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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见证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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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兵回答：“不，是国务院管理局送来的，每人一份。”
“国务院？”
“对，是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总理还没有忘记我们……”
他双手捧着礼品，止不住老泪纵横，久久地站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念叨：“总理啊，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要对主席说呀！为什么还不让我出去呀！”
这几年，彭德怀实际上已成了被软禁的*。在长达10余年的专案审查中，由于找不到“里通外国”的证据，而且，审查委员会主任贺龙自己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并先于彭德怀被*致死，彭德怀的专案审查交给黄永胜。1970年，“彭组”三次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里通外国”、“篡党篡国”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强加在彭德怀头上，并对这位开国元勋提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所幸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后都未作任何表示。这样，彭德怀的“案”始终未定。
恶劣的监管条件和残酷的批斗审讯，摧垮了这位硬朗朗的铁汉。到了1972年后，他经常便血。直到第二年4月，他才被送进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真可以说，他是死于心肠太直了。
周恩来闻讯后，打电话批评了卫戍区监护办公室和专案组：“彭德怀同志病到这个程度，你们怎么才知道？怎么才报告？太不像话了。”他指示：请三○一医院的同志马上研究手术方案，尽全力治疗。
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可是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却坚决反对手术。他对着专案组的人吼道：“你们不把我的问题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
专案组的人劝道：“你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老人家不点头，谁敢……”
“那好，你们让我去见毛主席！”
“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告诉你，给你做手术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你还信不过吗？”
“那好，请允许我给总理打个电话，我有话要跟总理说。”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不对！我这是正确反映客观事实，我在庐山讲的是真话，我没有错！我到死也不认这个账！不给我把问题搞清楚我死不瞑目！”他还想用自己最后一口气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坚持要在做手术前见一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讲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后经侄女彭梅魁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先做手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断地申辩：“我没有里通外国！我自己犯有许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在风雨飘摇的中国之冬，可能毛泽东、周恩来都已无暇或无心顾及彭德怀了，整个中国都已乱了方寸，他们面前的乱麻已经多得难以理清：毛泽东感觉到“天下大乱了”，自己“已经收到*发来的请帖”；而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困难，已经时时准备“入地狱”了。尽管我们无意苛求两位伟人，庐山的那场风暴也不是他俩的“合谋”，但庐山会议确是一段无限的悲剧“风光”。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当今天我们能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时，“始作俑者”们都已纷纷作古，而这段繁杂的“历史的插曲”，给后人留下了苦涩的思索。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1）
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没有震坏，人员一个个完好，没有震伤，这一点证明不可能是“水下攻击”。
周恩来颇有些激动地说：“这样一些临时从四面八方凑起来的人，心神不定，情况不明，乱糟糟地将一条万吨巨轮开出去，请问，怎么不出事故？”
震动世界的新闻
1963年5月1日，我国第一艘自己制造的15万吨的“跃进”号大型货轮，开始了中国开往日本的航程。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跃进”号是根据廖承志……高奇达之助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备忘录首航日本的。船上装载着万吨玉米和3000多吨矿产及杂货，鉴于当时台湾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海上活动，以及中美、中苏、中日，还有与南朝鲜统治集团的复杂关系，“跃进”号在生疏的海道上紧绷着自己的神经。
1957年8月，萧劲光（左）陪同周恩来（中）在青岛检阅海军舰艇部队。正是五一佳节，北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下午2时左右，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听完电话，脸色顿时严峻起来：“跃进”号货轮在赴日途中突然沉没！
周恩来立即给海军打电话，命令“立即派军舰去营救”。
“跃进”号是怎么沉没的？5月2日，日本“全亚细亚广播电台”捷足先登，抢先在它的新闻节目里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国产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赴日途中因腹部中了3发鱼雷而沉没……”
“跃进”号被鱼雷击沉的说法，在全世界迅速传开。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做出反映。美国声明说，他们当时没有海军船只在那个地区活动。美国人还说，不像潜水艇打的，是中日战争时期布的水雷没有清扫干净，触雷而沉。日本人说，那里根本不是水雷区，那是我们的渔场，渔民经常在那里打鱼，从未发现过水雷。美海军部长还专门召开记者会，叫太平洋舰队司令出来作证，说他们没有派潜水艇到这个海区活动。南朝鲜也声明，他们没有潜水艇。
“跃进”号沉没的消息传到国内，一时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新造的万吨船质量不过关，经不起大浪的冲击而沉没的。有的说是选择的航线不好，因为航区附近就有暗礁。
这艘船有59名船员。据日本日中贸易促进协会方面通知，这些船员分乘3艘救生艇在海上漂流时，遇日本渔船“壹歧丸”号救起后，立即转登上这个海域的日本巡视船“甑”号，这些船员已经由我国派往营救的护卫舰接回，现正在返回祖国大陆的途中。
而被救起的船员从日本巡视船和中国护卫舰发回的消息十分肯定：“跃进”号因敌对潜艇发射两枚鱼雷袭击沉没，那潜艇极有可能是美国潜艇。
北京是谨慎的。在查明确实原因之前，不能贸然宣布沉船原因，这牵涉到激化国际关系，牵涉到战争。
“跃进”号的沉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它一时成了世界头号新闻，也成了一个谜。
船员们抱定一个词：“就是鱼雷！”
夜里10点。上海打捞局局长张智魁边穿衣服边抓电话，这位老八路出身的打捞局局长已经习惯了深夜里的电话铃声。
“你是哪里？”
“张局长吗？我是市委！请你立即出发，11时以前赶到上海大场机场！”
“什么事？”张智魁问。
“你什么也不要带，只带上洗漱用具！”对方所答非所问：“你到机场以后，向东海舰队作战处杨处长报到。”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2）
汽车从纵横弯曲的上海市区街道穿出，呼啸着奔向机场。张智魁迅速做出判断，他此行一定与“跃进”号沉船事件有关。昨天报纸上登载的两则消息，他已经牢牢记在脑子里，一字不差。
沉寂的机场一片紧急气氛，一架飞机已经发动引擎，像一个展翅欲飞的怪鸟。
杨处长同张智魁握手。张智魁马上看到了后面走来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他们已经在打捞海军418潜艇时熟识了。
平素对朋友十分和气的陶司令面色严峻：“请你随‘跃进’号船员一起乘机赴京，你要通过与他们的谈话，了解货轮沉没情形，并做出初步判断！”
他那高大的身子钻进机舱，40多名“跃进”号船员用恐惧、惊慌的眼神打量着他。然后低下头或扭过头，尽力回避他的目光。此刻，他理解船员们的心理状态：“跃进”号首航本应该是引以自豪的，中途遇难沉没，当然会使船员惊惧、痛苦、羞涩，感到一种莫大压力，有一种灾难临头难以逃脱之感。他们似乎认定这位陌生的大汉是法院或公安部门的审讯或监视员。
“我是打捞局长，只不过与你们同去北京，聊一聊沉船情形……我们是准备打捞的。”张智魁诚恳的声明和友好的态度，丝毫没有使那些呆若木鸡的船员动容，甚至没有人报以尴尬的一笑。好像他们事先约定，一律不准向外人吐露真言似的。
机舱内寂静异常，只听见飞机飞行的“咝咝”声音。
张智魁主动找轮机长和大副攀谈。
“请问轮机长，这艘‘跃进’号的性能怎样，设计制造方面有无缺陷？”
轮机长看上去是一个老实人。
“这是大连红旗造船厂造的。设计、制作都很优良。这船自动排水能力强，满载时即使一个舱进了水也不会沉没。”
“你离船时情形怎样？”张智魁问。
“我是在船已倾斜的时候最后一个从底舱爬出来的。上来后见大家正慌乱呼喊着穿救生衣。船长在那呆得像块石头，也不穿救生衣也不肯上救生艇，是大家把他拉上救生船的。只有政委跑上跑下，指挥弃船撤离。”
“船从出事到沉没海底多长时间？”
“我们离船以后还不断回头看，大概3个小时后才消失。”
“那么，据我所知船上有一个密封的游艇，有发动机，可坐几十个人。如果乘用它，你们都可以安全回到上海，为什么不用呢？”张智魁问。
“我也不知为什么没用。后来看见它漂在水面上摇荡，绳子连着大船，日本渔船开过去，砍开绳子，把游艇拉走了。”
张智魁心中一阵痛惜：一条崭新的游艇可值三四十万元，竟白白被别人顺手牵羊！
“请问沉船的原因是什么？”张智魁问。
二副回答得不假思索：“敌人鱼雷打的。”
“你听见和看见什么了？”
“我离船前听见两声巨响，有两股水柱冲开船舱喷得很高。”二副边说边比划。
“怎样证明是敌人鱼雷打的？”
二副说：“我们下了小艇之后在海面上呆了一段时间。再走远一点回头看，我看见一只潜艇在沉船区域露出水面，有三个美国兵样子的人在艏楼哈哈大笑。”
张智魁分析着二副的证词，越来越感到怀疑：有航海经验的轮机长并未听见巨裂声响，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没有震坏，人员一个个完好，没有震伤，这一点证明：“水下攻击”不可思议。至于沉没时间，水雷引起爆炸可导致几分钟内沉没，而不可能在海上浮漂3个小时之久。尤其是二副的答问中常常缺乏起码的航海知识。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3）
他单刀直入：“有触礁可能吗？”
二副断然否定：“不可能，没有礁石。”
“海图上不是标有苏岩礁吗？”
“海图规定苏岩礁外15海里转向，我们的船还没有转向，证明离苏岩礁尚远。”
“一路情形怎样？”
“一路没见任何礁石，水深40至80米，风平浪静，能见度高。”
张智魁一边询问一面引导着：“触礁和爆炸有不同感觉：触礁是觉得突然拖了一下，好像拖在泥上，声音也沉闷；爆炸呢，声音剧烈，先是声音，然后是震颤的感觉，这种震颤还不至于造成船体倾斜。”
“我有后面这种感觉……”二副赶快附和“爆炸”说。
张智魁暗暗叹了一口气。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国际影响甚至有可能引起战争的沉船事件中，这些当事者究竟是怎样一种心理状态？是为了推卸责任，还是为了隐瞒什么？
“不像是鱼雷。”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这个初步判断。当然，他也知道自己这种见解一旦提出，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这些船员到达北京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船长和三副、三管轮以上的船员，了解情况，周恩来按他一贯的作风，问得很细。
船员们回忆说，他们听到“通”的一声，说好像船左舷水下，遭到敌人的“攻击”，发生爆炸。又有人说看到黑影，“肯定是潜艇，发射鱼雷后就逃走了”。船长表示怀疑：只听“通”的一声，哪像鱼雷爆炸，是不是触礁？但是，多数人都认为是与敌人交上了火，而且大敌当前，忙乱一团。万吨轮倒是不紧不慢地下沉，可船员们当时都束手无策……要知道，当时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盛行的年代，为了这次“政治”任务，换了船长，因为原船长是解放初期参加著名的香港海员起义从海外回国的，在反右期间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而记录在案，在这次远航之前把他调离了。而原在远航船上的56名船员中，个个都像过筛子似的筛了又筛，查了又查，除本人历史、表现、家庭出身，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甚至连表叔、表弟、外甥、娘舅这些关系都查了。有22名船员“不符航运条件”而被调离。调进来的人有的从未跑过远洋，好多人都本行业业务很生疏。拿二副来说吧，这是个独当一面的重要角色，可是新来的二副不仅没跑过远洋，而且已离船三四年，他业务生疏，对雷达、台卡这些重要的导航仪器都不熟悉。
周总理问二副：“那个黑影是什么形状？”
二副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船长：“你实事求是地谈谈你的看法。”
船长说：“我从海军刘副参谋长那里证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过爆炸声很小但威力极大的水雷或飘雷，所以我认为跃进号沉没很可能是触礁。”
船上的政委不同意船长的说法，他的理由是船行驶在的航线上，出事前15分钟测定船位，距离前面的礁岩还有98海里。
周总理又问：“你们是怎么定位的呢？”
大副支持船长的看法，他说：“当时没有岸标，加上天气不好，只能根据计程仪上得到的距离，再根据电罗经定位，在航海上这只能是概位。第二天天气始终不好，无法进行天文定位。”大副还说，“船上的仪器设备质量不高，有些根本不适合远洋航行的要求，这各种各样的误差加在一起，很可能使船偏离规定的航线。”
周恩来没有做结论，他建议再进一步调查，此事要请海军帮忙。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4）
改由陶勇当指挥
一开始，海军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责成东海舰队与交通部门协商，迅速组织调查沉船原因的海上编队，并指定由东海舰队常务副司令周仁杰、第二政委段德彰负责。当时周仁杰正在北京开会，海军周希汉副司令把他找去，将周总理的指示和海军的决定告诉了他，要他立即去总参谋部参加杨成武副总长召集的部署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会议。
从杨副总长那里接受任务后，海军立即派专机把周仁杰送回上海。周回到舰队，立即向陶勇等人传达了上级指示，在吴淞码头设立了指挥所，要求准备出海的各分队于5月5日12时以前做好出航和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963年6月4日，陶勇（右）调查“跃进”号事件远航归来，海军政委苏振华前往迎接。5月上旬，上海依旧是暮春的清凉天气，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一派繁忙景象，各种人物进进出出，神色匆匆。
5月12日，周恩来总理来到上海，亲自检查海上调查的准备情况。他首先听取了上海和东海舰队负责同志关于出海编队的汇报。当汇报到编队领导干部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插话说：“这次东海舰队出海调查‘跃进’号是个很重要的任务，怎么舰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不亲自出海呢？”
周仁杰回答说：“出海编队指挥员是由海军指定的。”
周恩来点了点头：“呵，我知道了。”
陶勇说：“编队指挥问题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接着问：“你们出海的船只准备好了吗？”
周仁杰回答：“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已抽调了舰艇和船只，上海市抽调了潜水作业、打捞救生船3艘，即‘和平60’号、‘救捞1’号、‘救捞8’号。全编队舰船10艘，人员1097名。”周仁杰又把出海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汇报。
返回上海的打捞局长张智魁汇报了潜水作业的准备情况。
周恩来见无人再说什么，做了一个总的发言。他说：“你们这次出海查清‘跃进’号货轮沉没的原因，是个重要任务。查不清‘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就不好对外发表公告，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国威军威。所以你们不能把这次到远海执行调查‘跃进’号的任务看简单了。这是海军成立以来，首次到远海执行的一项复杂任务。你们调查的海区，来往的各国船只、飞机很多，一定要防止发生涉外事件，同时还要准备国民党来袭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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