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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味沧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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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再做好人好事了。大队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揪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最初是把一些戴有地主分子帽子的人拉出来,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后来,就乱了套,只要有一点劣迹的人,都可以突然被红卫兵拉出去揪斗。
在大做好人好事的日子里,有几个光棍汉做了好人好事以后,偷偷地去和胡荣花苟合。一般说来,胡荣花好像给他们排了班次,没有碰帮的。
这一天,不知怎么啦,已经有人和胡荣花睡下,又去了一个人。这个人用约好的暗号小声敲门,胡荣花一直不开,也不答话。这个人淫心大动,急得抓耳挠腮,越是听不到里边动静越是着急,锲而不舍地敲门,后来改成拍打。时间长了,胡荣花的门哗啦开了,从里边蹿出一条汉子,拉着这个后到的人就往死里狠揍,两个人拉拉扯扯,在胡荣花门前冒着水泡的粪坑里,打成了一团。开始时,两个人都不吭声,只闷声不响地互相击打。胡荣花嫌脏,也没有上前给他们拉架。后来,也不知谁把谁打得痛苦地出了声,这架就打成了明的。正好又有做好人好事的人回来,就趁机多做了一次好人好事,把他们拉开了。两个像泥猴一样的臭人,对劝架的人都说自己是前来捉奸的。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没有人肯给他们评理,大家各自回去休息,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人们把这场发生在我们寨子里的中国人的相扑运动,当成笑料说了出去,很快传到了大队部。支书刘庆典和其他几个领导,以及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觉得这么胡闹,尤其发生在革命深入进行的时期,很不像话,就决定煞一煞这股伤风败俗、干扰革命运动大方向的歪风邪气。于是,红卫兵组织就首先拿胡荣花开刀,把她拉出去游街示众。人们敲锣打鼓,前后簇拥,让胡荣花戴了一顶写着“破鞋女人”的高帽子,胸前挂了一串子破鞋,脖子里拴了一条麻绳,让一个孩子牵着,在寨子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游了一遍。
当天晚上,早已没有廉耻心的胡荣花,却忍受不了这番污辱。她在外边被牵着游街时,一直高昂着头,目光直达天边。回到家里,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唱着小曲儿,先将孩子们哄睡了以后,烧了一盆热水,把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抹了一身相好们送给她的防止蚊叮虫咬的花露水,换上了多年没有穿过的与孙满仓结婚时的新衣服,嘴里念叨着:“满仓啊满仓,我要找你去了!”站在小凳子上,把那条牵过她的麻绳搭在梁头上,拴着了脖子,两脚一蹬,把小凳子踢翻,“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断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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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1)
胡荣花被贵亭叔他们从梁头上卸下来时,衣着整洁,舌头也没有像其他吊死的人那样伸在外边,灰白的脸色清秀安详。多年以后,人们还说,真是奇怪,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看的“吊死鬼”。
尸体停放在院里她的那两个相好打过架的粪坑前面,用一条新的花格子土布盖着。寨子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全来了,看着凄凄惨惨的两个孤儿,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无不动容。妇女们对这个“大众情人”、她们眼中的“瘟神”,早已丝毫没有了往日的嫉恨,人人掬满了同情的眼泪。只有那些斗过她的红卫兵躲得远远的,仿佛做了一件亏心事儿。
贵亭叔组织了八队的劳力们,七手八脚地把胡荣花与孙满仓合葬在了一起。然后,两个孩子的安置,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事儿。元叔的母亲让元叔去给队里的领导们说一说,情愿领养这两个孤儿。贵亭叔说,只要有人出面,就是一种善举,让元叔一家领养,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谁知给孙二孬一说,他说什么也不肯去元叔家。他说,自己已经十二岁了,完全可以照顾妹妹,一定要自己过日子,不给别人添麻烦。其实,这小子有一个不肯说出去的小心眼儿,就是嫌元叔家是地主成分。看他的态度这么坚决,队里的干部只得作罢,不再考虑他们的安置问题。虽然如此,孙二孬还是对元叔一家心存感激。多年以后,他从外地回来,总是要到父母和元叔母亲的坟上烧纸,还出钱治疗元婶的大病,对元叔在大学读书的孩子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刘八爷在忆苦会上所说的六队下粉条的院子,寨子里的人都知道。在寨子的西南角,有一处大院子,既是六队的牛屋院,又是六队干部的队部。院子很大,历年来,到了季节,都要在这里下粉条。下粉条的主要原料是红薯。
那年月,我们这里秋季的农作物主要是红薯。因为红薯的产量高,一亩地可以刨上一万多斤,作为肚皮的填充料最为合适。第一场霜冻来临时,红薯叶子一夜变成了黑色,红薯停止生长,就到了刨红薯的季节。红薯是不能直接交公粮的,必须分给各家各户处理。家家户户都打有储存红薯的红薯窖,就是在家里或者一块空地上,向下挖一个两三尺深的直筒,然后再向下留两条腿,分别向两边开肚,掏出可供储存几千斤红薯的空间来,把刚刚刨下来的新鲜红薯轻轻地排放在里边,平时吃多少就捞出来多少。那几年,由于饿怕了,群众种红薯的积极性很高,有了它,一冬一春人人可以吃饱饭。大家说:“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分红薯时,社员们把眼睛瞪得很大,一直紧盯着保管员的那杆秤,因为分到手的红薯,品质有好坏之分。一块地里的红薯,也不太一样,涝洼里的红薯,肯定不好吃,还有那些筋筋渣渣的小红薯,大家也不喜欢要。有一年,队里刚下来的两个省会的知识青年,因为分红薯,闹了一个大笑话。原来,生产队里为了照顾这些从城里来的洋学生,专门挑了一些大一点的红薯分给他们。他们拿回去后,不知道破开蒸煮,烧火蒸了很久,还没有把红薯蒸熟,就去找贵亭叔闹,说给他们分的是“老红薯”,不好弄熟,坑了他们。贵亭叔听了,哭笑不得,也让别的群众乐得前仰后合,成了多年的笑谈。
在那些年里,不仅群众喜欢种红薯,上级领导也很重视红薯种植。他们号召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推广了许多新品种和新种植技术。新品种最多的是“山农一号”,这种红薯产量高,皮色深红,内瓤较面,甜度也不低。还有一种红瓤红薯,我们叫做“里外红”,水分较多一点,也挺好吃。当然,红薯的口感好坏,还与土壤有关,沙壤地里的红薯,比黑油地里的红薯好吃得多。而且刚刨下来的红薯,还没有充分糖化,性子暴,不好吃。晒上一晒,干皮一点,外瓤软、内瓤面,香甜可口。做法上也有差别,烧烤的比蒸的好吃,蒸的又比煮熟的好吃。红薯这东西,吃多了伤胃,吃红薯的这一代人中,许多人都犯有“沥心”的毛病。吃了红薯,就从胃里往外泛酸水。现在,人们把红薯当成了稀罕物,我们县有一任县委书记,说过一句大实话,道出了怕吃红薯的心理。当宾馆老总请他品尝鲜美的红薯时,书记风趣地说:“算了,我就是不想吃红薯,才出来当干部哩。”
红薯的种植技术比较简单。在我们那里,一般是到了春天,生产队里把留下来的红薯种,排在筛得很细的牛粪池子里。牛粪这种东西既有养分,又升温快,很适宜红薯芽子生长。一天浇上两遍水,十几天就催生出一池子茂密的红薯芽子。红薯芽子长到五六寸高时,拔下来,就可以栽到早已挑好垄沟的地里,这叫做“春红薯”。待这些春红薯拖了一尺多长的秧子后,挑一些秧子剪下来,又截成小段段儿,仍然可以扦插在地里,叫做“晚红薯”。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这样种植红薯。
后来,上级从山东搬来一种新的种植模式,是把一些小红薯直接埋在地里,叫做“下蛋红薯”。这种种法,在母红薯下边直接接了许多小红薯,产量确实可以翻番。群众怜惜红薯种子,觉得这种方式太浪费,舍不得这么种。上边就提出响亮的号召:“种好麦稻蛋,埋葬帝修反!”把种植“下蛋红薯”提升到了政治高度。但是,无论上级怎么提倡,我们那里的老百姓就是墨守成规,要不是上边强压硬逼,恐怕一亩下蛋红薯也没有人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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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2)
然而,交公粮是有任务的,国家征购的不只是粮食,红薯干也可以折合成粮食交售。每当刨了红薯以后,群众留够装红薯窖的,剩下的就地切成红薯干。切红薯干的工具是一块木板,一头刻出一个槽,钉上一片钐刀,只要拿着红薯在上边用力推,就可以擦出红薯片来,当然要小心伤了手掌。后来,有了一种手摇的、铁圆盘上装有三片刀片的切红薯片机,工作效率比木板切片工具高不了多少。红薯切成片以后,撒在地里,摆成一片白花花的,如果有风,有太阳,两三天就可以晒干了。就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半干的薯片就会发生霉变,这是最令人懊恼的事情。要知道,红薯干也是人们最需要的粮食啊。队里要逐户收一部分上缴,自己家里也要留下一些作为口粮。
红薯秧子其实也是一种财富。红薯叶子可以拌面蒸蒸吃,干了的秧子可以用来喂羊、喂牛,家家户户都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挂在没有树叶子的树杈子上,各家门前的树上,都挂有大团大团的红薯秧子,群众用这种简易的方式,把红薯秧子储存起来,当做冬季的牲口饲料。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雪,黑团团的红薯秧子上边,蒙上很厚的一层白雪。小宝奶奶帮助小宝爹在树下拽一些红薯秧子喂羊,上边“扑扑”地落了小宝爹一脖子雪,小宝奶奶一边帮小宝爹扑打着雪,一边嘟囔着说:“唉,要是六○年有这些红薯秧吃,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哪!”
小宝奶奶的叹息说的是一个真理。吃,无论到任何时候,永远是人类及所有动物的第一需要。现在的人,讲究的是阳光、空气和水,把食物似乎给当做小数点后边不需要精确的数字,给忽略不计了。可生在杜小宝以前多少时代的人,对食品顶礼膜拜,长大以后的杜小宝,想起这些就揪心地疼。他记得,七太爷在喝饭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把碗再刮一刮吃掉;奶奶也在有时候,煮的饭少了,自己只吃一碗,吃完后在碗里舔一舔,舔得干干净净的。奶奶不仅舔碗,就连吃红薯时,也从来不剥皮,他们家的那条瘦狗在奶奶吃饭时,就不到奶奶的跟前,只跟着小孩子们拾红薯皮吃。
1958年全民过大集体生活,吃食堂饭的时候,家家户户不允许再做饭吃。刚当上大队民兵营长的刘庆典血气方刚,带着一群纠察队员挨家挨户搜查,谁家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动烟火,就把这家的主人弄到大队里“炒铁蛋”。“炒铁蛋”是当时人们发明的一种斗争人的方式,让被斗的人站在中间,一群人围着前后左右地推搡。到了杜小宝家时,小宝三岁的小妹妹小朗,正在吃一块玉米饼子,听到人声,“刺溜”一下钻进了里屋。在搜查的过程中,简直吓坏了小宝的妈妈,小宝妹妹小朗一直贴着墙根站着,瞪着一双黑黝黝的小眼睛,跟着这群如狼似虎的人转。纠察队员们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一窝蜂地转向了另一家,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小宝妈妈把小朗拉了出来,小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从胳肢窝里把那块小小的饼子交给妈妈,说啥也不吃了。
美食
六队的粉坊,是一年一度到刨了红薯以后才开张的。具体的做法是,队里留足了群众的口粮,把多余的、刨伤了的、个子大的红薯全部拉到了粉坊院子里。开始打粉前,劳力们抬着红薯到河里,把盛满红薯的筐子放在水里,用破笤帚把子,使劲地捣,捣去泥土,也捣去了一部分红皮。又抬回粉坊院子里,用石碾或者石臼破碎,对上水,放在吊单里反复冲吊,好像吊豆腐一样,流下来的红薯汁液,经过沉淀,就澄出了粉芡。这些粉芡用吊单包起来,成了四五十斤重的粉蛋。
做粉条时,最累人的活儿是和粉面,一群壮劳力围着一个大缸反复捶揉,把粉面和成很筋的粉面浆,挖出一团就可以下粉了。
在一口开水大锅处,粉匠站在锅台上,拿一只下面钻有指头粗细几个圆孔的大瓢,在上边不停地捶打瓢把子,银丝一般的粉条就顺势流在了大锅里。站得高一点,下出的粉条就细一些。一边另有人把煮熟的粉条捞出来,用一根竹竿挑着,找地方晾晒。每打一瓢,就完成一扇粉条。
下粉条一般是在下午进行,因为下好的粉条可以通过夜里冻成一块儿,第二天,敲打一下,把掬出来的冰敲掉,粉条就更加容易晾干。
近水楼台先得月,下粉条的人可以先吃到新鲜的粉条。在锅里剩下的碎粉条,他们捞出来,用清水漂一漂,加上蒜汁、辣椒糊就可以食用。每个人都可以吃得饱饱的。
用红薯粉芡做成的粉条发黑,人们发明了一种办法,在做粉条前,先把粉蛋用“龙黄”(硫磺)熏蒸一下,这样做出来的粉条发白透亮,很好看。其实这样做,降低了粉条的质量,吃起来还有一种怪味,要是现在,食品卫生部门肯定不允许这么做。但在当时,这种做法却很普遍。六队的粉坊是他们的副业,正如六队里群众说的,“货卖一张皮”,白粉条确实比黑粉条好销售一些。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食品叫热豆腐。每当到了年下,“二十五,磨豆腐”,一盘水磨几家轮流磨。流下来的浆就用吊单吊出豆汁来,放在锅里煮沸。煮豆汁的时候,豆汁上有一层沫,可以用油渣子和黄豆秆灰掺在一起,熬成“煞沫油”,泼在豆汁上边,豆沫就去掉了。熬开的豆汁,起在培有热灰的瓦缸里,一边用一个长柄勺子向上提豆汁,一边把按照比例调和的石膏水朝沸头浇上去,再少搅几下。这个过程很有技巧,因为搅的时间不可太短,太短了豆腐太嫩,不容易出浆,太长了,豆腐变老,出不了多少。焖上一会儿,用筷子扎上去直竖竖地不倒了,就可以起出来压成豆腐。
在做豆腐这一段时间内,小孩子们一直在等待,可以有三个机会解馋,先是洗刷烧豆腐汁的锅时,锅上边没有烧糊的豆皮很好吃,可奶奶不让小宝和弟弟、妹妹们吃,说是吃这种东西“糊脑子”,影响智力发育。再就是喝豆腐脑儿,压豆腐之前,每人盛上一碗,喝个痛快。当把豆腐压上了一定时候,揭开压单,这新鲜豆腐仍然很热,切上几块,用滚刀的方式垛在碗里,加上辣椒糊就成了美味的食品,吃得满头大汗,痛快淋漓。如今,我们那一带,还专门有一些卖热豆腐的,就是这么简单地操作,简单地食用,大家都喜欢吃。
你一定又会说,怎么尽是描述这些琐琐碎碎的吃食,什么意思嘛?我得告诉你,“民以食为天”,“饱汉不知饿汉饥”。挨过饿的人,最知道饥饿是多么折磨人的滋味。在缺少吃喝的年月里,有了吃的,是多么高级的享受啊!现在的人们,已经淡化了对食品的需求,年轻人看病号,送的是鲜花。在他们眼里,食品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没有一点浪漫的情调。而许多上点年纪的人,仍然送方便面、水果和鸡蛋等食品。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依然保留着人们对食物的重视。过去人们见面的问候语“吃了没有?”比起外国人的“Hello”(您好)要实际得多。在我们那个地方,更为奇特,晚上人们见了面,相互的第一句问话是:“喝汤没有?”这说明,在我们那里,祖祖辈辈、家家户户到了晚上,有喝汤的习惯,为了节约粮食,是只喝汤面条,不吃馒头的。杜小宝他们家乡的所有人,到了外地工作的前几年,往往对生在外地的朋友、同事或邻居,晚上见面的问候话,仍然习惯地问:“喝汤没有?”常常弄得别人莫名其妙,自己才马上意识到,这句俗语其实并不通俗。
山恋
在七太爷失踪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马寨静夜不静,出了一件大事儿。
这一天晚上,几个基干民兵巡逻时,路过八队的麦场,用手电筒一照,发现了“敌情”,逮着了元叔和凤姑。他们两个半光着身子,躺在麦秸堆里###,凤姑发出痛快的###声,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被一伙人抓了个现行。元叔和凤姑又冷又怕,哆哆嗦嗦地被民兵们推推搡搡地抓到了大队部,治保主任张群柱草草地审问了一番,因为凤姑是支书刘庆典的堂妹子,又是一个脸皮特别薄的女孩子,就先把她给放了,留下元叔反省写检查。
这个晚上,凤姑她妈哭着要上吊,寻死觅活,把凤姑她爹吓得要死,凤姑的两个弟弟急得要死,凤姑她妈才没有死成。凤姑捂着被她爹扇得红肿的脸,只是躲在自己的闺房里痛哭。后来,凤姑她妈折腾够了,没有气力了,不再哭闹了。凤姑却喝下了打棉花的农药“乐果”,等家里人发现时,她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一家人赶忙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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