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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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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日军轰炸的警报下,刘文典〃保存国粹要紧〃的真情流露,更让陈寅恪在孤寂之余颇感安慰。据云,刘文典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与他后来经常拿〃大拇指〃和〃小拇指〃喻指陈寅恪和自己,是同样的情怀与敬意。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授课,都是当之无愧的联大翘楚。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十二年,是陈寅恪学术功力全面爆发的〃黄金时代〃,他一生著文约百篇,其中一半以上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到了云南以后,由于藏书被焚或被窃,陈寅恪只能以手边残存的眉注本《通典》为蓝本,凭借过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本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期间又遭日寇烧毁,但仅从由其旧稿拼凑而成的重庆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来看,亦足可见陈寅恪在文学、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他比汉、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们,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13 。
陈寅恪上课,自成风格。假如你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见到他行色匆匆去上课,不用开口问他〃今天讲什么〃,只需要看他肩上挎包的颜色就知道了。黄色的代表要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蓝色的则代表要讲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第56节:偶像陈寅恪(8)
和刘文典一样,他上课声音并不大,习惯于平铺直叙,习惯于引经据典,但精彩往往就闪现在这有意无意之间。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光是为了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字,就足足讲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学术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也不敢随意走进他的课堂。
相同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与行为主张,让刘文典与陈寅恪英雄相惜、互相推崇。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多次在课堂上跟学生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喜欢用这句话作为〃《庄子》研究〃课程的开场白。说得台下的学生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教授挺谦虚啊,没料想到,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那也没有人懂!〃
刘文典之所以有这样的胆识,是因为就连被学术界公认为大家的陈寅恪,都不止一次肯定他在《庄子》研究方面的成就。因而,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又听到刘文典的另一番〃疯人疯语〃:〃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这番话曾经被认为是后人杜撰的,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必雨却在一篇文章中澄清了〃两个半教授〃的真实版本: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台下的学生虽然都是初来乍到,但很多人刚进校门就不止一次听说过刘文典这个名字,都已将他当成传奇般人物崇拜向往。没想到学校第一次活动,就能见到这位〃真神〃,学生们都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这位名教授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惊世骇俗之语。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刘文典虽然没有明说另外一个真正懂《庄子》的人是谁,但大家的心里都已不言而明:就是他老先生自己!14
这是李必雨亲耳聆听到的刘文典发言,尽管细节可能会因时间久远略有差异,但整体上的意思应该是不会错的。何况,对于一个大学新生来说,第一次遇到大学老师就是如此狂放不羁、豪言壮语之人,相信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将是永不磨灭的记忆。
按照刘文典的个性,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小菜一碟。1923年,在完成《淮南鸿烈集解》并得到胡适的高度赞誉后,刘文典校勘诸子百家典籍的信心更足了。于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了《论衡》的校勘,弄出了〃自信是《论衡》的最完善的本子〃,但商务印书馆对这本书的销路却〃极为怀疑〃。万般无奈之下,刘文典只得给自己的〃人生导师〃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够帮助他协调出版或者寻找新的买家。
第57节:偶像陈寅恪(9)
在这封信里,刘文典第一次向胡适透露了他准备校勘《庄子》的宏大计划:〃《庄子》这部书,注的人虽然很多,并且有集释、集解之类,但是以弟所知,好像没有人用王氏父子的方法校过。弟因为校《淮南子》,对于《庄子》也很有点发明,引起很深的兴味,现在很想用这种方法去办一下,也无须去'集'别人的东西。只仿照《读书杂志》的样儿,一条条的记下来就行了,有多少算多少,也无所谓完事,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做法,你要赞成,弟预备等书债偿清之后就着手了。〃
从刘文典与胡适来往的书信看,胡适对他的这一研究计划表示了支持,并给他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引用了《庄子》〃至乐篇〃里的部分文字,说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刘文典刚好正在潜心写作《庄子补正》,遂将〃至乐篇〃里的文字重新考订了一番,〃稍稍可读〃,但仍是〃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必欲求解,势将流入穿凿附会一途〃。由此可见,刘文典后来夸口自己是古今中外真正懂《庄子》的唯一一人,并非完全〃无厘头〃。
本来以为校勘《庄子》是很轻松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一工作却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先是回到故乡筹办安徽大学,后则回到清华大学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直到长子刘成章因病早逝,刘文典为了转移悲伤,才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点校〃齐彭殇,等生死〃的《庄子》。没过多久,抗日战争爆发,刘文典什么都没带,只将《庄子补正》等尚未最后完成的书稿塞进一个蓝色包袱,到了云南。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最终完成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书稿。在此之前,他所写的《庄子琐记》被收入1928年出版的《三余札记》中。相比之下,《庄子补正》更像是一部〃冥思研索〃的巨著,收列《庄子》内篇、外篇、杂篇的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以历代《庄子》重要版本为校勘基础,广泛征引了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奚侗、俞樾、郭庆藩、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古今知名学者的校勘成果。在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后,刘文典曾言明写作这本书的标准:〃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15 可以说,《庄子补正》是刘文典一生用力最多的校勘著作,亦最被世人所看重,是至今所有治国学的人都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顺便插一句,时间的轮盘转到21世纪初叶,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一位英姿飒爽的〃国学女将〃于丹。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解解读《论语》的心得,一炮走红。2007年春节期间,她又披挂上阵,高擂战鼓,用成功学的方法解读《庄子》,据说一部书稿就卖了几百万。但尽管于丹再红,她都没有忘记向刘文典这位大师〃讨教〃:在她〃天价书稿〃的参考文献作者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庄子,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自矜为〃古今唯一懂庄子〃的刘文典。
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却真实地凸显了《庄子补正》持久未变的学术价值。刘文典本人对于这部著作也相当满意,除了在西南联大开设相关课程向学生讲解他的研究成果之外,还专门将这部书稿送给陈寅恪先生审读分享,得到由衷的肯定。陈寅恪平生阅人无数、读书无数,从不轻易夸赞别人的学术成就,但对于刘文典的这本《庄子补正》,却另眼相看,褒奖有加。1939年11月,尚处于颠簸流离状态的陈寅恪欣然为《庄子补正》作序,内容如下:
第58节:偶像陈寅恪(10)
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认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
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而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
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水陈寅恪
纵览陈寅恪一生的学术交往,能够赢得他如此赞誉的,不过陈垣、杨树达等有限的几个人而已,而他竟对刘文典的著作做出〃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的评价,并认为其〃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足见《庄子补正》给他带去了多么大的学术惊喜与思想认同。
当然,陈寅恪写这篇序言,实际上也是别有所指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胡适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后,全国很快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改造古人典籍的热潮,〃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渐渐地,〃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理智的头脑没有了,大棒子满天飞,对于一切〃经史子集〃或全盘否定,或任意改造,每个人都似乎变成了金圣叹。分明是用自己的观点在注释〃天下才子书〃,还说〃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往古人的头上〃扣屎帽子〃。而刘文典实事求是、谨小慎微、有一说一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打动了陈寅恪。
打动陈寅恪的还有刘文典校勘《庄子补正》的真正苦心。在《〈庄子补正〉自序》里,刘文典写道:〃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忝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
这虽然是一段〃之乎者也〃的文字,但读起来并不难理解。在当时那种炮火连天、举国动荡的环境下,刘文典想凭借自己对于《庄子》的重新整理,突出学人名节的重要。这一点,同样是陈寅恪所看重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陈寅恪的身上,令刘文典感到钦佩的,除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还有其独立坚持的人格魅力。这也是后世学人对于陈寅恪一致敬重的根源所在。
第59节:偶像陈寅恪(11)
正如前面所写到的,陈寅恪在名节坚守上的超然,是有其家世渊源的。日军侵入北平后,他父亲散原老人绝食绝药而死,这对于陈寅恪的心灵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实在此之前,陈寅恪就已经表现出对学人名节的独特见解。1927年6月2日,陈寅恪的清华同事、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两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仁一致推举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王国维为何而死?当时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被罗振玉逼债,有的说是因为丧子之痛,有的说是缘于苦病厌世,但陈寅恪凭借与王国维的交往,断定他是死于名节。当时北伐军即将攻入天津、北平,溥仪虽然早就不是皇帝了,却一直住在天津,依然享受着遗老遗少们私下的顶礼膜拜,如今一切都将成为烟云,王国维自觉唯有一死才足以谢天恩。
〃君辱臣死〃的思想虽然迂腐,但却是千古文人生存的价值。这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名节坚守。思虑良久,陈寅恪写下了一段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景仰的名句:〃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正是陈寅恪对于近世文人生存价值的重新解读与构建。
对于这一点,刘文典完全认同。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情怀,在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前的〃抢救学人〃运动中,刘文典和陈寅恪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拒绝。据说,离开大陆后,蒋介石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寅恪,但都失望而归,这成了蒋介石的一大恨事。胡适甚至都为刘文典全家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但最后却同样遭到谢绝。
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并不代表陈寅恪就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实际上,经过多年战乱的陈寅恪,此时最想做的就是寻找一个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潜心做自己的学问。他最终选择了偏于中国南隅的岭南大学。抗战前夕,岭南大学的校风就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遂进入中山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其间,北京一直没有忘记陈寅恪。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突然被斯大林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在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大量引用了陈寅恪的材料。回到国内后,毛泽东派人四处查找,终于得知陈寅恪在广州,当即嘱咐广州当局要好好优待他。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53年夏天,陈寅恪生了一场小病。住院期间,他开始关注清代陈端生的弹词小说《再生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篇气势如虹的学术论文《论〈再生缘〉》诞生了。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极大兴趣,这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山鼻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再生缘》,先后发表了七篇相关文章,似乎有与陈寅恪这位传统史学大家〃一较高低〃的意思,为之甚至不惜在一些文章中挑剔、驳斥陈寅恪的观点。
这似乎也能从另一个层面彰显陈寅恪在北京高层心目中的地位。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任主任。〃这份名单,基本上囊括了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权威人士〃16 。但是很明显,这个名单上还缺少一个不容漏掉的名字:陈寅恪。
第60节:偶像陈寅恪(12)
自1953年开始,不断有被陈寅恪称为〃北客〃的昔日同事或学生,借〃路过〃广州而专门登门拜访,劝说他到北京任职。有消息说,郭沫若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准备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其中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位置就是特意给陈寅恪量身定做的。
1953年11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信件,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南下广州劝说昔日恩师陈寅恪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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