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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现在它们都累得低下了头，但是和那种呆板的评论家相比，却依然显得生机盎然。这位批评家无疑代表着那些面带菜色、脾气暴躁的笨蛋，他试图能够阻止童话中学生和小伊达之间天真烂漫的谈话，在他们的谈话中，他竟然会不知趣地插话：“无论如何也要拦住那个孩子！那是一个愚蠢的白日梦！”
　　通过第一次出版的4本童话小说，安徒生发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手法，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让这些小男孩和小女孩们的童真话语，更具有想象力和幻想力，然后，再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以一种反叛者的姿态，直面教育制度的桎梏和父母的压抑。当然，批评家们绝对不会容忍这4本童话小说中流露出的无政府主义基调肆意纵横，挑战时代的主旋律。穆尔贝奇早在1830年便已经对此进行了反击，但是在1835年，安徒生则收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讯息，此间，《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的第1卷于5月份正式出版。第2卷在12月面世，安徒生希望这套包括《拇指姑娘》、《顽皮的孩子》和《旅行同伴》等故事在内的故事集能成为圣诞节最畅销的礼物。但是事情并没有像预想的那么顺利。喊打声一时间风声鹤唳。甚至像B*9郾S*9郾英吉曼这样富于孩子气的天真的人，也对安徒生的第一套故事集开始犹犹豫豫了，他建议作家不要再写类似这样的故事了。但是从两个人在年底的通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吉曼已经对这种童话故事的新风格予以了肯定，当时，第2卷已经正式出版，其中就包括《拇指姑娘》———她是英吉曼心中的女英雄。
　　1835年，外界对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反应更加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等了整整1年才出版第3卷故事集。这套故事集包括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童话故事：《小人鱼》和《皇帝的新装》。在书中名为《致成年读者》的前言中，作家对外界对其小说的批评做出了响应。安徒生指出，迄今为止，他所创作的任何文学作品没有像这7个童话故事这样，遭到如此之多的批评。在夹杂着痛苦和讽刺的语气中，安徒生威胁这些童话的老读者：这些故事很可能是最后的故事了：
　　“很多人的评论都是我极为重视的，有些人赞扬这些作品是我所有创作中最出色的，但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些童话故事毫无意义，并劝我不要再继续写下去了。这种存在着天壤之别的评价，以及官方评论对这些作品的视而不见，他们对此采用了‘显而易见的漠视’态度，这严重削弱了我继续创作这类文学作品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了1年的时间才开始创作第3卷的原因。……在一个像丹麦这样的小国家里，作家永远只能做穷人。荣誉是他所追求的唯一的金戒指。至于我能否借助这些童话故事抓住这个金戒指，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的确，在开始的时候，安徒生的前两卷童话作品遭到了“显而易见的漠视”。从第1卷出版一直到包括1837年一整年在内的这段时期里，只出现了4篇公开发表的评论，而只有一篇是出现在1835年5月，其它3篇分别发表于1836年到1837年期间。另一方面，所有4篇评论却都无一例外地针对成年作家对这种童话故事流派的运用以及他对儿童及儿童培养的观点，展开了乐此不疲的讨论。如果说评论家对一部作品没有作出任何评论，或是在它面世很久之后才做出评论，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学作品影响所具有的滞后性表现，那么，针对《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的后3篇评论就应该是这种滞后性的表现，因而绝对不应该理解为评论家们的漠不关心或是无动于衷。人们对这些故事的评价大多归结为这样的辞藻：“有毒的”、“轻率的”、“自欺欺人”以及“不文雅”等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不仅彻底颠覆了当时的文学教条———比如说，童话故事应该坚持虔诚和教育意义的传统———而且还对以往时代中有关儿童天然社会地位的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挑战。评论家们指责这些童话故事无论是在美学还是在道德意义上，都践踏了社会的传统观念。此外，他们还认为，一些故事不仅对文学本身，而且对孩子及其父母都存在着直接的危害。
　　

第一部童话作品（4）
在一份报纸上，批评家兼作家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对安徒生的上述童话故事以及另一本名为《1835年送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的童话故事集进行了评论。正如我们在先前提到的那样，穆尔贝奇是当时的童话作品高产作家之一。在圣诞节期间，他出版了根据丹麦及外国童话故事改编的幼儿故事集和诗选。在这本出版于1935年圣诞节的书中，在极其乏味的前言中，作者像说悄悄话一样对他的年轻读者们说，如果他们喜欢这些故事，就一定要提醒父母，他们马上就会看到另一本童话集，这本书肯定会在下一个圣诞节出版。这显然是一种让儿童来资助作家的观点，而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恰恰坚决地抵制这种观点。这就是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为什么会遭到这些评论家无情的抨击。在1835年圣诞节期间，评论家们专门对这两本童话故事进行了比较，最终的结果是：与安徒生那种“试图借助一种更生动、但却更杂乱无章的口语叙事方式”相比，穆尔贝奇这种直白而简单的叙述风格更适合于儿童，也有利于儿童。
　　如果对创作于1835年到1837年期间的这4篇评论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批评无不源于一套已经为社会所接受的教条。第一个原则认为，文学作品的写作方式绝对不允许采用口语化的语言。早在这些针对儿童的故事问世之前，一个批评家就曾经措辞严厉地指出，对于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学作品，“以如此杂乱无章的文笔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即便这种表达方式在口头交流的情况下是极其完美的”。在19世纪30年代，人们认为以口语方式进行写作，破坏了文学最本质、最美好的本性。以思想中的自由语言———就像安徒生那些写给孩子们的童话故事一样，用咕哝、哼唧和呜咽的口气，或是平铺直叙的方式，说出作家心中的话———来代替标准写作语言，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导致童话故事文法出现冲突的第二个原则是儿童本性的观点。安徒生一直在自己的故事里赋予这些儿童人物以活泼、独立的角色，就像《小伊达的花儿》中那样。在评论家们看来，这个故事显然与童话故事的传统形式背道而驰，把自己放纵到了一个病态的儿童世界之中。它意味着，读者们甚至身临其境地倾听伊达和两个挪威表哥之间的悄悄话，“因为他们没有枪炮”，所以3个孩子密谋带上威力强大的弓箭，假借举行葬礼的时机把箭射在墓地上。这就是安徒生童话的结尾方式，不需要任何成年人走到故事中，告诉孩子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批评家们则认为，以如此现实而残酷的手法描写儿童和动物们的世界，不仅缺乏文学的美感，而且是危险的。安徒生的语言过于形象、过于直白，以至于它已经超越了成年人和儿童之间完全必要的认知界限，以及他们在教育上应有的合理距离，如果故事的讲述者与儿童在性格上过于相似，必然会严重破坏儿童的自我形象。童话故事应该是搭建在儿童教育和强制管教之间的一个桥梁。正如《丹麦文学时报》中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都知道，不能让孩子们有机会感到，他们可以骑上高头大马，或是觉得自己举足轻重。他们应该得到的，就是被控制、被主导，这也是他们最愿意听到的事情。”
　　安徒生所挑战的第三个准则是童话故事必须包含着可见的信息和正统的道德观念。一位评论家在“Dannora”杂志中声称，以他的观点来看，他不敢保证这些童话没有害处。他挑衅性地向读者发问，他们的孩子阅读这本书是否仅仅为了娱乐，哪怕是在他们无事可做的时候：“至少从私人角度上来说，那些希望给孩子们读一些东西的父母，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娱乐，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这位批评家还认为，《豌豆公主》不仅在文笔上不够优雅，而且在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以至于一个孩子可能会从中吸取错误的认识：这样一个高贵的女士一定会有娇嫩的皮肤。”
　　这就是1835年到1836年期间，人们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和理解。一个批评家曾经以期待的口吻指出，如果未来再出现一个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样的天才，他绝对“不会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为孩子们写童话故事方面”，甚至安徒生的好朋友，B*9郾S*9郾英吉曼也说过这样的话。的确，安徒生关于孩子的观念，关于童年是人生中具有独立而内在意义和重要价值的时期的观点以及他对于儿童生活所持有的观点，一直被外界批驳为异类。对于这些思想，就如同早已经逝去的让…雅克？鲁索，很多人已经把它们埋葬到了遥远的记忆中。在一个追求常规、舒适和高雅举止的年代里———也就是后来逐渐被人们称为彼德麦时代，安徒生童话中孩子们的自由和勇敢，当然是不会被人们所认同。
　　

对儿童生活的膜拜（1）
19世纪30年代，安徒生对于丹麦文学界批评家们的声讨采取了回绝的态度，他继续平静地创作着自己所钟爱的童话故事，尽管他在当时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正是一种给他的将来带来辉煌与荣耀的文学流派。由于童话故事一直只是附属于小说、诗歌和戏剧等艺术形式之外的选择，因此，直到1840年之前，在他所出版的童话故事中，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谨慎和疑虑。在1840年到1841年期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开始近东旅行之前，创作了17篇相互独立的童话故事。与随后的几十年相比，这只是一个相当有限的数字。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安徒生的童话已经成型并自成一体，丹麦评论家们的指责似乎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他的童话故事一路高歌地跨越哥本哈根的城墙，飞越丹麦的疆界，直达欧洲的中心。中欧人似乎对这个丹麦年轻人的即兴创作能力有着更多的理解力，同时也更感兴趣。在他所创作的诗词、小说、游记戏剧和童话故事中，充满了浪漫人性观的印记。此外，他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优雅的故事，在创作于1843年的童话故事《丑小鸭》中被人们推崇备至。该书出版不久便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并很快就成为安徒生的名片，让他成为欧洲各地上层名流之间的焦点人物、皇宫官邸中的常客。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能比丹麦人更快地理解到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的划时代意义。他们意识到并承认，安徒生所创作的文体代表了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延伸和创新。他们也由衷地叹服，此前的任何浪漫主义作家都无法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现在所做的那样，以如此令人震撼的方式把儿童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事实上，这条主线在他的著作里无处不在，并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发展延续着。在此时期，安徒生也一直在自己的创作中乐此不疲地尝试着赋予儿童及儿童生活以更大的表演空间。在他的首部小说《徒步之旅》以及他的前两部诗作《诗集》和《幻想与随笔》中，我们已经看到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形式的儿童生活和儿童气质。例如，在诗歌《凡塔瑟斯》中，诗歌的讲述者就非常清楚地表示，他的艺术植根于纯真的孩子气和他们爱玩的天性，诗歌已经不仅仅是在暗示，而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宁愿生活在孩子们的房间里，也不愿意呆在沙龙中：
　　我自己就是一个孩子，我更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玩耍，
　　他们最能了解我那魔幻的世界；
　　无论是在小木屋，还是在城堡，他们最能体会我的内心世界，
　　我有着如此令人惊叹的财富。
　　我们不知道生活的艰辛和悲伤，
　　对于我们来说，小木屋的角落便是骑士的城堡，
　　哪怕只是一根棍子，也会变成勇敢而高贵的战马，
　　小燕子则是城堡的头号歌唱家。
　　通过“和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然后再把他的魔幻世界搬到自己的童话故事中，安徒生给19世纪的艺术和科学带来了无数新的、不可缺少的推动力。浪漫主义把儿童放在诗歌圣坛至高无上的地方，让孩子的天性成为作家永不放弃的理想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1835年，安徒生走上世界的舞台，让孩子们走下圣坛，伴着他朴实无华的语言，走进他的文学作品。在这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也无论年纪大小，都有着同样“天真的声音”，用他们那最美妙的语言和诗句，颠覆一切原本貌似真理的谬误，戳穿所有成人的谎言。“但是他什么也没穿啊！”当赤身裸体的皇帝穿着“新衣服”穿过人群的时候，小男孩在瞠目结舌的成人中说，于是，人群一齐叫着：“但是他什么也没穿啊！”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在安徒生于1826年创作的诗歌《垂死的孩子》中，我们见证了社会舆论声音和观念方面从成年人到儿童的转化。在世界文学史中，青少年一直是一个被动的客体，但是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艺术中，他们成为积极的主体，他们可以去说话，去思考，去感觉，也可以去想象。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为我们指明所有人都拥有的创造力源泉。这些心理上的价值，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幸免于压制甚至是扼杀，那么将会在未来的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种把儿童生活视为人生中一个特别阶段的思想最早出现于17世纪末，当时，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洛克以及18世纪的让…雅克？鲁索，首先认识到儿童培养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1300年左右，但丁？阿利格耶里的文学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在他的作品中，所有孩子都被留在地狱的边缘（这里是善良的非基督徒或未受洗礼者的灵魂归宿处），婴儿不会被送到地狱、炼狱或是天堂，因为在但丁的伟大史诗《神曲》里，来世只属于成年人的灵魂，只涉及那些已经完全长大成人者的灵魂。在中世纪，婴儿的高死亡率并不是成人将这些小生命视为可有可无的唯一原因。在欧洲的婴儿中，有一半活不过5岁，而那些能克服儿童生活疾病和险境侵袭的孩子，马上便会被纳入到过于成人化的生活方式中。儿童不得不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空间，同时，通过让自己融入到成人的工作及生活方式中，维持自己的生存。无论是在工作时间里，还是在闲暇时间，儿童都需要被视为“小大人”。在16世纪画家彼得？布勒哲尔的作品中，这一点体现得极为明显，在他的作品中，孩子们往往被描绘成开心的样子，但是，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游戏，什么是真正的抗争。而在农村，儿童实际上是在社会地位和性方面受到双重剥削的奴隶。
　　

对儿童生活的膜拜（2）
在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一种关于儿童和儿童生活的新观点。一些作家和思想家，譬如拉伯雷、蒙田、洛克、斯威夫特和笛福，把“孩子”和“野蛮人”看作是现代社会中原始人的唯一残留物。在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特别是在思想上和让…雅克？鲁索的作品中，儿童成为理想人的一个范例。但是在启蒙运动中，我们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儿童的呼声，而且在前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很少能看到其中的儿童角色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人。但鲁索的作品却是一个例外，他为提升儿童生活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之成为现实；在1800年左右，儿童开始借助于全面的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作品中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一运动的源头是德国和英国，在这里，作家和画家们对于儿童和儿童生活作品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他们的投入，就社会对人的意识和教育的广泛而普遍的关注而言，构成了进一步推动这种关注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鲁索受到约翰？洛克的启发。约翰？洛克在19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一个孩子的性格必须通过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教育才能得以发展，同时，还应对书本学习以外的教育给予更多的重视。18世纪60年代，鲁索第一次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他认为，儿童时期是人生不可忽视的一个阶段，它不仅是独立的，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一时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最接近于自然的状态，或者说接近于人的本性。“人性本善”是鲁索的观点。“因此，应该赋予儿童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只有这样，上天赋予他的天分才能得到尽可能的发展。让孩子去看、去触摸这个世界吧！”在创作于1762年的小说兼作教材的《爱弥儿》中，这种类型的孩子成为作品的焦点。在这本书中，鲁索大胆地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