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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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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一样旋即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他说:“他毕竟是我献出‘du’的第一个人。”
事实上,奥托对男性友情的崇拜和尊奉是如此的敬仰,以至于他甚至担心,如果不用正式的称呼,就会让这种诗意般高尚的友情庸俗不堪,而且会削弱那种存在于遥不可及的爱与渴望之中的激情。一方面,奥托在内心渴望着有一天能对威廉说出“du”。另一方面,他却希望继续用这个中规中矩的“de”,以维护和升华心中的这个理想,这两个男人也许应该用最纯洁、最天真的方式去交往。这样,他们的友谊将在彼此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达到一个高尚的境界,这绝不是肉体上的亲近,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偎依。一个“合二为一的灵魂”由此而诞生。只有用浪漫主义对现实的态度,即精神是完全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存在,我们才有可能理解这一切。两个男人之间友谊的唯一纽带只能是他们的灵魂,就像奥托和威廉那样———或者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爱德华?科林,这样,他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在非物质层面得以相识、相处和相知。而这种沟通最主要的方式无疑是书信,通过这种渠道,他们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去相互拥抱、亲吻和爱抚,却不会显得过于淫荡。这仅仅是思想上的兴奋和放纵,或者像安徒生在小说第18章所描写的那样:“他用自己的嘴唇亲吻着写有威廉名字的页角,此时,他的心中完全被高尚的友情所占据。”因此,隐私、秘密和神圣的外表构成了这种友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克尔恺郭尔在《非此即彼》中也曾经提到过,任何一种事物都不可能像秘密那样充满了诱惑和诅咒。只要还是一个秘密,就包含着一种无法比拟的能量。正如威廉这样对奥托说:
“毫无疑问,精妙和脆弱是秘密所固有的本性,以至于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也没有胆量吐出隐藏在心中的秘密。只要我们保护着一个秘密,它就永远是我们的俘虏,但一旦我们放飞了它,我们自己就会成为它的俘虏。可是,奥托!你是那么的让我痴迷,我对你的信任,就如同信任我自己的心!它包含着一个秘密,让我沈浸在快乐和幸福的潮水中。”
在《O?郾T?郾》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于从青少年和成年这段困难而敏感的时期所进行的详细描写。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婚姻和家庭生活就摆在面前的时候,奥托和威廉为何会如此难以从情感的纽带上去看待自己的感受。就像浪漫主义时代敏感友谊中的许多年轻男子一样,奥托和威廉同样也希望利用对方帮助自己去迎接人生中一次伟大的飞跃。这种互惠互利的亲密关系包含着感情上的寄托、支持和关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与其它男人建立的友情经常会变成与其它人共享生活的开始。同时,这也是一种通向婚姻之路的神圣转变。但是,在这种两个年轻男人之间的敏感友谊背后,同样也隐藏着友谊在不经意之间土崩瓦解的危险。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本人就在自己的人生中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因为年轻的男子很容易为了出现在他们生命中的女人而抛弃他。很明显,许多男性朋友把与作家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作一种精神上的体验,从而为他们的婚姻进行感情上的准备。比如在1834年,安徒生的一个男朋友、法律大学生奥托?穆勒,就曾经向他敞开了所有的“内心房间”。穆勒在信中就是这样写的,在信中,他开诚布公地让作家游历了自己内心的每一个角落。正如穆勒所言,这里的房间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它是为未来的异性新娘而保留的空间:
合二为一的灵魂(2)
“你会发现,我内心的房间被众多朋友和女人所分享着;很多曾经来到这里、但现在却已经离开我生活的迷人女孩,都在这里留下了她们的足迹,但是,这里依然为即将来临的美丽的妙龄女郎准备了属于她们的空间,感谢上帝,因为现在的我还是自由的。”
但是奥托?穆勒并不是唯一以男性友谊去换取婚姻的人。事实上,在安徒生的一生中,他曾经试图与很多男人建立长久的男性友谊关系———19世纪30年代是奥托、路德维格?穆勒兄弟、克里斯蒂安?沃伊格特和爱德华?科林;40年代主要是亨里克?斯丹普和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而60年代则是芭蕾舞演员哈罗德?沙夫和画家卡尔?布罗赫;所有这些人都只和安徒生维持短暂的敏感关系,然后便因为订婚和结婚而消失在这段友谊之外,留下的是这个单身汉和他那邋遢的睡帽:
“每一个人都在订婚!爱德华?科林和他的杰特很满意;我经常拜访杰特的家,看到这对快乐幸福的爱人。我是那么的可笑,但我却无法控制自己;每当我听到某个人已经订婚的消息,就陷入到痛苦当中!尽管上帝知道,对于每一个离开我的人,我都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爱。”
用“du”称呼我(1)
这两个人到底是怎样成为朋友的呢?科林在19世纪20年代在回忆安徒生的时候曾经说,那个长得很快的男孩“长着一张成熟的长脸,黯淡的眼神,苍白的头发,一条黄色的棉布裤子,裤腿刚刚能盖住小腿”。
初次见面的第一眼当然谈不上什么亲切感。如果我们读过安徒生《自传》的话,就会看到,安徒生在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喜欢爱德华?科林。每次乔纳斯?科林的这个被监护人来到斯特兰德斯特拉德,哪怕只是简短地拜访一下,乔纳斯?科林的这个二儿子都会以冷酷和敌意来迎接他。“爱德华对我总是这样的冷酷,令人难以接近,所以我相信他根本就不可能接受我,他对我如此的傲慢,他甚至就是我的敌人。”但是当安徒生在1827年从赫尔辛格回到哥本哈根、并在克里斯钦港的希伯来人———穆勒帮助下完成学业之后,两个人都经历了一段明显的成熟期。正如爱德华?科林在书中对安徒生的描写:“当他再次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很自然地会马上联想起他以前的模样,我吃惊地发现,他的身体发育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
1828年,乔纳斯?科林毫不吝啬地把父亲般的赞美送给这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以上帝的名义,沿着你一直期待的道路走下去;那肯定是你最好的归宿!”同时,他还让正在学习法律而且曾经帮安徒生学习拉丁文的儿子,继续指导在思想上尚不稳定的安徒生。无论是在写作还是社交礼仪方面,安徒生都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说起拼写,安徒生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天才。他的“韵律魔鬼”总是在他的头脑里翻江倒海、无拘无束。以至于尽管职务繁多的乔纳斯?科林有很多事要做,还是让他20岁的儿子担任安徒生的指导老师和顾问。对于安徒生来说,无论是他的语法技巧,还是社交礼仪和财务知识,都需要爱德华给以特别的关注。如果没有爱德华?科林这种意义非凡的合作,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就不可能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之间取得如此大的进步。1832年,安徒生曾经写道,现在,他开始信任爱德华了,当时的爱德华刚刚通过律师考试,梦想着有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事业。即使用尽想象力,他也不可能梦想到,仅仅是教拉丁文习作这段短暂而正式的相处,竟然会发展得如此富有激情,乃至升华为两人之间一生的友情。用安徒生的话说,两个人在这方面是“非常不同”的。
最初这种充斥着社会地位和思维差异的极不匹配的兄弟关系,很快便发展成为另一种相互之间的尊重和迷恋。1820年的夏天,科林还对安徒生的真正想法心怀疑虑。这一点在两人的第一次通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在作家去菲英岛夏季旅游之前,科林拜访了安徒生。科林表现得非常友好,以至于安徒生在欧登塞所写的回信中说道:“非常感谢你的造访,在我离开的前夜,这绝对是莫大的荣耀。我必须告诉你,有了你的支持,我会无比的强大,因为你是待我最诚挚的一个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随着安徒生在意志上的强大,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迅速发展。两个男人找到了共同的兴趣点,而不仅仅是拉丁文习作。他们的信中开始出现了一些直言不讳的调侃,时常夹带着露骨的轻浮,甚至一向讲究适度和约束的爱德华?科林也不例外。但总的看来,这种基调还是安徒生首先打下的,他小心谨慎地尝试着去赢得这个新朋友、新兄弟,很快,信中便充斥了大量的诗词和感情的暗流,这让爱德华感到有些震惊,于是,他开始对此提防起来。事实上,这也成为他们在以后40年之间书信来往的模式和主题。每一次科林的反应都是相同的:每当安徒生激情四射的时候,他便立即缩短原本已经很收敛的书信,而且回复会越来越简洁,有的时候,干脆保持沉默,对安徒生这种企图建立亲昵关系的信件视而不见。
在1830年到1831年期间,忙碌的诗人开始用真诚的纯洁和情感来处理与这位新朋友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安徒生的信中,他一直是一个主动出击的诱惑者。不久,用为数不多的几封信,安徒生便在自己所渴望的猎物周围编织起一张不断缩紧的网。诗歌和散文巧妙而富于激情地交织在1830年到1831年期间写下的信中。很多次,年轻的科林发现,自己已经被笼罩在一个原本不想置于其中的环境之中,而且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它所诱惑。尽管安徒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仍然勇敢地试图穿越朋友那扇紧锁的心门。正如他在1819年所采取的举措:按响了哥本哈根所有的门铃,像信使那样,用书信打开那扇梦想和渴望的大门。
1831年的早夏,在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友情故事中,这段最富于戏剧性的部分出现了第一个大转弯。5月,作家正准备踏上哈茨、德累斯顿和柏林的浪漫之旅。而在前一年的冬天,他就已经向好友倾诉了自己与里伯格?沃伊格特之间并不愉快的爱情。但是,他在整个德国之旅中发给家里的信中———事实上,轮船刚刚拉响离开哥本哈根港的汽笛,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这段书信传情———爱情故事的面纱便慢慢揭开了,而这个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为安徒生捕获一个更大的猎物而设置的伪装和诱饵:公开他对爱德华全部的爱。
用“du”称呼我(2)
总体上说,安徒生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从1829年到1830年期间发出第一封信开始,他就一直在不断地树立这样的思想:两个人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隐私和秘密。但是现在,安徒生在旅途中写下的前3封长信中,却采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推理方式。如果你按次序把所有书信放好,然后再循序渐进地剖析其中情感的发展和复杂性,就很有可能推断出,这些花言巧语不过是用来潜入另一个人的思想深处,诱惑他做出某种自己所期待的响应和承诺。正如安徒生在旅行中写给家中朋友的一封信件中所谈到的:“我几乎认为,在这次夏季旅行中,每一时刻都会将我进一步拉近你;只有在纸上,我才能更随心所欲地倾诉心中的秘密,而不必被人的身体特征所束缚。”
1831年5月19日,安徒生在汉堡写下的第一封用信鸽传回的信中,他异常小心地打开了那扇通向梦想宫殿的大门。从修辞意义上可以说,在这封信中,他给朋友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他希望的话———用文字把自己纳入到作家正在拉开帷幕的一场浪漫演出中。从安徒生的信中可以看出,科林现在不仅可以公开他已经感激并接纳安徒生的热情,还可以表露自己对这位作家的专一情感。事实上,这封发自汉堡的信正是安徒生为这种敏感而不可告人的男人之间的友情进行铺垫的演习,也体现了作家的天才。正如克尔恺郭尔《非此即彼》中的色情骗子所言,唯一的窍门不过是含糊其辞,听者在听的时候可以从某个方面理解一件事情,但马上会意识到,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翻译这些言语。安徒生在信中所做的是,首先告诉自己的朋友———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处在内心的悲伤之中,但却在信中回避是谁或是什么让他的内心在过去几年中如此痛苦。然后他又极其谨慎地让自己不至于揭开这种痛苦的深层次原因,而仅仅说,他一直非常压抑,很多次,他都试图让朋友了解他的私人问题,但每到这个时候他却欲言又止。“但是,我非常的恐惧;我害怕你也许根本就不想接受这样的事情。”
信中弥漫着神秘的色彩,而在模棱两可的语言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狡猾的目的:引诱收信人———爱德华?科林,让他在不知不觉间把发信人所暗示和隐藏的一切写在自己的信中。当收信人被诱入陷阱、让自己的名字和言语置于这种痛苦之中的时候,发信人就可以利用自己设下的诡计,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纳入到无限的可能性之中,而不仅仅是实现与里伯格?沃伊格特的分手。发信人———安徒生的字里行间,上演着一场从来没有公开的爱情戏剧,由于信文一直略去具体的人名和性别,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其中所涉及的很可能是男人。在这段时期安徒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错综复杂、涉及性别角色和恋爱目标的游戏。例如在诗歌《那就是我所说的她》中,就出现了一场在人称代词方面如同捉迷藏般的真实游戏。
在这些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中间,安徒生终于在发自汉堡的一封信中扯下了自己的伪装,跪在科林的面前,说出心中那永远也不可能被误解的一句话:“用du称呼我吧!”同样,他永远也不可能面对面地对行为端庄、一向中规中矩的科林说出这样的话,只有远隔通过无数信件搭建起来的海洋和高山,他才有胆量说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短短的一句带着感叹号的句子“用du称呼我吧!”便让安徒生对爱情的畏惧和担心跃然纸上。在这些年里,安徒生信中的语言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言语中的情感也日渐升华,正如安徒生所写的那样,当他敞开自己的情感,说出内心深处梦想的那一瞬间,他“怦然心动”:
“在所有人中,只有你才是我最尊敬的真正朋友。因为你一直这样善待着我,亲爱的科林。我真的需要一颗敞开的心,我的朋友,但是,让我这样爱着的人必须同样也有一个这样热情的灵魂。我必须这样地去尊重你,而在我所喜欢的其它那些人当中,却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灵魂。我还有一个要求。你也许会嘲笑我,但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取悦于我的话,想告诉我,你同样地尊重着我———假如我值得这样的尊重,那么就用du称呼我吧!我希望这样说,不会让你生气。我永远也不会当面向你提出这个请求,但现在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不在你的面前……你生气了吗?你根本无法想象到,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我的心狂跳不已。”
但是,像爱德华?科林这样刚刚毕业的法律学生,是不可能被轻易蒙蔽的,对于安徒生的请求,他的反应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不”。在1831年5月28日的一封回信中,科林提到,他已经清晰地注意到安徒生的痛苦,甚至要求了解其中的缘由。但科林绝对不会容许安徒生继续用花言巧语来诱惑自己,而且从来没有说出这个所谓痛苦的缘由。只有在安徒生要求他用非正式的“du”相称的这件事情上,科林才毫不含糊地给以直接回绝。事实上,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一丝的希望。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林是坚决捍卫传统男人美德的人,比如自我控制、责任感和勇气;他憎恨男人之间破格的感情关系。还有一点同样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安徒生来说,重复这样的请求是毫无意义的:
用“du”称呼我(3)
“在这里,我真诚地把我性格的每一个方面向你一一袒露。只有这样,你才不至于误解我———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对于你要求我们用‘du’彼此相称的请求,我希望借此机会说出我的看法。正如我曾经提到的,安徒生,我发誓,我现在所说的都是实话!……在我们的关系中,这种称呼上的改变有什么目的呢?难道是把我们之间友谊的信号传递给其它人吗?那只是表面上称呼而已,对于我们双方都没有任何意义。难道我们的关系还不够快乐、有益于我们双方吗?为什么要从这种拘泥于形式上的变化开始呢?形式就其自身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但却有可能会像我说过的那样,带来不愉快的感觉……对于你的要求,不存在任何会让你发怒的事情;我不会误解你。我只是希望你同样也不要误解我。”
直到收到这封在感情形式上没有给他们之间的友情留下任何改变希望的信之后,安徒生才最终在前一年的冬春之交,披露了自己痛苦和悲伤的表面原因。1831年5月11日,安徒生在柏林写了一封信,对科林真诚的答复给予感谢,同时,安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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