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几十家新闻单位都加入了追踪报道的行列，全国各地几百乃至上千家媒体予以转载、评论。于是，一夜之间，我名动天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对于境外媒体，诸如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大公报》、凤凰卫视等媒体，我一概敬而远之，避而不见。
对于国内新闻单位，则是有选择地予以接待。这便引起了不少新闻记者的不满。譬如《某某都市报》的某记者，来过几次，我因为太忙，接待不周，最后干脆不来了，呆在家里，但凭一些道听途说，闭门造车，瞎编乱猜一气，杜撰起新闻来。像《三滴血》中他王妈，既想说媒，又怕跑路，给人家亲亲的姊妹俩说起媒来。真该掌嘴！
中央电视台是最早来西安采访我的国家级媒体，其二套《对话》栏目有两位导演，他们软磨硬缠，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消除疑虑，走进央视。他们在西安一呆就是十多天。我当时担心，自己倘到北京，身不由己，被他们请一帮专家、教授，拿起手术刀，大庭广众之下，三下五除二，解剖得体无完肤，最后只剩下槽头。被迫无奈，只能以肉店生意繁忙，走不开为由推托。他们在多次努力无果的情况下，抛出撒手锏，承诺只要我去北京一星期，做了他们的节目，则给我一万元的经济补偿。
一万元，那是我卖五百头猪的利润，五百头猪，并非狗，一头就有一百多斤肉，三个月也不一定能卖完，短短的一星期便能轻易获得，可谓日进千金，一万元对于相对贫困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看在人民币的情分上，我一时心有所动。但最终还是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未能成行，他们无功而返。
两位导演回京后，被领导狠剋了一顿，据说甚至以下岗相威胁。二位均是央视聘用人员，为保住饭碗，二次飞抵西安。这次，他们吸取了经验教训，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发誓即使生拉硬拽也要将我拽到北京；另一方面，直接带来了主持人陈伟宏与摄像，万一没辙，先斩后奏，就地处置。于是，在我不予配合的情形下，强行拍摄。资料传回北京，在主人公未到场的情况下展开“对话”。这在“对话”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后来，博士猪倌陈声贵想去央视露脸，托我联系。我想，为与我“对话”，他们费了多大的周折，现在有人主动送上门来，而且是留洋博士，文化文凭比我高出许多，还不是求之不得？没想到联系了S ××，他竟回答：
“二套‘对话’属于高端访问，对象是外国总统，业界名流，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上的。”
我碰了一鼻子灰，很没颜面。但想到自己一个破杀猪卖肉的，竟与美国总统布什先生，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韩国三星集团总裁尹钟龙先生等帝王将相相提并论，不禁又飘飘然起来，连自己姓啥为老几差点给忘记了。
《外滩画报》首席记者禄兴明，是个蒙古人，行事怪异，与众不同，我很喜欢；上海电视台《新闻追踪》编导李强、任军贤非常敬业，忍辱负重，锲而不舍，我清晨开门，立在门外，晚上打烊，守在门口，且携带设备先进，我曾一度误认为是境外记者，刻意回避，弄出不少笑话；还有《解放日报》记者陈佳勇，深谙迂回战术，倘在战争年代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不谈采访，先拉扯校友关系。他们都得以如愿，充分体现了大上海人之精明、干练，西北人望尘莫及。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小师妹刘喜梅与其同事李某，他们都是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我们相差十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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