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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儿子的病床前陪伴着他，听他讲述他的战斗经历。他告诉我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波罗金诺被德军打散，他只身一人逃出来时。在森林里遇到了费尔斯托夫排长，跟着他们一起向后方转移。

　　　　转移途中，遇到了您率领的侦察部队。由于您是最高军衔的指挥员，所以顺理成章地接管整支部队的指挥权，您刚接受部队时，他还挺瞧不起您的，认为一个女人会打啥仗，没准很快就会让大家当俘虏。

　　　　但是在攻打车站的战斗中，看到您身先士卒，挥舞着冲锋枪带着战士们冲锋；在坚守阵地时，丝毫不害怕头顶嗖嗖飞过的子弹，始终待在最前沿，像一个普通战士一样，端起枪和德国佬面对面地战斗，他才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太太真是健谈，几乎整个下午都是她在讲，我和雷斯达耶夫根本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是餐厅的服务员回来上班，要准备伤员们的晚餐，还不知她会说到啥时候。

　　　　我送走了雷斯达耶夫，回到了自己的病房。一推门，看见那位漂亮的护士正在屋子里转圈，我随手关上门，调侃地问：“护士同志，您怎么了？怎么像一头笼子里的狮子老转圈啊？”

　　　　护士听见我的声音，停住了脚步，有些生气地问：“指挥员同志，您到哪里去了？我几乎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见到您的人，还以为您出什么事情了呢。”

　　　　我笑笑说：“我能出啥事情啊，您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该换药了，”然后给我下命令说：“快躺到床上去，我给您换药。”

　　　　我在护士的帮助下，脱掉身上的病号服，光着上身躺到了床上。她小心翼翼地拆掉绷带为我换药，用酒精清理伤口时，我感到了一片清凉，没有半点疼痛的感觉，看来伤口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

　　　　换完药打了针，她为我盖好了被子，说了句：“指挥员同志，您好好休息吧，别再到处乱跑了。”然后端着装着瓶瓶罐罐的托盘就出了房间。

　　　　她给我打的针剂里，估计还有镇静剂的成分，不一会儿的功夫，我就觉得眼皮越来越沉，渐渐地睁不开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在半睡半醒中，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飘出了房间，飘出了城市，飘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从高空俯视下去，在一望无边的森林中间的开阔地上，到处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数不清的炮弹在双方阵地上爆炸，一团又一团腾起的烟雾随即被风吹散，在战场上形成了一片烟雾区。

　　　　我继续向苏军的纵深飘去，很快来到了一个村子的上方。村西口停着一辆t—34坦克，几个坦克手正坐在坦克上抽烟聊天，一番悠然自得的样子。除了他们，周围就再也看不到我军的战士。村口竖着块大木牌，上面有黑笔写的地名：“佩什基村”。

　　　　坦克旁边的木屋子里貌似有不少人，我好奇地飘过去想看个究竟。房间里一片嘈杂声，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分析形势。我看了一下在场的人，高级指挥员我几乎都认识，除了第16集团军的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参谋长马利宁，还有来自方面军司令部的卡梅拉将军和库尔金将军，从他们的对话中，我知道这些人原来是被朱可夫派来调查情况的。

　　　　这时，卡梅拉将军站起来，对在场的人大声说道：“方面军司令部的同志们，不用再讨论下去了，负责防御这个区域的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已经到了，我们不要再妨碍他指挥作战，都走吧！”说完走过去和罗帅哥握了握手，带着方面军司令部的调查小组离开了。

　　　　我跟着他们穿过村子，来到了村南面，发现这里的建筑物中间，停着大大小小二十几辆汽车，一群司机本来围在一起闲聊，见到指挥员来了，赶紧散开立正敬礼。来自方面军司令部的司机们敬完礼，连忙跑去打开车门，请自己的指挥员上车。

　　　　看着方面军司令部的调查小组的车队远去，我又回到了罗科索夫斯基所在的木房子里。此时司令员、参谋长，正和司令部里的参谋们分析着战局。根据种种迹象显示，近卫第八师有部队到达了村子北面五六公里外的森林里，而其他的部队还在边打边撤，暂时没有进入指定的防御区域。

　　　　大家正在研究敌我态势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把大家吓了一跳，集体回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才发现原来是一枚德军的坦克炮弹打穿了墙体，落到了房间里，不过令人庆幸的是炮弹没有爆炸。

　　　　罗科索夫斯基脸扭向一名指挥员，着急地问他：“指挥员同志，您的坦克布置在什么地方？您的坦克兵又都在干什么？怎么让德军轻易地摸到了村子外面，也没人发出战斗警报。”

　　　　坦克兵指挥员的回答，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了一惊：“对不起，司令员同志！我在村子的北面阵地上给步兵留了两辆坦克，其余的坦克开到杜雷金诺加油去了。”

　　　　“什么？”马利宁一拍桌子，气得破口大骂道：“胡闹！简直是胡闹！”

　　　　罗科索夫斯基还在努力保持镇定，淡淡地问坦克指挥员：“您确定这两辆留给步兵的坦克还在阵地上，没有开去加油啊？”

　　　　坦克指挥员显得盲然，他辩解说：“根据条令，在战争中一般是从后方给坦克运送油料的，而不是从前方给坦克运送油料。我从接到把所有的坦克都调到佩什基的命令后，就开始派坦克去加油了。”

　　　　“报告！”一名作战参谋推开门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向罗科索夫斯基大声地报告说：“报告司令员同志！德军坦克沿公路冲进了村子，冲锋枪手沿村子的各个方向推进，对一幢幢房子扫射。最多再过三分钟，德军的坦克就会到我们这里。”

　　　　罗科索夫斯基吃了一惊，冲着在场的指挥员们大声地问：“我们封锁公路的部队究竟在什么地方？还有，我们的汽车在什么地方，还完好无损吗？”

　　　　“司令员同志，”开口说话的是参谋长马利宁，他忧郁地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只能赌赌运气了。”

　　　　“我们走！”罗科索夫斯基喊了一声，然后带着大家走出木房子，四处察看。在村子的上空不时有炮弹飞来飞去，时而落在他们的前方，时而落在他们的两边。一些炮弹呼啸而过，却轻轻落地；有的炮弹掉在建筑物或围墙上，但没有爆炸。我定睛一看，原来这些都是德军坦克发射的假弹。

　　　　那辆t—34坦克还停在房子旁边。坦克指挥员建议罗科索夫斯基坐到坦克里头去。但罗科索夫斯基却命令他马上坐这辆坦克去找自己的部队，指挥坦克兵掩护公路，不让敌人继续沿铁路前进，要知道铁路在佩什基以南6～8公里处横穿过列宁格勒公路。

　　　　他们一行12人疏散开来，保持在相互能看见对方的距离上，悄悄地走向村子的南面。而那辆t－34坦克则开足马力飞快地向西前进，吸引着敌人的注意。坦克驾驶员的技术非常棒，他驾驶的坦克在敌人的猛烈射击下，迅速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而罗科索夫斯基他们则小心翼翼地沿着街道向村南头靠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汽车。那些在这里焦急等待的司机们，看见指挥员们的到来，立刻纷纷奔向自己的汽车，打开车门招呼着他们上车逃命。

　　　　由于村子北面的阵地上，根本没有我军防守，所以德军得以长驱直入，迅速地突入了村子。德军的坦克更是一马当先，冲在整个部队的最前面，看见罗科索夫斯基他们的车队，立即加足马力追了上去。

　　　　看见罗科索夫斯基他们形势危险，我不禁担心地叫出了声。

　　　　；

第一五七节　接见（）　
这一喊，让我猛地睁开了眼，四周一看，发现原来自己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不过是我做的一个梦。

　　　　我瞪大眼睛盯着天花板，努力地回想着梦中所见到的情景。说是梦吧，一切又显得那么真实；说是真实的吧，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在开阔地上，罗科索夫斯基的车队要想从德军坦克的包围中冲出去，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在我对苏联的有限记忆中，罗科索夫斯基可是顺顺利利第活到了战后，不光当上了苏联元帅，而且还担任了二战胜利后红场首次阅兵的总指挥。也许我刚才见到的一切，就只是一个梦，完全用不着我来杞人忧天。

　　　　我闭上眼睛想继续睡觉。但是人半夜清醒以后，再想睡着就不太容易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良久，始终没有半点睡意。睁眼瞅了瞅天色，应该还是半夜。这时候起床太早了点，就算起来也无事可做，于是又闭上眼睛继续睡觉。

　　　　闭上眼睛还是半点睡意都无，脑海中又不由地把刚才的梦像播电影似的回放了一遍。梦里出现的佩什基村以及坦克指挥员提到杜雷金诺的地名，我既没有去过也从未曾听过，可是梦里的一切为什么看起来是那么真实呢？

　　　　天蒙蒙亮时，胡思乱想了整整半宿的我，终于盼来了久违的睡意。“也许就只是一个梦吧。”我心里默念着，慢慢进入梦乡。刚睡了没多一会儿，隐约听见有人推门的声音，我努力睁开如同灌了铅的眼皮，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屋里没有开灯，但我打眼一看，便知道是护理我的那名护士，她正轻手轻脚的朝我床头走过来。

　　　　“有什么事吗？护士同志！”看着这位护士是打算来叫醒我的，于是我暗叹了一口气，然后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

　　　　也许没想到我已经醒了，听到我突然出声，她被吓得啊了一声，双手捂住胸口，向后连退了几步。稍稍定了定神，她用手轻轻地拍着胸部，剧烈地喘息了几下，打开屋里的灯，才重新走过来，弯下身子，说：“指挥员同志，您醒了！”

　　　　“是啊！有什么事？”我边问边尝试着坐起来。

　　　　“别济科夫上校在外面等您，说有重要的事情！”她连忙上前一步扶我坐起来穿衣服。

　　　　我暗叹了一口气，看来今天连个踏实觉都睡不成了，于是边穿衣服边问她：“你知道上校同志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她为我系着病号服的扣子，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上校只是让我尽快把您叫起来，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穿好衣服，我向后移动了一下身体，背靠着床头，对护士说：“好了，你去请上校同志进来吧。”

　　　　护士答应一声，过去打开了房门，对外面说了句：“上校同志，请进来吧！”说完身子往旁边一侧，好让别济科夫进门。

　　　　看到一瘸一拐走进来的别济科夫，手里居然没有拄拐杖，不禁让我有些意外：他的恢复能力太强了吧，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独立行走了。等他在我的床前坐下，我抢先问道：“上校同志，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他先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刚接到电话通知，再过半小时，克里姆林宫会派车来接我们。斯大林同志要接见你，你先做好准备吧。”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此话一出，我顿时惊呆了：什么？斯大林要接见我，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我根本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战绩，能吸引到最高统帅的注意，怎么会这么突兀的召见我呢？

　　　　没等我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又看着我，用不容反驳的口吻说：“你穿这身去见斯大林同志可不行，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新军装，很快就给你送过来。”

　　　　话音未落，门口便传来了敲门声。站在门口的护士把门拉开了一条缝，把头探了出去。我只听见她和门外的人小声地说了几句，随即把门大打开。我瞥见门外还站着一名穿制服的军人，手里好像还捧着什么东西。别济科夫回头看见了这人，马上站起身来大声地说：“把衣服交给护士，你就可以离开了。”外面的战士答应一声，把手里的衣服交给了护士，敬了个军礼，转身走开了。

　　　　护士捧着衣服来到别济科夫的身边，眼看着他等着他下命令。别济科夫冲我摆了一下头，说：“还愣着干嘛？赶紧给中校同志换上啊。”

　　　　护士答应一声，便又抱着衣服来到了我的身边，然后扭头看了看别济科夫，没有说话。我明白了护士的这个为难表情的含义，赶紧招呼别济科夫：“上校同志，我要换衣服了，您能否先回避一下？”

　　　　“哦，”别济科夫听我这么说，明显地愣了一下，随即连连点头：“没问题，我马上出去，我在外面等你。”说着便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出门，并顺手带上了房门。

　　　　别济科夫给我准备的，是一套崭新的军装，深灰色的军大衣，白色的制式衬衣、灰色的制服裙、衣领上佩戴着军衔的标准军装以及一顶灰色圆筒毛皮帽。护士帮我脱掉病号服，然后在帮着我一件件地穿上了新军服。

　　　　我穿好衣服从病床上下来，正准备穿裙子，却发现护士直愣愣地瞧着我。我好奇地问她：“护士同志，您看什么呢？”

　　　　“您真漂亮！都把我看呆了！”护士毫不吝啬她的赞誉之词，反而让我脸红了，我赶紧边穿裙子边岔开话题：“我穿好了，你去请上校同志进来吧。”

　　　　别济科夫进来时，我已经戴好了军帽，正在穿军大衣。一看到我，他也和护士刚才相同的表情，眼都不眨地盯着我，看得我格外尴尬。我赶紧咳嗽了一声，问他：“上校同志，我穿好衣服了，什么时候可以出发啊？”

　　　　他猛地回过神来，慌乱地答应着：“现在就能走，我们可以到外面去等车。”

　　　　我们经过楼下大厅往外走的时候，正好有名装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推着餐车经过。别济科夫把他拦住，从车上抓了一把面包片递给了我，关切地说：“你还没有吃早饭，先吃点东西，别饿坏了。”

　　　　我向他道了谢，接过了面包片。

　　　　正准备开吃的时候，从外面匆匆跑进一名战士，到别济科夫的面前立正敬礼，报告说：“上校同志！我是奉命来接您和奥夏宁娜中校的。车就在外面，请跟我来吧！”

　　　　“明白了。”别济科夫冲战士还了个礼，然后扭头对我说：“车来了，我们走吧！”说完抬脚就走，我赶紧把还没来得及吃的面包片放进了口袋，跟着他往外走。

　　　　汽车驶向了克里姆林宫，在进拱门前，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别济科夫摇下车窗玻璃，伸出手去向站在门边一名军官做了个手势。那个军官举手敬了个礼，同时退到一边去了。两个持枪站在褐色岗棚旁边的战土，向我们的汽车行了一个持枪礼。

　　　　“把车开到老地方去。”上校轻声命令司机。

　　　　汽车几乎没有降低速度，便从大克里姆林宫旁边驶过，绕过空旷的伊凡诺夫广场，在盖着雕花金属檐板的大门台阶前刹住了。车一停稳，上校便打开车门跳了出去，走到后面来帮我拉开了车门。

　　　　我从车里出来，好奇地四周张望，上次来的比较匆忙，没看那么仔细，现在才发现旁边那座有五个鎏金大圆顶的教堂，原来就是圣母大教堂，据说里面摆放着装有历代教皇和沙皇遗体的铜棺。

　　　　“跟我来！”别济科夫面无表情地对我说道，然后转身走上台阶在前面为我领路。在我的印象中，克里姆林宫是以神秘和门卫森严著称，这一路之上，不知道会遇到多少盘查。但跟在别济科夫的后面，所以的手续都省略了，一路畅通无阻。

　　　　到了二楼，来到一条地上铺着红色的长条地毯的宽阔大走廊内。走廊的两侧每隔相当距离就有一扇高大的浸染柞木色的门，门上都有一块很大的黑色正方形牌子。我根本顾不上去看牌子上写着什么，只是埋着头跟在别济科夫的后面往前走，越走我的心情越紧张。

　　　　走廊走到尽头，向右转的地方有一张小桌子，铺着绿色的呢子，上面放着一架电话机。桌子后面坐着一名没戴军帽的军人。看到我们的到来，他连忙站起身来，对别济科夫轻声地说：“上校同志，您来了！斯大林同志在里面，有命令，只让奥夏宁娜中校一个人进去。”随后他又转向我，说道：“奥夏宁娜中校，斯大林同志在里面等您。请进吧！”一边说，一边小心而轻捷地握住门把手，把门拉开。

　　　　门开了以后，我还站在门口发呆，别济科夫上校在后面推了我一把，轻轻地说：“快点进去吧！别让斯大林同志久等。”

　　　　我原以为进门就能见到斯大林，没想到只看见门左侧的桌子旁坐着一个剃着光头的人。我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是我认识的波斯克列贝舍夫。虽然上次我差点死在他的手上，但是他是斯大林最信任的人，我还不能得罪他，于是脸上挤出笑容，和他打招呼：“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您好！我们又见面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站起身，面无表情地伸出手，和我礼貌地握了握手，然后转身打开身后的门，对我冷冷地说了句：“请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