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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长颈鹿来了！别生气，安徒生！那可是一种非常友善的小动物啊！”房间内的谈话戛然而止，经过短暂的尴尬之后，安徒生突然想起，自己还没有收到一封来自丹麦的书信，于是，他笑了。
　　“如果我还收不到信的话，我就要去跳台伯河了！”安徒生一边说着，一边坐在沙发上，其中一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去跳吧，安徒生。你长得太高了，怎么也不会淹死你的。”
　　一阵笑声平息之后，有人提起库赫勒给安徒生画的像，这位丹麦作家脱口而出：那肯定是一件杰作！他对毛皮大衣领感到非常满意———它让自己的面孔更加英俊。库赫勒笑了，忍不住把安徒生最近和一个17岁美女的艳遇向大家和盘托出，女孩放弃了在画室中调换画家的机会，这让画家有机会真正认识这位模特的优点。“神圣的安徒生”———库赫勒经常这样称呼他———脸色如同死灰一般冲出了门。
　　“在他头上画一个光环吧，库赫勒！”有人说，这时候，除了索瓦尔德森以外的其它人都笑了，他们喊着：“好哇！说得对！”
　　雕塑家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然后要求安徒生即席赋诗一首。安徒生立刻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一枝铅笔，环视了一下屋子，服务生把一盏巨大的三枝油灯放在桌子上，安徒生俯身趴在冰冷的大理石桌面上，写道：
　　“我跪在诗歌的灵魂前，
　　别忘了，你唯一的错误就是爱情！”
　　“我曾经剖析他的内心世界，我从来不会被他那夸张的想象力所迷惑。”爱德华？科林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科林一家》中曾经这样写道，这本书出版于安徒生去世7年之后的1882年。这两个年龄极为相仿的男人，彼此之间相识大约50年，在这段时间里，安徒生一直是科林家最积极的一员，他几乎参加了这个家庭所有的庆祝活动：生日、订婚、结婚和葬礼。相似的是，科林家的成员在不经意之间或多或少地渗透到安徒生的生活当中，从他的第一个国外长途旅行便可略见端倪，比如1833年到1836年期间的意大利之行，事实证明，这些旅行对于这位年轻作家的生活和工作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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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错误是爱情（2）
在乔纳斯？科林的5个儿子中，爱德华与安徒生的关系极为特殊（安徒生经常把他的名字“Edvard”拼写成“Eduard”）。1832年，安徒生在菲英岛庄园度过了一个多事而喧闹的夏天之后，给克里斯蒂安？沃伊格特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他与爱德华关系的解释就非常有代表性，安徒生在信中说：“我又认识了许多人，但我还是非常想念哥本哈根，这只是因为有科林一家！路易丝在戈特利布省的日德兰半岛。其它人都去了乡下，但最重要的是，爱德华也在家。”
　　按照我们今天对这两个男人之间友情的理解来看，安徒生和爱德华？科林之间一生的关系根本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那完全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关系。“我们的友谊就是奇迹，是一种神奇的产物。”安徒生在1830年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说过，那个时候，安徒生在两人之间的关系中，更多的是索取，而爱德华所给予他的则是关心。作家的忧伤和烦恼，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再加上间或近乎狂妄的做作，已经成为这种友谊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在爱德华？科林看来，这份友谊却仅仅是在1827年他作为安徒生临时拉丁文教师时开始的。但是对于安徒生来说，这种关系却很快成为一扇窗户，通过它，让安徒生走向另一个更广阔、更美丽的世界，这也是他朝思暮想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安徒生同爱德华之间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友谊，也成为两个人毕生的抗争———这是在人格与秉性方面迥然不同的两个人。一方的对抗必然会催生另一方的对抗，澎湃而不可阻挡的激情不仅体现在安徒生的文学作品中，而且还反映在两个男人之间互不相让的500多封往来书信中。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忘记他们在三四十年中创作的大量歌曲。在科林家的聚会上，两个“兄弟”总是竞相拿出自己最好的歌曲和诗词，由此展开对抗。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歌曲之战”，我们将在第9章详细讨论这个话题。这段从1827年与1828年之交的冬季、一直持续到1875年的友谊，同样也是两个男人之间永不停息的力量之争。在这场斗争中，爱德华？科林凭借着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他在这个家庭中固有的位置，总是胜安徒生一筹。从1865年的日记中，我们便可窥见其中的一二，当时已经60岁的安徒生写道：“我经常在爱德华？科林家吃晚饭；最终，他那高高在上的地位开始不断下滑，对他来说，我似乎已经真正成为这个家庭中独立的一员了。”
　　我们也许会认为，这肯定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日记中还谈到，他们之间的结合是多么的经久不衰、情真意切而幸福快乐。对于爱德华来说，正如他在自己的书中对安徒生所描写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想过要和安徒生建立起一种“自作多情、庸俗不堪的关系”。爱德华从来就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不辨是非的追随者，像别人那样鬼迷心窍地吹捧安徒生。而对于安徒生来说，每当爱德华以管家的姿态，一副校长般的家长作风（安徒生喜欢这么称呼他那种无事不通的态度），昂首挺胸走进屋子的时候，安徒生就会收敛自己，流露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安徒生也许是太喜欢冷嘲热讽，即使是在科林家也无法掩盖，他把这位最要好、最亲爱的朋友的家，称为“一个注重头衔的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里，他的妻子和女儿是唯一无人打扰的太阳。安徒生觉得，爱德华永远是在教育自己。他们总认为安徒生应该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更有修养的人，学会更好地控制自己———爱德华经常这么说———学会用更敏锐的分辨能力去看待事物。但是在他的一生中，安徒生更喜欢遵循自己的性格和方式，尽管这很可能让安徒生远离时尚。
　　于是，两个男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维系着这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这份友谊如同一段绳索，把两个男人连接在一起，而两个人又在各自的一端紧拉着这根绳索，谁也不愿意退让。之所以会这样，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安徒生性格中某种特殊的倾向，尽管科林对安徒生毫无恶意的驳斥经常让他感到备受煎熬，但安徒生依然坚持不懈地渴望，甚至是在乞求着这份友谊。事实上，安徒生的要求并不多，他所奢望的不过是朋友在信中不显眼的地方说上几句中听的话，这样，安徒生马上就会觉得，自己的全部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然后，他便会忘乎所以地再一次以田园诗般的言辞去赞美这份友谊。这一点的确不假，尽管爱德华在他们相处的43年里一直拒绝用丹麦语中不正式的“du”来称呼安徒生，而用较为正式的“de”（如同德语中的“du”和“sie”或是法语中的“tu”和“vous”之间的区别）。而对于那些社交圈中和他关系不太亲近的朋友来说，爱德华仍然不太计较使用这种亲密的称呼。但对于安徒生而言，这份天长地久的爱却从来没有被玷污过。19世纪60年代，年事已高的安徒生给爱德华？科林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重申了他们之间一生的友谊，事实上，他早已经完成了这封信的草稿，安徒生在信中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仍然是我亲爱的朋友，那时的他在我眼里，还是高贵富庶的科林家的一个儿子，而我则是那个穷困潦倒的安徒生，那个被你们每个人呼之即来、随意嘲弄的安徒生。”
　　

唯一的错误是爱情（3）
从一开始，这两个人就赋予这段友谊以不同的价值观。大约在1830年，依旧单身的爱德华？科林正在寻找一个伙伴；他在关于安徒生的书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这个温文尔雅、略带女人味的学生兼作家，却在一门心思地把全部感情用于建立一种特殊的友谊———借此让自己脱离无产阶级的贫民窟，在社会地位和浪漫的时代精神两个方面同时提升自己。对于安徒生来说，这同样是一种爱，一种无边无际、深不可测、无法琢磨而又极为亲昵的友谊，在浪漫主义的时代中，一个男人让自己投身于对另一个男人的友谊当中，当然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
　　“奇怪的是，人们似乎无法看到一个完整的世界，即便在友谊中也依然如此。”安徒生在1832年写给爱德华？科林的信中说道。此时，安徒生和爱德华通信的时间已经接近3年，事实上，书信往来对于安徒生来说，只是一种经过伪装的、颇具隐私味道的沟通方式，通过这种别有用心的方式，他可以用不同的节奏和模式，诱使一个密友和他建立起一种不同寻常的友情。安徒生对于书信的观点不仅极为浪漫，而且非常复杂，这一点在《徒步之旅》的第10章里体现得特别明显，其中一段文字是写给那些希望能够审视人类心灵的人：
　　“爬进邮袋中去吧！那是你能剖析人类内心的地方。任何一位诗人都不可能描述人类所展现出的各种各样的性格。那是一个充斥着人类五颜六色激情的世界：爱和恨、对生活的渴求和绝望，交织在一起。在那里，你可以窥探那些伪君子的内心世界，揭开爱人的神秘。相信我，你不可能通过生活窥视人的内心，但是在书信里，你却可以看到一切。”
　　从1829年到1832年期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与爱德华？科林的通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直坚持不懈、在某些方面非常暴躁的安徒生，很快就跨越了一种普通而正式的友谊界限。在很早的时候，安徒生便开始用一种反叛，甚至是危险的方式，对待像爱德华？科林这样循规蹈矩的人。正如不久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尽管浪漫主义时期的人们对于男人的角色以及男人之间的友谊持有一种相当开明的观点，但科林感到安徒生在信中表现出过于亲昵的拥抱姿态之后，便立刻退避三舍。正如科林在其书中对这位著名朋友所做出的简洁但却准确的描述：“他梦想着把我变成‘小说中那样的朋友’；但我根本就不适合那种角色。”
　　但他所说的“小说中那样的朋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直到安徒生去世的7年之后，爱德华才真正对此做出解释。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关于安徒生的注释，爱德华谈到了安徒生曾经用过的一种说法，安徒生用这段话来这样描述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它是存在于撞击背后的无比的和谐，它是人们不敢去剖析的秘密。”这是一个深奥而备受争议的解释，它和两人表面的分歧和恩怨离合毫无关联；它的焦点在于这种友谊内在的激情，以及在19世纪初才开始被人们所接纳并提倡的一种极为敏感的交往方式。在今天的21世纪，这种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除非可以直接划入“同性恋”的行列。然而，对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以及他那个时代许多受过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精英而存在于社会交际圈中的男人来说，这种敏感而浪漫的男性间的友谊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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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男人（1）
换句话说，对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期待与爱德华？科林建立起一种更密切、更亲近关系的渴望与梦想，如果我们要把它解释为作家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征兆，似乎尚缺乏足够的依据。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对他进行归类的话，就只能看到这个作家性爱生活的一小部分，因为能勾起一个人性欲的，绝对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性别。而安徒生在这个方面所具有的本性，更是一个世间少有的尤物。1838年，索伦？克尔恺郭尔把他的这位长辈同行描述为一个“奇异的泽蛙”，一种稀有而矛盾、荒谬而令人不可思议的生物，按照这位哲学家的观点，这个词的含义就如同雌雄同体的花。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回头看一下安徒生的性爱生活。
　　安徒生的确是一个各种情感的稀有混合体。如果仅仅把他放到粘贴着“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或者“无性人”这样标签的盒子中，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他那丰富的个性，以及社会与时代对于男人在生活中可能扮演的真正角色，所具有的各种各样、差别细微的认识和理解。在那个浪漫主义时代，男人之间完全可以用爱情的方式去相互诱惑、待人接物，这在今天当然是不可思议的。那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徒生会如此倾心地爱上那么多的男人，而能与之坠入爱河的女人却寥寥无几，至于他为什么会决定在这种敏感的同性友谊框架中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自然应该放在他所处的年代去理解。此外，我们还要联系一个对现代人来说几乎一无所知、但在当时却风靡一时的概念———柏拉图哲学———来看待这种关系，在浪漫主义时代，它在所有人的思想里都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位置。
　　在1800年到1850年期间，男人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不同程度地自由展示其性格中女性化的一面。社会同样也允许他们去探索性和爱之间的边界。同时，关于这种敏感性友谊的思想也产生了这样的可能性，即：男人可以在针对其它男人的“爱情”和“性行为”两者之间加以区别，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于一个身处浪漫主义时代的男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在敏感友谊的框架之内，对于自己的情感生活画出一条道德伦理上的分界线。对于像安徒生这样的男人来说，被伏尔泰称为“形而上学爱情”的柏拉图思想则是他所做出的选择。对安徒生而言，精神属性比单纯的形体特征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在他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安徒生对于爱情的肉体方面一直坚持着近乎美学的关系。但是，即使是在浪漫主义时代，这种肉体关系在其它男性友情当中也占据着主要地位。一个男人不仅可以在精神上爱慕另一个男人，还可以在肉体上爱慕对方，而这在当时既不会导致社会要他们做出解释，更不会因此而被送上火刑柱。
　　当然，男人之间的性关系在法律上仍然是禁止的。在早期人类的历史中，尤其是宗教改革运动期间，一旦涉及这种行为，就会以“冒犯自然”的名义被斩首或烧死在火刑柱上。1683年，随着克里斯蒂安五世时期《丹麦法》的颁布，虽然没有减轻这种罪行的惩罚，但是也没有做出更严厉或更特别的规定。这部法律专门涉及人和动物、两个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并对此明确做出了禁止性规定，正如法律条款所写，“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内出现射精现象”。18世纪，法律的执行权在一定程度上转交给教堂，于是，口若悬河的牧师，还要承担起平息在教区内人和任何动物之间发生的特殊行为的谣言。他们常常不得不发下毒誓，或是动辄以上帝的惩戒相威胁，唯一目的不过是避免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些罪恶和羞耻的存在。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以死刑或是火烙等公开的极刑惩处这种罪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种“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内出现射精”行为的禁止，也变成了沉默。而进入19世纪之后，管制机构仍然认为压制和沉默是消除或者说使之不为人所知的最好方法。人们期待着这种邪恶的欲望和恶习能在沉默中寿终正寝。
　　无论是丹麦的其它省份还是哥本哈根，男人之间发生性关系这种事情所受到的唯一约束便是沉默，尤其在当权者之间更是如此。1814年发生的“杜蒙事件”便是最明显的事例。当时，包括皇家剧院部分男演员在内的14名同性恋男人被统统曝光。事后，政府的最高管理机构就此事展开讨论，而讨论的焦点竟然是是否应提起诉讼，还是他们应选择沉默，以便于在平息传言之后私下处理这件事情。针对“冒犯自然”的事件采取私下而谨慎的法律手段，意味着男人之间相爱已经有了一个相对较为宽松的环境，只要男人谨慎小心、行为检点一些，几乎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安徒生给爱德华？科林发出了第一封热情洋溢的友谊之信，而当时的丹麦社会，还没有出台任何有关同性之间性行为的管制条令。事实上，也不存在针对异常性行为或者鸡奸———这是路德维格？海博格在18世纪对这种行为的说法，它们在19世纪中期已经开始被人们越来越普遍地使用了———的指责或惩罚措施。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对于什么是或者不是“同性恋”，当然也不存在非常清晰的理解。而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所处的那个时代，丹麦语中根本就没有“同性恋”这个词。但是，在审视社会对鸡奸行为所采取的措施之前，我们有必要看一下作家在1875年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随着医学科学和法律提出越来越多的证据，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开始被人们视为一种病态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