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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看世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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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养性的所在。
我们一组五人,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是某中学老师,自幼生长于城市,对农村环境不适应,受不了蚊虫叮咬,吃不惯粗茶淡饭,加之新婚不久,不几天就告病回家。组长刘忠礼,我们戏称“国务院领导同志”,他对我们进行了分工,我只负责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与我无涉——我最烦轰轰烈烈走过场的政治运动了。而总结材料对于长期舞文弄墨的我来说,乃小菜一碟,即使不参加“社教”,凭以往的经验,呆在办公室,一包烟、几瓶酒便可以杜撰出来。
学校正在放暑假,我们的住处被暂时安排在村办小学的教工宿舍。对于我们的到来,村民们是疑惑的,村干部是客气的,都持观望态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因此,生活单调而沉闷。配合“社教”工作第一阶段的任务,早晨起来,到村广播室,宣传动员。村上抽调的老师,在街头巷尾刷写标语,上级检查时,便有一点搞政治运动的气息了。下午或者晚上,睡一觉醒来,深入田间地头,瓜棚农舍,与村民唠唠家常,调查摸底。
学校有台黑白电视机,放在会议室,其时正在播放亚运会的盛况,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除了围棋(事实上也是个臭棋篓子),对其他体育节目不感兴趣,包括足球。一帮人在那里或欢呼雀跃,或捶胸顿足,我心不在焉,激烈的体育比赛如同催眠曲,看着看着“神”就来了。一觉醒来,节目依旧,想扭到其他频道,一是无线电视,频道很少,二是大家都看体育比赛,满足了我一个人的愿望,却违拂了众意。我是个再平和不过的人,于是继续打盹。
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包括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于是生活便丰富多彩起来。开始是打乒乓球,下象棋,遗憾的是我们的水平都不高,我对围棋的兴趣最浓,可惜无人对弈,只能如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一般,演练左右互搏之术。渐渐地也觉得没劲,于是便想起了麻将。
除“国务院领导同志”之外,工作组还有一老一幼两位同志,年轻人拳猜得好,喝酒却不是我的对手,对于只划拳不喝酒的人,对饮起来太没有滋味了。老同志叫费维恭,我们后来称之“肺出恭”,他来自二轻海绵厂,听说其父很有学问,旧社会做过私塾先生,其弟兄五人的名字便是按“温、廉、恭、俭、让”之顺序排列的,颇有儒者韵味。可是老费却人和名不符,叫“维恭”不如叫“维俭”更为妥帖,可能是上天抑或其父搞错了吧。他有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可以说除了车铃不响之外,浑身都响,可老费却把它当作宝贝。用老费的话说“骑到哪儿放心,没人偷”。
他们在海绵厂时,没有象棋,谁也不愿意掏钱购买,老费想出一个妙招:用毛笔在碎海绵上写上“车、马、相、仕、将……”
“玩起来没什么两样。”
由此想到大学时,大家都想学围棋,可一副棋要十多元,将近一个月的生活费。于是分头装病,拿上学生证,花五分钱,在校医院挂过号,走到大夫面前,哼哼唧唧一番,形形色色的药丸、药片便领了出来,从中精选出两种颜色,代表黑、白,再找张纸画上棋盘,一副棋就现成了。我的棋艺就是从药丸练起的,所以对弈起来有种痨病的臭味。
我们给老费算过一笔账,“社教”进行了四个多月,老费的花销最少,总共只有七分钱,还是工作组刚进村时,老费第一个来,晚上蚊虫太多,实在无法入眠,老费狠了狠心,买了一盒蚊香,计七角二分钱,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陆续都来了,老费便收起了自己的蚊香。一盒蚊香十片,老费用过一片,计七分二厘钱,四舍五入,这笔账连小学生都会算。
“不赌钱,我玩。”老费说,老费喜欢麻将,在厂里也经常玩,县办企业,工人们收入低,是不挂彩头的。
打“素”麻将比下棋更没意思,工作组又不能与村民将麻将打成一片,所以,我们的牌局经常处在“三缺一”的状态。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知道了我们的窘境,便时不时地给我们补缺。有时人溢出来了,便在那儿候补,织毛衣、聊天,等待“踢死”者下场候补。有时实在凑不齐人,也与老费下下棋,气氛自然而温馨。
老费下棋很有意思,他喜欢用“车”,把“车”死死地攥在手里,在棋盘上来回地试,“这儿不行,这儿还不行,对,就这儿,好,把你的‘马’吃了。”这样,老费的“车”拐了一个大弯吃掉了别人的“马”,然后老费小孩子似的拍着手,笑得前仰后合。别人也不与他计较,不赢房子不赢地的,粗脖子涨脸有啥意思?
牌局是激烈而吸引人的,有时分不出胜负就会通宵达旦,好在白天的事并不多,照例可以睡到日上三竿,然后晃晃悠悠地过个白天。
宣传动员、调查走访阶段结束以后,“社教”工作进入民主选举,清理财务阶段,相对于前一时期,这个阶段的工作明显多了起来。由于学校放假,我们也从教工宿舍搬到了村民家中。
按照原来的商定,我只负责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我可撒手不管。可是搬到村民家中之后,他们出去工作,剩下我一人独自看家,倍感无聊。吃了睡,睡了吃,直睡得没日没夜,昏昏沉沉,腰杆子像散了架。为了解闷,便与他们一道,自动承担了工作。
该村有一户村办造纸厂,生产中低档卫生纸,厂长由村长兼任。企业事多,厂长三天两头出差,村子里的事不能兼顾,别人又不便插手。镇上曾多次做其工作,让其村长、厂长任选其一,都没有办到,成为老大难问题。我们换了个角度,与其约了牌局,不谈工作,专门打麻将。斗至正酣,老费非拉着下棋不行。村长无奈,边打牌边下棋,结果兴牌打成了背牌,输掉了好几百元,棋也未占得便宜,让老费给杀得人仰马翻。后来,他主动放弃了村长之位,专心经营他的企业去了。
还有一位副书记,干了十多年村官,年龄大了,可官当上了瘾,死活不肯让位,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日看央视“新闻联播”,其中提到“中顾委”,从中受到了启发,破例给他封了个“顾问”的头衔,退到了二线——中央还设有顾问委员会呢,而且中央出台的重大决策,还得请示中顾委的老同志。老头当了太上皇,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地交出了权力。
结合村“两委会”改选,我们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领导下,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清财”小组,集中到村办公室,对村里多年来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审计、清理,最后公布上墙,群众基本满意。
改选后的“两委会”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合理,工作配合默契,很快就解决了村上的其他遗留问题。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各项工作却走到了整个“社教”工作队的前列。与我们相反,相邻的村子,因工作方法欠妥,发生了部分群众驱赶、殴打工作组成员的恶性事件,不得不动用公安机关,弄得狼狈万分。
工作组刚进村时,村上送我们每人两件宝——手电筒与雨靴。别看不值钱,可非常实用,因村里的道路实在太差劲了,晴天尘土飞扬,下雨泥泞难行,是名副其实的“水泥路”。在村子工作了一段时间,切身感受到了行路之不易,对村子也有了感情。于是我们商定,借“社教”之东风,为村民办点实实在在的事,其一,将野外的低压电线改为地埋线,既保证安全用电又防止小偷盗割,保证了天旱时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转;其二,鼓励、支持部分感兴趣的村民种植大棚蔬菜,增加农民收入;其三,对村子建设重新规划,拓宽主要街道、道路,表面硬化,美化村容村貌。但由于一些村民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目光,有些村民没有经济力量,拆迁阻力太大,加之工作组时间仓促,只是绘制了蓝图,未能付诸实施。
几年之后,在街道上遇见当年的村支书,如今已是马王镇经委主任了,他兴奋地告诉我:当年的蓝图已经实现,并邀我抽空回村看看。可惜的是,这些年来,一直为生活奔波,几次去户县大王镇屠宰场,路过村口,都没有进村看看,终成一桩憾事。
八分流下海(1 )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机关就开始酝酿分流。在我下乡“社教”期间,领导就指示我拟订经济实体的章程及管理细则,默默做着前期准备工作。“社教”结束,我回机关不久,一名即将退休的副局长就带领着十多名老、弱、病、残者迫不及待地“下海”了。
这倒有点像赶着鸭子上架,或者公鸡穿上泳装下水学鸭子,首先是滑稽,其次担心会不会被淹死。
我是唯一一名心甘情愿下海者,倒不是为了淘金,捞一把,发笔洋财。我虽贫穷,对金钱却看得极淡,饿不着肚子就行。恼的是在单位最苦、最累,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宛如建筑工地上的民工,盖的高楼大厦,住的茅草窝棚,混到底也不过是个编外人士,打工一族,倒不如出去闯闯,说不定别有洞天。即使失败,个人损失亦不会太大,毕竟我是企业身份,泥饭碗,打碎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不过,不用担心,工业局承诺:投资三百万,保证工资,原来一切待遇不变,直到企业成功产生效益。这倒如同穿着救生衣下水一般,保赚不赔,使得学鸭子游水的公鸡有惊无险,还有可能进化成鸭子,更有甚者,超过鸭子,取得游泳比赛的名次也是未知。
但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张空头支票,这个救生衣是用牛皮纸做的,见水受了潮,用力一吹,便破了。当时工业局的资金已经相当困难,职工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正常的办公经费难以为继,就连当年修建的办公楼工程款还尚未结清,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几间办公室依然被建筑队占领着,与建筑队合署办公,搞得机关不像机关,工程队不是工程队,不伦不类的,不知出出进进坐着高级轿车的领导们脸红也不红。
在一没有资金、二没有项目的情况下,我连同一帮老头老太太们开始兴办实业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当益壮”“白手起家”。《后汉书。马援传》:“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北大中文系如果能把课堂移置于此,保证教过的知识学生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首先发动职工们集资,名义上是集资,实则硬性摊派,工资里扣除,将计经委南院邻街的门房与废弃的车库拆除,改建成两间两层门面房,计划开设新特医药店。信息时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不,尚在基建之中,生意就来了。
据可靠情报,外地某药材市场猪苓紧缺,价格一路飙升,而周至县药材公司就有大量存货。为此,专门在县外贸公司与药材公司请了两名专家,我陪同着前往周至考察验货。
“货真价实!”我回来如实向领导汇报,经过研究,领导们亦认为生意可做。但七八万元的周转资金却难煞了领导。职工集资已不再现实,因为账面无钱,工资还没着落。企业去借?企业也在等米下锅,哪有隔夜之炊!生意终于未能做成,事后自我解嘲:“货运过去,说不定已货满为患,价就跌了,未必赚钱,赔钱的可能也有。”
“也可能如《江湖八大门》中的循门,周至人为卖滞销猪苓而特意摆设的‘请君入瓮’的圈套。”
吃不到葡萄,葡萄也就变了味。
第一笔生意还未开始,就宣告流产,出师不利,按迷信的说法,是不祥的前兆。这时,倘若就此打住,及早回头,也不至于后来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当时,我已有灰心之意,然而副局长势单力薄,诚挚地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分上,我也考虑到,自己参加工作已三年有余,调入机关希望渺茫,企业又面临倒闭,与其两头吊着,倒不如破釜沉舟,与副局长一起打拼,成功了,皆大欢喜;万一失败,权当人生旅途的经验教训。
虽然一起下海的人数不少,可大都是老太太,坐在办公室,看看门户,接听电话,抄抄写写还勉强凑合,而兴办实体仅仅依靠接听电话、写写画画显然太过离谱。因此,真正鞍前马后,跑腿办事的仅我一人而已。
~5‘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跑工商,找银行,办税务,总算完成了实体的一些手续,其名称为“长安通达实业总公司”,期望公司既“通”且“达”,四通八达,副局长任总经理,法人代表。
~1‘这位副局长,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中等专业学校,是位高级电气工程师。为了照顾家庭,叶落归根,80年代,从铁路电力系统调入地方,曾在长安工业系统技术改造中作出过突出贡献。然而,作为十三朝古都,风水宝地,长安贤能辈出,一个小小的高工只能算作沧海一粟,在其同班同学早已是地市级高官,权倾一方时,县上才照顾情绪似的,在他临近退休之时,安排了县工业局副局长,副科级,也算是荣归故里,对家乡父老有所交代。
~7‘但无论如何,副局长与我,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结下了非凡的战斗友谊,可谓情同父子。遇事,我爱请教他;工作中,他也总差遣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年轻力壮,手脚勤快,可供他调遣的也仅我一人。
~z‘不久,长安通达实业总公司先后办起了色纸厂和复合肥厂。色纸厂依托县造纸厂,将造纸厂的凸版纸赊来,在泾阳县购买了一台简陋的小设备,雇用了两名工人,利用一间废弃的车库,染上颜料,变成花花绿绿的有色纸,再赊销出去,就完成了工艺流程;复合肥厂则更简单,厂址干脆就设在县氮肥厂,连厂房都不用租借,多么省事、省钱,又省力。
~小‘工业局的一把手是位化工高级工程师,对化工行业情有独钟。按照领导的旨意,接着我们筹建化工厂。鉴于前两个企业只是一个概念,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与任何科技含量,这次,领导们下定决心,要在科技含量、产品附加值上下大力气,设想要将未来的化工厂建成公司的龙头企业。为此,专门在西安轴承厂抽调了一名懂技术的同志,叫秦××,协助我们工作。我们轻信了领导们的信誓旦旦,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艰难地开始了化工厂的筹备工作。
~说‘20世纪90年代,报刊、电视都大肆渲染: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谁拥有了信息,就掌握了主动权。那段时间无论读报还是看电视,我都一改以往浏览新闻的习惯,而把最烦人的广告作为每天的必修课。领导也常常告诫我们:要勤走走,多看看,时刻掌握市场动态,注意捕捉有价值的信息。
~网‘一日,我与秦××漫无目的地在西安街头溜达。走到小寨,看见一群人聚集在军人服务社前,好奇心促使我们前去探个究竟,原来,相邻的宁陕县武装部,开发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仿瓷涂料,在军人服务社前大肆宣传,并橱窗展出。我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向工业局领导汇报后,副局长、我、秦××连夜奔赴宁陕县,唯恐别人捷足先登,抢占了先机。
我们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了宁陕县武装部。厂长不在,工作人员很热情,带我们参观了展室,看了产品说明。我们提出进厂参观,工作人员一口回绝。看来没有商量的可能,只有见到了厂长,另想办法。于是我们以价格太高为由,留下电话,告辞而出。
回到招待所,我们设计了几套方案,又都一一否定。正饥肠辘辘,拿不定主意之际,电话过来,厂长回来了。我等灵机一动,何不发挥我的专业所长,在酒桌子上想办法,说不定厂长会不胜酒力而酒后吐真言。
我们与厂长在一家饭店见了面,寒暄了一番,酒菜便上来了。副局长放下领导的架子,充当了一回“酒司令”的角色,使劲地给厂长斟酒、劝酒,同时令我作陪,希望借着酒力,能从厂长口中套出有用的情报。岂料这位厂长十分笃信,酒量也非同凡响,两瓶汾酒下肚,一边作陪的我已经开始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了,而厂长却身醉心不醉,仍然守口如瓶,顾左右而言他,颇具外交家的风范。
实在套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副局长孤注一掷,据实以告,提出要购买此项技术,而且出价不菲。厂长此时已吐字不清,但还未被酒精冲昏头脑,摆手摇头,绝无回旋的余地。总之,盘桓数日,白白扔掉了几百元宝贵的资金,无功而返。
愈神秘的东西,愈刺激人们的欲望。宁陕之行,给仿瓷涂料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我们牵肠挂肚,欲罢不能,最终成为我等创业道路上挫折的开端。
世界有时真他妈的小。
说起来很凑巧,活该我在仿瓷涂料上栽跟头。宁陕之行的影子还萦绕于脑际,我还在苦苦思索着能使该厂长改变主意的良策,细心的局长又从《科技日报》上得到消息:北京通县博大化工厂已开发出同类技术。鉴于我对北京情况比较熟悉,领导们一商量,当即决定,委派我前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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