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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碰壁的革命苦行僧
　　一堆堆深灰色的迷云，低低地压着大地。无情的秋天剥下了树木美丽的衣裳，它们只能光秃、阴郁地站着。



　　秋雨不断打在陶成章的脸上，他却不曾放慢脚步。腰束麻绳，足穿芒鞋，在他身上和脸上却没有显出丝毫的颓废和丧气。



　　陶成章，曾用名汉思、起东、志革、巽言，绍兴会稽陶堰西上塘人。幼时虽家境贫寒，然隐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六岁入本村陶氏义塾读书，十五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他渐萌革命思想，欲改革封建专制。父陶品三惧祸，多次告诫之，然其志不变。



　　而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陶成章忧心如焚，即定下从戎之心。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曾两次赴京拟刺杀慈禧未果。其后，陶赴奉天、蒙古等地察看地势，以为进行之计。归途中，道经徐州，经费缺乏，步行七昼夜，几至饿毙。



　　一九零年，陶再次北上谋刺，亦未果。八月，得蔡元培之助，东渡日本，入清华学校，数月后转入成城学校，在陆军班中勤奋砥砺，成绩优异。留学生监督探知其有反清之志，遂于一九零三年设法诳其归国，取消其留日学籍，然其革命之志愈坚，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苦，四至杭州老家而不归”，积极联络各地会党，以谋起事反清。



　　尽管现在的陶成章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统治的政权”，但在他身上，有着当时许多革命者的缩影，他们宁肯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开温暖的家庭，抛却个人的幸福，而选择了一条困苦艰险荆棘丛生的革命之路。



　　革命在于力行及实施，这也是陶成章的主张。从他的经历和行为来看，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清教徒和苦行僧而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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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客来茶馆，生意很冷清，可江湖人都知道，这个茶馆乃是帮会中人用来联络接头，或是外来人前来挂牌的所在。江湖中人，初到一陌生地界，不了解当地帮会情况，更不知该码头老大是何人，如何探寻同帮呢？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宜公开暴露帮会成员身分的，当然，也不便四处打听。要联络接头，就得先到码头茶馆挂牌。挂牌，就是在茶馆内，出示帮规的动作，讲出帮规的语言。



　　陶成章风尘仆仆，走进了茶馆，落坐之后，招呼道：“堂倌，泡盖碗清茶。”



　　茶馆堂倌愣了一下，看了看柜台后的掌柜，得到其点头示意后，马上送上一盖碗泡好的绿茶，仔细注意着陶成章的举止和话语。



　　陶成章轻轻将碗盖取下，放在茶碗左边，茶碗盖顶朝外，盖底朝里。堂倌面无表情，伸手递上来一双筷子，竖放在茶碗右铡，陶成章立即将筷子横摆在茶碗前面。



　　掌柜的慢慢从柜台后走了出来，一抱拳，对陶成章说道：“敢问，你是何方老大？”



　　陶成章恭敬地起立，回答道：“不敢，只是沾祖师爷的风光罢了！”



　　掌柜的继续问道：“贵前人是哪一位？贵帮是什么帮？”



　　陶成章回答道：“在家子不敢言父，出外徒不敢言师，敝家姓陈名叫上江下山，是江淮四帮。”



　　双方这样对答之后，便知道大家都是帮中人，但彼此之间的问答，却还没有结束。掌柜的要知道更详细的资料，便问道：“老大顶哪个字？”



　　陶成章答道：“头顶二十世，身背二十一世，脚踏二十二世。”



　　掌柜的点了点头，在陶成章对面坐下，开口说道：“不知老大是途经敝地，还是要另开码头？”



　　“在下久仰和义堂赵山主威名，特来拜见。”陶成章如实答道。



　　掌柜的闻听此言，脸色凝重起来，上下仔细打量着陶成章，半晌才不冷不热地说道：“此地已非和义堂所管，老大请先吃饭，详情呆会儿再说。”说完，他招呼堂倌按照规矩招待陶成章，自己转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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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正是晌午，太阳虽不比夏天，但也驱走了不少深秋的冷意……陶成章洗了把脸，蹲在墙边的阴影处，端起饭碗，大口吃起饭来。



　　工地提供的伙食相当不错，杂粮面馒头，有油星的菜汤，这对前来干活的工人来说，实在是难得的美味。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工期要求十分严格，完不成就要扣工钱。



　　今天是礼拜天，很多爱国学社的学生都来勤工俭学，推砂子，搬砖头，听说只干这些零活，一天挣的钱也比真正的工人多。而自从蔡元培加入复兴会之后，爱国学社便退租了房子，搬到了这卢家湾。



　　“这些学生娃去吃饭喽！”一个工人望着学生们的背影，万分不舍地将汤碗里的一小块肥肉夹进嘴里，细细咀嚼。



　　“挣的比咱们多，吃的也比咱们好。”另一个工人轻摇着头羡慕地说道：“我见过，一个铁盘子里有白米饭，还有好几个菜呢！”



　　“还是读书好啊！”不知是谁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一个监工走了过来，冲着陶成章招了招手，陶成章赶紧放下饭碗，跑了过去。



　　“陶哥，咱们现在就去见龙头，记住，可千万别说是我带你来的。”监工嘱咐道。



　　陶成章在江浙四处奔走，联络会党，反抗清朝。其他地方还算顺利，却在茶馆里碰了一鼻子灰。也怪他选的时间不好，赵镜湖在狱中“畏罪自杀”，和义堂在打压下已成瓦解之势，对他这个突然到来的外人自然警惕万分拿了点路费就把他给打发了。



　　遭到挫折后，陶成章又抱着一线希望来找兴义堂，却意外得知兴义堂山主金三爷基本不管事情，而香长李亚溥下海开公司，弟兄们大多去当工人，这下子弄得陶成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就在他徬徨之际，正好碰上了这个洪门出身的同乡，央求之下，这个同乡才无奈地答应帮他与金三爷见上一面。



　　在这个同乡的引领下，陶成章很顺利地来到了金三爷在卢家湾的住处，一所绿树掩映下的二层小楼。



　　“就是这里了。”小同乡指了指，低声说道：“我得走了，你也别耽搁太久。”



　　陶成章点了点头，看小同乡走远，方才上前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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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章　志同道不合
　　上海的会党都怎么了？陶成章满头雾水、十分郁闷地被金三爷派人三言两语便给打发了出来。金盆洗手，告老休养，不再理江湖之事，这都什么狗屁理由呀？



　　其实陶成章的猜测并不准确，金三爷并不是托词拒绝，而是确实在远离江湖，且是越洗越白。名义上是青红帮大佬，黑*道势力都要卖个面子，基本没人打他的主意。入股药厂，趁着新药的再三问世，金三爷也是赚得厚利。于是，江湖上的金三爷便越来越有钱财乐善好施，越来越象民间的金大善人。而且，最近金三爷还捐了个县令，有了官身，儿子也跟着陈文强历练得不错，很快要送出去留洋。所以，他是越发得意洋洋，向着上海闻人的行列继续迈进。



　　至于金三爷为何也在卢家湾盖房建屋，自然是想着多接触些名人。卢家湾很快便有电力供应，除了洋人的地面，这在中国还是第一个地区，很多工商名人或是图方便，或是觉得这里清静，或是想就近观摩学习，纷纷购买新建的别墅区。住在这里，经常与这些名人见面，金三爷这个江湖草莽出身的粗坯，顿觉沾了些文雅之气，身份立刻提升了层次。



　　产生这样的心理，做出这样的行为，其实都是心理在作怪。读书少、没读过书的羡慕、尊敬文士、大儒，这种现象不仅在普通百姓间存在，那些粗豪的草莽也很普遍，那些想洗白、提高身份地位的黑*道人物更是如此。



　　联络会党、结拜拉拢，陶成章在浙江干得本是不错，平阳党、乌带党等都与其结好，唯独到了上海，却是一再碰壁，不知何意？



　　郁闷之余，陶成章只得暂时回到工地，干着活儿，以便混上今天的晚饭。“以革命为事”的陶成章经常“穷得不堪”，在上海一度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糊口，嗅觉灵敏的清廷在缉拿他时就有一对句：“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其实，在革命历程中，经他之手募集的经费何止千万，而他竟潦倒如此，从中也不难想见其人格。



　　可转机就在这时出现了，从不远处勤工俭学的学生闲谈中，陶成章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帮助他留学日本的蔡元培，现在就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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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入关取代朱明政权后，在长达260多年的统治中，中国社会上“反清复明”、“驱满复汉”的秘密反清斗争一直绵延不绝。清兵入关后，曾对江南地区官僚地主的反抗和具有反满意识的文人士子进行残酷打击，在浙江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吕留良开棺戮尸、捕杀曾静等事件，企图以此压制汉族反抗。所以，许多浙江人誓死要为家乡父老报仇雪耻。



　　历史上，陶成章与他同属浙江的徐锡麟、秋瑾、章太炎等人大都具有类似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还存在着帝王思想，主张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皇帝统治的政权。



　　月牙高高在上，天是暗蓝的，没有一点云。月牙清亮而温柔，把软光轻轻送到大地。有点小风，带着不知何处的花香，淡淡的飘来。



　　“什么？还建立一个帝制国家。焕卿，将万民之幸福寄望于百年难遇的英明皇帝，你是在开玩笑吧……”



　　“什么？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陶兄，多读读历史吧，想想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为何总陷入‘分合’与‘治乱’的怪圈。”



　　“哈哈，请问陶兄，光复汉室，大振国权，当以何法实现？只是推翻满清统治，便一切完事大吉，事事皆能顺畅？”



　　“君主制度不能保证永远都有好皇帝，而民主制度则可以保证人民有权让不好的皇帝下台，从而维护民众的利益………”



　　“会党虽有反清思想，但良莠不齐，很多都是作奸犯科之辈，与土匪盗贼无异。若不加甄别改造，不过是乌合之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长沙起事未动而败，便是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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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成章越想越是烦闷，一把推开门，大步走到院子当中，凝望着天空中的星月，久久无语。



　　好不容易找到了蔡元培，相见甚欢之后的交谈却并不融洽。蔡元培不仅对陶成章的帝王思想作了批驳，对广为联络会党也不是十分赞成。



　　陶成章此时还远未达到后来手定《龙华会章程》时的理论水平，他只是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四处联络会党起义，立志推翻满清朝廷。这当然有些浅薄和幼稚，甚至包括他在日本学催眠术，曾有过在北京开设妓院，把满清达官贵人都请来，席中下毒一网打尽等糊涂甚至不无荒唐的念头。



　　但陶成章六岁入本村陶氏义塾读书，十五岁为塾师。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少年时就接触新学，阅读爱国思想书籍，渐萌革命思想。虽然他的革命理论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但他确实是有学识的，不是莽汉。而且，他“性虽褊急，心实坦白”，并能够正视自己的缺点，这一点犹为难得可贵。所以，历史上，光复会人对陶成章多是敬仰有加，且“尊敬仰之为光复会继承领袖”。



　　复兴会！陶成章知道这个在日本东京宣布成立的革命团体，蔡元培也没有全瞒着他，承认自己是其中一员，并给了陶成章一些关于复兴会的宣传材料。从这一点来看，复兴会的组织纪律和发展规范确实正在深入到会员的心里，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所以，挖到筐里就是菜的扩充办法不是复兴会提倡的。先精再博，志同道合者加入，志同道不合者则先争取改变，再视情况吸收。一个团体建立之初，最忌讳的便是各怀心思，各行其是。只有精诚统一，只有保证严密的组织纪律，团体才能够发展壮大，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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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章　同样的迷惘者
　　同样的月色下，与陶成章怀有同样疑惑、烦闷情绪的还有一群人，便是长沙起义失败后，潜往上海，准备东渡日本的大批华兴会成员。



　　历史上，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这与兴中会首先从国外开始，然后再向国内渗透发展是不同的。



　　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五月，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从日本回国。先到上海，结识了包括《苏报》主编长沙人章士钊在内的大批新派人士。随后返抵湖南长沙，受聘为明德学堂教员。数月后，他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对外伪托兴办矿业，称华兴公司。



　　凭借着黄兴等人身体力行的努力，以及优秀的组织能力，华兴会迅速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成员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学堂肄业的进步知识分子。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醴陵县人）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



　　随着华兴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参加人数的迅速增加，其领导者便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准备择机发难。最后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慈禧太后70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时起事。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省城外由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向长沙进军。



　　农历八月中秋节，浏阳普迹市的牛马交易会热闹非凡。刘揆一受黄兴的委派在此主持了庄严的授将仪式，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二十支、手枪四十支、马四十匹。其时，观者如潮，大家情绪极为振奋，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即提前起义。



　　但这样大的动静，再有大量会党会聚长沙，起事的风声已为官方所察觉。当局立刻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顿时，长沙城内缇骑四出，一片恐怖。马福益走避湘西，大批华兴会成员则易装潜往上海。



　　华兴会成立之初，黄兴等人是邀请了章士钊的。但章士钊那时已是复兴会会员，基于保密原则，只能是去信委婉相拒。等到黄兴等人来到上海，章士钊请示了组织，才报出身份，并进行争取工作。



　　相对于复兴会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规范，华兴会则显出了很出不足之处。比如华兴会的主张主要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却没有细致而明确的政治纲领；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扑灭满清之意更浓，却少了之后对于国家道路的思考。



　　如果从组织的严密性来看，华兴会更是差复兴会更多。虽然现在只是管中窥豹，华兴会众人也看出复兴会在上海的势力很大，对于外人加入更是很审慎。可不象他们，扩充虽速却也败在鱼龙混杂之上。如果不是会党败类通风告密，如果不是起事太过招摇，如果——挫败之后的反思是肯定的，特别是在有了对照物——复兴会，便更是如此。



　　“驱除鞑虏，听起来声势很壮，但却把全部满人包括在内，打击面太广。更为严重的是容易使日、俄侵占满蒙寻得借口。既要造反，却又不能不讲民族团结，满州既处日、俄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人范围，西藏也几乎成了英人的囊中物。我们要振兴中华，就不能不将眼光放长远，既要看到眼前，又要兼顾将来。”章士钊耐心地解释道：“如果只为革命，只为痛快，却使国家有分裂之虞，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行严的思路我明白了一些。”宋教仁补充道：“他的意思是说：打倒满清只是手段，而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使中国富强，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



　　“钝初说得不错。”章士钊点了点头，说道：“我们要推翻的是满人贵族的封建统治，准确的定义之后，才能够有明晰的目标。排满杀满固然痛快，且颇得人心，然现时革命已非封建时代的举旗造反，若大肆宣扬，必然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